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4:13

第三章　烽火晋东南 
<center>1．“读书救国”的幻灭</center> 
<center>随顾颉刚参加西北教育考察团</center>     燕大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后，我不愿去绥远傅作义处工作，向校方提出愿继续留校。 如今自认为大事已定，就参加了北平各大学教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去绥远参观。此团缘 起有一段经过，我听顾颉刚先生谈，有位段绳武先生招募河北移民在包头、五原垦荒已 十年，他自然是受山西派（阎锡山当时统治山西、绥远，傅作义原为阎系）的支持。这 位段先生为了扩大及巩固他的移垦计划，在北平组织西北移垦促进会，参加的有梅贻琦、 张荫梧、顾颉刚、杨钟健、徐炳昶、刘治州、张星烺等教授、学者，并推顾颉刚为理事 长。由此会发起组织西北考察团，以考查绥远抗日和移垦事业为号召，参加者数十人， 多为各大学师生，我想利用此暑期到西北看看，随团于6月底乘火车去归绥城。     车出长城奔向西北草原，在大同住宿一夜，受到当地政学界欢迎，参观了大同的九 龙壁，比北平北海的还大些，但为附近泥土污染淹没底部，不为当地人重视。大同石佛 因时间关系没有去参观，甚为遗憾！燕京同学中有读社会、新闻系的邀我夜间去作社会 调查，走向大同夜间小肆，灯火处处，有卖各种小吃、小摊贩摆有各种杂品、街道狭窄， 但颇繁盛，人肩拥挤，间有穿花衣服的妓女拉客。过去虽听说过妓女拉客，现在亲眼目 睹，很为惊讶。这一带是大同的贫民住所，也是无所不有的罪恶之区，官方接待人员是 绝不会带我们来看的。大同之后火车驰向归绥，沿铁路两侧有很多田地遍种大而美丽的 花朵，红黄白紫，非常鲜艳，问车上列车员，才知那是鸦片烟开的花，叫做罂粟，结果 后即为烟土。整整一天，列车奔驰在罂粟花田地中，令人惊诧。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 怪的，无论绥远官方，或地主都以种大烟赚钱。据说这还是阎锡山的一个政策，作为生 财之道，但他不许山西省内种烟土，他要保护他的根据地。而在绥远大种其鸦片，所以 绥远本地人很反对他这个政策，我们到归绥后，参观了大招。舍利图招，往北翻大青山 去土默特旗政府蒙古包游览，渡黄河访昭君墓地。墓地已湮没不堪辨认，我当时相信毛 延寿画丑像之说，为昭君不平。读历史时，对汉朝和亲行动我不赞成，认为是民族的耻 辱，非常欣赏唐人戎昱《咏史》一诗：     　　　　　　　　　　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　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　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　谁为辅佐臣     我同一两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在指定的荒堆上凭吊千古和亲佳人王昭君，不免 触发思古之幽情。接着参观了伊克昭盟王府，王府在那茫茫沙漠里，俨然画栋雕梁，一 大建筑群，时小王爷不在，据说常住北平，由其总管接待，府内庭院幽深，还有花园树 木。府外只有一条破旧小街，不过三、四十户，据说是为王府当差服役的小市集。这是 我第一次进入沙漠见到蒙古王公的府邸。     归绥住了三天，即乘车去包头，车沿大草原行驶，北面是大青山脉，南是黄河，草 原一望无际，公路就是草原略加整理而成。我们坐在车上领略大草原风光，看见蓝天白 云的天空下，远处有牛羊群蠕动，真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感。面 对这古代兵战之地，想起《吊古战场文》的词句，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今日这浩瀚大 平原又将临新的侵略者的蹂躏，心中很不是滋味。到了包头后，就知道北平发生了芦沟 桥事变，顿感到国难当头，无心参观，大家聚议怎么办？议论一阵，宣布考察团解散， 各人自定行止。我与几位北平有家的同学及北平大学学生一同急急返回北平，怕迟了铁 路切断归不得了。     返回燕京校园，人已走空，只剩下校工及少数学生，本来正值暑期，又兼日军炮火， 当然留校人不多。我们当时以为这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日本人不会来搅乱，学校大门关闭， 门外即有日本军队炮车轰轰而过。听说29军抵抗很英勇，在宛平、北平城郊打了几次胜 仗，大家高兴欢呼，为29军募捐慰问。不到一周，忽然日军飞机以燕京水塔为标示，飞 机直冲水塔西折大炸西苑中国驻军及营房，我们在校学生尝到了飞机轰炸的恫吓。日机 飞得很低，不仅飞机上太阳标志甚至驾机人都可看见，一阵狂轰乱炸之后，北平宣告陷 落，29军南撤，日军骑兵铁蹄已来燕京门外巡视。8月初，北平成立了什么维持会，宣 示安民布告，由它临时维持社会治安。我就在平津通车的第二天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车去 天津，我几年来买的书籍、衣服（当了研究生后还制了两套西服）、一部照相机（那时 我已开始学照相），还有许多相片，包括我去川边、打箭炉、云南的照片，都留在学校， 从此丢失了。沿途各站皆停车，受日军检查，主要是搜查中国军队及抗日份子。看到各 站都驻满日军，日本宪兵上车检查，我们敢怒不敢言，非常恼火，只能暗下决心决不做 亡国奴，誓死要打口北平。到天津英租界住下，那时逃出来的学生很多，彼此联系帮助 去大沽口乘英国怡和船去青岛，在8月10号左右登上了英国怡和轮船。     轮船上挤满了平津逃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这是条客货船，铺位、房间很少，大家 都挤在装货舱的甲板上。我找不到坐的地方，只好同几个人坐在船的栏杆上，船在海浪 中前进，非常危险。我第一次乘这种沿海岸的外国船，看到海水碧蓝，一望无边。虽然 季节较好，风平浪静，但海水滚滚，仍然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住这种颠簸，几乎呕吐。 甲板上拥挤着尽是学生，大家在船上似乎逃出虎口，自由多了，谈笑说唱，无拘无束。 那时流亡三部曲盛行，人人都会哼唱几句，船上歌声不绝。大家也都谈到参加抗日问题， 蒋介石已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说什么抵抗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 幼，大家要救亡图存。但是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出来的学生却不知究竟将去哪里参加抗战。 有的说要去南京，有的说去济南，那里有平津学生招待处，有的要去河北内地发动群众， 众说不一。我当时抱有一种特殊心理，不愿在日本铁蹄下做亡国奴，也不愿丢弃燕京校 园那种读书研究生活，希望抗战早日胜利，我仍然回到北平去，现在的流亡只是暂时的。 我并且自视很高，认为我已是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已迈入学术专家的大门，同一般大学 生不同，我有自己走的路。     在青岛下船后，我就与平津学生分手，买票由济南下南京去苏州。我对苏州仍然很 留恋，这时，特别是“八·一三”上海已打起来了，我去苏州干什么？现在想来非常奇 怪，无非是苏州有朋友，看看朋友，具体讲就是去看看杨家。一到苏州，到处慌乱，人 心惶惶，但抗战情绪很高。上海打仗，苏州是后方，日机常来轰炸，街上管制很严。杨 公素家已搬，我找到宣叔昭家住下，经打听找到杨家，只有杨公素母亲、杨云碧和杨云 慧（她们从南京、上海回来）在家，杨公敏在上海交通大学。见到了她们时，正商议着 去哪里逃难，云碧等主张去上海租界，认为那里是在英美法等国保护下最为保险。     我在苏州住了三天，已不可能像我来时想的去苏州各地看看，只能作临别的一顾， 便急急忙忙乘火车到下关抢乘轮船去汉口。急急忙忙奔走不是我一人，大家都是一样， 都在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但远离战场是一致的。我乘上去武汉的外国船，当然也是 拥挤不堪，在甲板上找到一席之地，日机常来侦察，我看到船上挂的英国旗。我们竟然 在英国旗保护之下才避免日机的扫射，感到不是滋味。过去乘坐外国轮船多了，不觉得 有什么不妥，今天，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了，民族自尊心突然提高了，看到要受英国旗的 保护，感觉难受。在船上同几位同行人谈起来都有同感。到了汉口，找一个小旅馆住下 来，准备想想下一步怎么办。那时武汉抗战情绪很高，天天在宣传战争的胜利消息，到 处宣传中国军队的强大足以打败日本，战争速胜论的空气感染了我。但另一方面华北战 事不利，平津已失守，济南危急，听说冯玉祥为该线总指挥，竟指挥不了他的老部下西 北军，节节败下来。我9月初到汉口，慌忙间在街上遇见顾颉刚先生和潘泽彬，小潘和 我在燕京同学，他是顾先生的亲戚，我陪他们去黄鹤楼旧址和武汉大学参观。始知顾先 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请，与陶益和王文俊、英人戴乐仁，一起组织西北教育考查团， 将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考察教育和做补助教育之设计。我请求顾先生让我同行，做 一些事务工作，因为去西北也是我历来的理想，很想利用此机会继续我研究边疆问题的 志愿。顾先生同意了，写信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准我为考查团的助理员。于是在9月间 我开始了抗战中的西北之行。     我同顾颉刚、潘泽彬三人乘火车于9月23日到西安，住西安当时最高级宾馆西京招 待所。我同小潘一房，接着戴乐仁、王文俊等都来了。那时西安还是古城风貌，只有以 鼓楼为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但以东大街最为繁华，因它直通火车站。我们在西安只 去参观碑林。这是中国有名的历代书刻家的碑林，我们去看时，房屋破旧，碑林保管不 好，有些碑甚至为尘土淹没。顾先生看后非常不满，讯问管理人员，说没有经费，他们 以卖拓本为生，现在抗战更无人过问了。     那时由西安去兰州除一条西兰公路外，就只有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可通，顾先生将小 潘送往武功进西北农林专校后，要乘飞机去兰州，他和陶孟和、王文俊的行李（乘机只 许带15公斤）都交给我坐汽车带去兰州。当时的西兰公路人们称为稀烂公路，路面全是 泥土，晴天行车灰尘扬天，满身尘土，雨天最难了，泥泞路滑，客人下车推空车也难行 走。有一两天，只能在小镇上停留住宿等雨停了再行走，可是在这些小镇上居然有酒馆 技院，供司机及行人娱乐。那时乘车的人一上车一切均听司机的，正副二司机命令一切， 他们说走就走，说住下就住下，生气也没有办法。最长最困难的一段是华家岭，车行终 日，盘旋岭上，天旱、日毒、无一丝凉风，人坐车上闷气、口渴、汗流，土尘又大，真 是难过。全岭大约几十里，没有人烟，司机怕下雨抛锚，也顶着苦热将车开过了，我们 都松了一口大气。由西安到兰州公路约一千多公里，我们走了一星期多，10月14日才到 兰州。顾颉刚、戴乐仁等已去甘肃临挑河一带考察归来，我向他们谈及路上旅行情况， 顾先生以不能同游华家岭这西兰路上最高峰为憾事，而我对华家岭一段乘车经历实感不 堪回首。     在兰州我们住甘肃省教育厅设置的招待所，戴乐仁住福音堂，习惯于他们西方人特 殊的环境与生活。我在兰州除办理他们委员们交待的事外，闲余时间很多，可以漫游这 古代名城。兰州比西安小，但有特点，西北回族与内地回族不同，身体高壮，少年即长 须，三、四十岁的人皆长须满面。街上回族小店、小馆很多，而大的铺店大半是陕西、 山西人开的。兰州有名的黄河铁桥为清光绪末年陕甘总督什允光委德国商人所建，桥高 丈余，宽二丈余，在桥上一看，桥下黄水滚滚，流速很快，时有羊皮划P穿流急驶而去， 远处见有高大水车，形状如大风轮，借水力转动，灌高田、供食水，也是一奇观。     10月21日出发去西宁，赴青海考查。晨由兰州陆军运输处汽车总队长处包卡车一辆， 顾、陶、王三位和我均坐在卡车后大车框内，前驾驶室只坐司机及其副手（实际是学 徒）。经满城。永登（平番）住下，沿途见有左宗棠种植的左公柳旧迹。当时他由陕西 华县种树到新疆哈密，曾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波玉汀之美誉，现在几经砍伐， 所存无几。次日宿窑街一小学，此为甘青两省交界处。24日抵西宁，住昆仑大旅社。西 宁为青海省会，马步芳军辖地，顾颉刚、陶孟和、王文俊三人拜访青海省民政、教育厅、 参观学校。那时青海省政府主席为马麟，驻军军长为马步芳，整个青海是在回军统治之 下。27日，军部。省府派人陪同我们游塔尔寺，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著名的喇嘛庙，受到 二老爷（管事喇嘛）招待，第一次喝奶茶，食炒面（糌巴），有种特殊味道，难以下咽。 由他引导瞻仰大小金瓦寺，在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灿烂夺目，大殿里供奉佛骨塔，多 为金银铸就。又参观一喇嘛住家，较为整洁。那天有庙会，见有一些蒙古、藏人一步一 叩头，远自千里外这样磕等身头来拜佛，可见藏、蒙族对喇嘛教信仰之深。11月1日返 回兰州。这次去青海，顾先生他们考查教育，忙于参观坐谈，我唯陪同，做笔记，但我 另有感觉，抗战在青海看不见有何表现。青海为马家军回人统治，在马军长处见有新疆 来的曾闹事失败的霍家尼牙子（？音同，字恐有错）不知有何活动。而到塔尔寺后，才 知道青海省许多民族中，藏、蒙族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他们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信仰， 马家军恐难统治其心。     回兰州后，考查团已落实自己的办公及住所，顾先生他们在开会研究如何在西北甘 青省补助及开发教育事业（本来有宁夏，因抗战交通不便未去成）。顾颉刚曾叫我草拟 一份开发西北教育计划，我则从我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出发，拟定的计划重点 在研究边疆问题，这自然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意图不同，顾先生看后告诉我此计划不能 得到同意。我拟的计划中心是想在此计划下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得以在西北呆下来算是 找到自己的出路。此计划不行，据顾颉刚讲，准备用庚款在西北搞一科学普及实验性质 的事业，我在此事业中当然找不到位置。     1937年11月，南京失守，抗战处在紧急关头，由苏联驶来大“羊毛”车，实际是军 火车。前方抗战紧张，我感到读书办教育已无救国希望，弃笔从戎，才是一个青年人最 应做的事。我不甘心在兰州无所事事，乃同顾先生商谈要去武汉，另找机会抗日或做其 他什么工作，他同意后给了我路费，我于11月18日离开兰州搭乘卡车回武汉，从此离开 顾颉刚先生，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我对他非常敬重和怀念，他不但是著名学者，还十分爱护青年。他是史学家，对中 国古籍经史有极深的造诣及建树，而他对通俗文艺和边疆问题也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工 作得他指导及支持很多。解放后我去了西藏，听说他受到政府的聘请负责主持标点二十 五史，但因在藏，无法同他见面。 
<center>武汉大学生战地服务团</center>     我离开兰州时因乘车困难，搭乘一个中央禁烟委员会西北考查团五人包租的一辆卡 车，经西兰公路走了五天才到西安。在车上与他们同行同住混熟了。开始时这些人自认 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对我这学生看不起，后来却极为要好，认为我是有学问的专家。他 们知道顾颉刚，更知道中央庚款董事会，因为沾一点洋人的气味，他们对我就另眼看待。 到西安后说我们同行一道不容易，交个朋友，请我上馆子吃一顿分别酒，饭后拉我去开 元寺打茶围。开元寺在东大街，是西安公开的妓院所在地，打茶围就是去妓院找妓女陪 吃茶点，要是看中了那个妓女就可同她深交下去，要请客人朋友到她房间开几次盘子 （即摆上很多茶点）、吃花酒，然后可以同她住宿。我第一次看见和听到这些，所以跟 他们去了，我表现得很别扭，很不适应他们那一套应酬与打情骂俏，他们却是老手，一 去就热闹起来，叫条子、转条子（叫条子就是叫姑娘，称妓女为姑娘，转条子就是你看 中了那位妓女就请朋友去她房间打茶围）闹个不停，他们要为我介绍一个，我拒绝了， 一是看不惯那套，也不耻去玩妓女，再者也没有钱。他们见我有点不高兴就让我先走了， 一再说这是逢场作戏，不必认真。后来我又去过西安几次，虽说是抗战的后方，西安面 临潼关黄河日军前线，但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仍是歌舞升平，战时繁华之地，人人发国 难财、抗战财。开元寺生意好得很，那些国民党党官、军人无不去寻花问柳。西安成为 畸形发达的社会。     由西安到武汉后，先住青年会体育房里，因华北、平汉、平京路上日军节节前进， 南京失守，大批逃亡官员，政府机构、各种人士及群众来到武汉，武汉常遭到敌机空袭， 我在一次空袭中丢失了行李，急忙搬去武昌武汉大学去住下。我有几位燕京同学，其中 有位姓赵的燕京同学，他现在武汉大学寄读，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在武汉的燕京同学知道燕京大学已在北平开学复课事，它是借美国的后台不允许日 本的干涉而复课，日本也要使北平平静给人们一个它统治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假像，而让 北平各学校、商业、交通等恢复“原状”。于是有人经粤汉路由香港去天津返校，燕京 捎信要我回校办理硕士学位手续并留校当助教。这自然是我原来选择的道路，但一想在 日本统治下生活，总是有当亡国奴之感，我不愿意。要是有机会参加抗战，打回北平去 岂不更好。     正在徘徊犹豫时，遇见朱远谋，他是我们去绥远考察时认识的，是北平大学学生， 广西人，此人能言善谈，热情友好，他也住在武汉大学，积极在广西军队中找关系。他 知道武汉大学生正在原武大老同学、现任中央陆军83师的秘书谷若虚的活动下，组织一 个抗日战地服务宣传队，去山西83师前线为抗战服务作宣传工作，并知道83师隶属14军， 它们正在山西办一个什么抗战工作人员训练班。那时抗战兴起，人民抗日意识很高，各 种训练班到处都是。各地流亡学生很多，有的住在武汉大学，找机会继续读书，或者参 加抗战。     武汉形势紧张，敌机差不多天大轰炸，但武汉抗日情绪很高，大家奔走寻找抗日道 路。我在这时遇见我大哥余燕昌，他劝我回沙市家中住一时期，过了抗战再说。那时人 们都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宣传，连胜论的思想占上风。我在抗日气氛高涨的情况下，如何 能安心回家过清闲日于？我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燕京同学想去延安，他说去延安的太 多了，都要先去抗日军政大学受训，不如去临汾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那时山西是 抗战前线，八路军和丁玲领队的抗日服务团、宣传队是青年人羡慕的偶像。他们在山西 打了胜仗，极为鼓舞人心，去山西前线抗战是当时武汉的抗战青年最时髦的号召，自然 我也想去，但一听去革大还要受训，去抗大要受训，心中很不高兴，心想我研究院已毕 业了，现在抗战还要受什么训？十分反感。14军在山西赵城开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 班，到处招生，并聘请教官，谷若虚也负责聘请教官。朱远谋以北平大学生毕业生的身 份与谷联系受聘，极力介绍我应聘。这样我与谷若虚见面了。那时许多学生特别是平津、 各地沦陷区的大、中学生逃亡在武汉、西安，都极积活动要参加抗日，各个地方各种军 队都在抢人才，开办各种宣传队、服务团拉笼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式采取共产 党、八路军享名一时的抗大和战地服务团的形式。谷若虚了解我的学历后，就聘请我为 武大战地服务团教师，并推荐我为14军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这样既满足了我 的虚荣心，又满足了我的速胜论的观念，叫着打回北个去，以抗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燕 京。可见当时我对抗战的认识如何幼稚与浅薄。     1937年底，武大战地服务团出发了，他们都是青年学生，热情高涨，抱着去前线抗 日作出贡献与牺牲的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乘上去河南渲关的火车。我同朱远谋、 还有一位武汉大学姓王的毕业生三个人，作为教官身份同他们一起坐着铁门车经郑州， 转陇海路到潼关，过风陵渡，坐阎锡山同蒲路的小火车，在冰天雪地中到达赵城，住在 汾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中。这次旅行虽沿途受到日本飞机骚扰，但情绪高涨，一路抗日歌 声不断。     在赴赵城沿途的几天火车生活中，大家互相有了较多的认识与了解。这位朱远谋虽 然夸夸其谈，但他胸无多少墨水，我知道北平大学是我们所说的野鸡大学，专为混个文 凭的学校。而这位姓王的武大毕业生，比老朱高明不多少，我自视比他们要高明得多， 他们也慑于我的名牌大学与学历对我尊重，我们这一群人，有抗战的热情，却没有什么 抗战的本事。只好到了赵城再说了。     到了83师师部后，师长刘戡、参谋长魏巍及师部各处官员和各团的团长等举行了一 次见面会，也算是欢迎会。这些军官都参加过1937年秋忻口抗日战役，他们与八路军配 合作战，很欣赏八路军的民运工作，战地服务团不只宣传组织群众，还宣传鼓励战士， 使全军士气高涨。看到他们也将有战地服务团类似的青年团体，极为高兴，他们鄙视原 有国民党军队里的政训处及其政工人员，说他们只卖狗皮膏药，当官拿钱不干事。在见 面会上由魏巍讲了几句话后，即由武大的服务团表演节目，除了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抗 日歌曲外，还表演了一个活报剧《大刀进行曲》。照我看来，无论唱歌和活报剧技术都 不怎么好，但是精神很好。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4:37

<center>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center>     谁知在这时发生了问题。14军军长李默庵接受了魏巍的意见，要举办一个战地工作 人员训练班。原来中央军在忻口战役中受挫后，他们的政工工作，濒于瓦解，而八路军 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民运工作十分活跃，使他们颇为沮丧与羡慕，于是他要招收流亡学生， 经过短期训练后，帮助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和随军民运工作。以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名 义在各地招生，同时魏巍还去延安取经，会见了毛泽东、罗瑞卿、肖劲光等。     14军的招生广告在西安、武汉、长沙等地登出后，招来了北平、天津、河北、南京、 江苏、山东、山西、东北等流亡青年数百人，其中大、中学生较多。1938年初，这些青 年来到赵城，正准备开学时，听说这个训练班的名称叫做“14军军政干部训练班”，群 情大哗，认为这是欺骗他们当下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的阴谋，与招生广告宗旨不符。结果， 主管人员无奈，只好仍然宣布为“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不是简单的名称之争，而 是两种体系两种政治态度之争。青年学生们要求的是抗日工作，不是去他们军队里当官， 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八路军已作出榜样，人们是想按照那样去参加抗日的。     训练班的名称问题解决了，武大这一伙又发生问题了，因为83师要他们也去班里受 训，他们群起反对，说他们由谷若虚聘请来为抗战服务的，他们已是一个服务宣传团体， 不能去受训，否则就解散回武汉。僵持了几天，各若虚的话说尽，允许他们二、三十人 不拆散，以一个整体受训，结束后仍以一个整体回83师工作，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至于 我们三人原来就是两个身份，武大服务团的教员，赵城训练班的教官，自然地参加了赵 城14军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     14军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是军长李默庵，副主任是属下两个师长83师刘 戡，10师彭杰如，而实际主持负责的是83师参谋长魏巍。在开学前他曾召集我们一班当 教官的开过会，黑压压坐一大片，其中团级军官不少，他讲了他的办学计划与分队组织， 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无人发言。训练班分四个队，第一队成员主要来自西安，第二队来 自山西各地，第三队来自武汉、长沙，还有个别平、津、宁、沪、鲁、豫的流亡学生， 第四队以武大的战地服务团为主，兼有其他各省的学生。各队队长是军队派来的团长、 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是从西安、武汉聘请来的。我被派到第四队任主导教官，队长是 83师的一个副团长。教育长魏巍主讲“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集中各队所有学 生教官统一要听的大课。我在四队上课讲的是日本侵略历史，这本来是我专长，讲来头 头是道。而我受学生欢迎的却是述说日军、高丽棒子在北平、华北的侵略横蛮行为，我 那时年轻气盛，说话声大词快，为求同学们感动，用极为煽动的语言，激起同学们的热 情，一时颇受学生的拥护。那位队长似乎要和我争取学生，每次我讲完课后，他也借站 队受军事课的机会，也大讲其抗日战争的经过。我们同为四队的主要人员，表面上感情 很好，他以主人身份主动照顾我，暗中却各自使劲争取学生。我有较优越条件，本身就 是流亡学生，又是北平名牌大学的硕士，同学生接近既自然又亲切。     训练班招来有五百余人，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的重视。在山西前线国民党嫡系部队中 办这种训练班的当时只有14军一处。国民党内原来搞军队政工的部门和当局都非常不满， 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外，一切由魏巍按八路军方式办班，将来要代替军队中的政工工作。 在各军政训处取消后，14军的两个师留下少数原政工干部来训练班工作，他们受到学生 们的冷淡，就出现了谣言说训练班里有共产党派来的学生，但是那时共产党已是公开合 法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多数倾向于共产党，他们的谣言影响不了学生，却引起军官 们的注意。     我们四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去乡村和军队驻地宣传抗日。表演节目，其中以活报 剧《放下你的鞭子》最为士兵、群众欢迎。这个宣传队以江浙来的学生为主，他们后来 同我混熟了，告诉我他们逃亡出来沿途以演出为生，来到赵城参加训练班是来看看能否 发展下去。因为他们演出好，其中有两个女演员特别受人欢迎，10师、83师都想要。最 后卒业上前线了，他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或是他们有进步（共产党）背景不知 道，总之他们走了，离开了训练班。他们互祝“后会有期”而别。 
<center>2．从前线败下来</center>     正值阴历新年前夕，日军在山西短暂休整后，即沿同蒲路南下要打通晋南到风陵渡， 强占同蒲路的通道。训练班立即结束，组织成若干战地工作团（队）随军队去前线作战， 14军担任霍县、赵城前面韩信岭一带防务。我当时被分为83师战地工作团副团长兼第一 队长长，团长是谷若虚，他带着他的武大宣传队去另一个团随军工作。我带着三十几个 学生去韩信岭附近一个村子住下，找到军队的团长，他说要打仗，“你们住在这里搞宣 传服务工作吧。”     我那时带领三十多个学生，要上前线打日本，情绪高涨，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宣 传，速胜论思想占主要地位，在开会时高喊“打到太原去过年”，“打回北平去”的口 号。到了韩信岭附近村子里，住在一个庙里，分配队员去各村调查情况，宣传抗日并找 村长头人组织群众为打日本服务。头几天的活动，队员回来报告说群众根本不知道抗日 战争这回事。山西多年在阎锡山封闭下，采取尽民政策，见到军队就害怕逃走，我们正 计划如何在这里向附近的群众做工作。前方战事吃紧，已听见大炮声，有少数伤兵下来， 讯问之下，说日军已占领韩信岭，我军已撤走。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下，派人去联系 根本不知去向。这时日机已来侦察，又听到机关枪声，一位伤兵说你们再不走，就要当 俘虏了，于是我们急急忙忙撤走。大亮时赶到赵城，谷若虚说军队已翻霍山进入山区打 游击，正面沿铁路一带已让日军占领了。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向霍山前进。霍山是晋南 汾河平原靠东一大山脉，山高林深，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晋国有名的大山。我们爬了一整 天，到晚才走到山中一小镇北平镇。到处是军队人马，睡的满街都是，老百姓见来了这 么多军队都跑了。没有吃的，我们只好用钢盔炒黄豆充饥。第二天见刘戡和魏巍，他们 说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要占风陵渡，我们已无后方供应，只好在晋东南打游击，分配我 们队随一个团去安泽县古城附近一带活动。     我同队里的学生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印象太不好，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卖 狗皮膏药的，根本不关心我们的生活。大家要求不同军队在一起，为他们服什么务，我 们队自己干。我们队开到安泽县山区高庄后住下来，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办。     我这个队大部分来自天津、江浙和山西本省，大学生有天津南开的夏讷，其余多是 高中、初中生，有三四个女生。沈承恒。陆秀云是江苏无锡的，她们亲如姐妹。这些青 年凭着抗日爱国热情，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救亡图存，每人每月发的生活费15元，仅 够食用，生活艰苦、工作积极。     进入山区后，93师与10师中央军因风陵渡被日军占领，切断后方，部队给养困难。 山区老百姓见来了军队，害怕都逃跑躲起来，是我们工作队到处找到他们，宣传抗日道 理，说中央军公买公卖，劝他们回村拿出粮食（小米、白面）、食物、牲畜，替军队解 决了困难，这样，那些军官士兵才对我们另眼看待。但是也发生军队司务人员买东西少 给或不给钱的事，再有一些军官看中我们队里女队员，常来纠缠，这些引起我们极大的 反感，在会上许多人反对与军队随行，要求我们自己抗日。我觉得跟着部队走不是办法， 他们要打仗经常移动，我们除了作为附属员，不能发挥力量，提出在高庄多住一些时间， 发动、组织群众，作为抗日的后方。     日军南下攻人安泽县城后又撤退，83师师部进入安泽县城，我翻过两座山去安泽汇 报。这时谷若虚以战地服务团团长身份兼管原来师政训处工作，我向刘戡、魏巍、谷若 虚提出我们的意见，他们同意了，让我们在高庄一带多住一段时间做民运工作。在日军 进攻时原安泽县长跑了，全县行政工作瘫痪，我们实际上代替了县区工作。     1938年4月我们就以高庄为中心开始我们初步的抗日工作。日军南下时路过高庄不 远的古城镇，烧杀抢劫，把原来繁华的小镇一扫而光，大掠而去。古城有从河南移来的 居民组织红枪会自卫，我知道这件事，派赵大斌带人去调查了解，他汇报群众抗日情绪 不错，于是我同他商量做红枪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带人去搞。我们与村长搞好关系，开 宣传会召集群众讲抗日道理，根据群众怕日本来了没办法的心理，我们提出组织自卫队。 为了解决自卫队的枪支问题，由夏讷、贺尧出面向附近石壁村姓张的大地主打主意，指 责他私藏军火，将他扣押，要他交出枪支并罚交小米几十石为自卫队用。离高庄一天路 程有镇叫曲亭，那里有盐仓，日军撤走后，当地负责官员逃跑了，一时无人负责，我们 决定动员高庄、古城一带人民去把盐搬运进山来。我们还在高庄一带恢复小学教学，由 女同志出面召集妇女开会宣传抗日并做些抗日工作，劝孩子上学，为抗日部队，实际就 是我们这个队做后勤。在古城镇做红枪会工作人员不够，因为红枪会有人被日军枪杀后 一时各村都发展起来，我们办了个训练班，召集当地青年参加，因此又吸收了一些本地 青年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高庄近一个多月的工作，能够自由地活动，主要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在我们宣 传下激起群众的怒愤，更为重要的是日军走后山西旧县政府已崩溃，新的牺盟会、新县 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这期间以中央军的身份做了这些事。这都给我重大的启发， 改变了我对抗战的想法。     我在1937年底来山西参加武大战地服务团与赵城战地训练班的想法，有速胜论的观 点，要打回北平去继续过我的学校生活，在个人前途上并没有想在抗战中搞什么名堂。 经过几个月的体验，觉得要打败日本不是件容易简单的事，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看起来很 不错，虽也打了些小胜仗，但总的不行，根本阻止不了日军前进的计划。大的战役，一 接触就溃败下来，现在日军已占了风陵渡，切断了我们后方，我们不得不自谋生路。在 高庄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把群众组织起来，组织自卫队，在日军占领不到的地方建立一个 稳定的后方与日军周旋，只要能掌握地方政权，或者与区村政权——区长、村长合作抗 日还是有办法，特别是古城红枪会给我的启发很多，认为可以掌握它为我们抗日所用。 跟着军队走做服务工作不是办法，当军队的附属物，替他们跑腿找吃的，一旦打仗他们 根本不顾我们自己走了，没有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一部分，我们何必要同他们一道。现在 想要抗日必须自己搞自卫队来干。这是我同我们队少数同学的想法。     1938年6月间，83师长刘戡升为93军军长，早在5月间他的军队在安泽县和川击溃日 军一队，打了个小胜仗，增强了他们在敌人后方抗战的信心。刘戡、魏巍就在柏子镇召 集山西第三专署薄一波、五专署戎子和专员等开会，讨论地方政府协助军队作战，并透 露了他们93军要在这一地区建立敌人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在以谁为主和军队参加地 方政权问题上发生争论。当时刘、魏都不知道薄一波、戎于和的中共背景，更不知他们 所领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政治背景，还把他们当作阎锡山旧政权一样看待。会议自然 没有结果。83师改为93军的一个师，93军成立，魏巍就把我们战地服务队召集起来开会， 讲了今后继续在敌后作战问题。我赶来柏子镇，见到全部服务团的人都到了，大家议论 纷纷，许多人要离开山西，听说黄河在垣曲一带已可过渡，敌人打了垣曲后撤走，它没 有那么多军力守住攻下的地方，只能守住同蒲路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广大的乡村仍然在 我们中国人手里。武大来的大多数都要走了，我们队里有些人也要走，其中包括沈承恒， 她与陆秀云原来如姐妹形影不离，她要走，陆己同邵大勇恋爱，俩人就分开了。 
<center>3．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center>     魏巍把在赵诚训练班的人员当作他的学生，他极力要留下这批人，作为他搞敌后抗 战搞地方工作的基本人员。他找我谈了两次话，我那时态度很明确，认识到抗日战争已 不是一两年的事，要在敌后抗战就要像我在高庄时的作法，组织群众自卫队，并以此为 基础进行抗战，不能随军队活动。如果能这样做，我就留下来。刘戡、魏巍同意我的建 议，并说他们已向山西省方面提出划分抗日据点的意见，就派我为灵（石）霍（县）安 （泽）赵（城）四县93军特派员，组织四县的人民自卫队。他们给了我一些枪支、手榴 弹和在四个县留下的人员。他们军部及军队先后离开这些县开赴南面去作战了。     我留下来搞四县自卫队，对我来说，是在山西前线搞了半年抗战思想上一个大的转 折。从93军来说，魏巍有在山西敌后搞根据地的想法，他利用中央军曾同八路军、地方 军共同作过战，想占几个县作为93军抗战的根据地。在拍子镇开会时，受到山西新军决 死队和有关专署的反对。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虽然93军南调了，他仍支持我留下搞 四县自卫队。那时，1938年初日本军队由太原南犯，打通同蒲路，占领风陵渡，晋南一 片混乱，山西旧政权、旧军队跑了，新军、新政权刚建立，在这青黄不接时，中央军如 93军钻了空子，占了些地方，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去搞四县自卫队的。     我开始做这件工作就同中央军的军官们闹了矛盾，导致我讨厌与他们来往。刘戡升 任93军军长起初还兼任83师师长，他派我任四县特派员的同时还派我为该师一个团的指 导员，这是魏巍的主意，因那时国民党军的政训处没有了，他想学八路军的政治工作， 以我当指导员来改变他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我不愿意干，一心要去搞我的自卫队，魏说 你暂时担任一下以后再说。我去了该团团部，团长原在赵城时训练班就认识，他召集营 以上军官同我见面，吃了一顿饭。次日我就动身去灵石，在途中遇见一个下士军人抢买 百姓粮食并殴打老百姓，我去禁止不行，我就将情况写信给魏巍，说不整治这种作风就 搞不好军民关系，就不利于在敌后抗战。在魏巍严厉指示下，该团长（姓展）只有“挥 泪”把那个下士（管伙食）枪毙了。这个事引起该团军官们对我非常不”满，放出话来 说我作得太过份了，干预到他们军队里的事来。我从此也就不与他们来往，事实上他们 军队已开赴晋南南边去了，结束了我与军队的这点关系。     我带了五、六个人，十几枝三八式日本步枪（缴获日军的，当时中央军一律用“中 正”式步枪）来到灵石靠近火车站约三十里的村子王庄，住在一个庙里。这里刚被日军 烧抢过，阎锡山的旧地方政府人员逃走了，日军退出住车站，只有十几人守住据点。     我们到了，村民先把村长找回来，群众看见有军队来了，陆续都回村来了。看到我 们人不多，有点怀疑是否能保卫他们。我们进行宣传抗日、爱国保家道理，要他们自己 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首先是几个有钱有地的年轻人靠近我们，他们积极起来，其他青 年也就跟上来，由一位姓田的地主儿子，据说在省城太原读过书，他很积极地靠拢我们， 带头成立了村自卫队，一下就有二、三十人参加，由我带去的在赵城训练班学习的青年 当教官，每天操练，听我讲抗日保家的道理。这些青年热情很高，他们一再要去火车站 摸日军的军营，他们知道那个车站只有几个日本军和几个汉奸。我同意了，他们夜间去 摸了一次营，放了几个手榴弹，说日本兵同汉奸一听就跑了，他们进站拿了些军用品和 日军罐头回来，大家非常高兴，信心也足了。     我在这里住了近半月，夜间独坐在古庙佛像前，一盏青灯，照得阴阴惨惨，偶然看 见墙上画有许多壁画，其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和金陵十二钗的画，并题有诗句，读到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竟然引起我思念苏州的情绪，心中难免有点愁 感，也看见红楼梦咏惜春诗，“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坐青灯古佛旁”。     在那夜深人静，满天月色下，自己在青灯古佛旁，忽然发出了思旧情绪。不觉发出 了一声长叹，现在抗战也终非我长久之计，目前只是不愿作亡国奴，被迫从军，搞这些 人民自卫的工作，内心深处仍然留念学校及当专家的梦想。这个念头埋在我心里很深很 久。     我们来灵石这个村，刚被日军烧杀过，在我们来后把自卫队搞起来，村民都先后回 来，村长早回来了，后来区里、县里也来了人，见到我们搞人民自卫队，弄得一些青年 人靠近我们，这些山西旧县、区的人就有意见。后来山西第六专员公署和董天知领导的 决死队也来了人，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是临时性或是长期的，我说我们军队要在山 西敌后抗战，组织人民自卫队配合作战，当然是长期性的。他们就正式提出不同意，说 中央军只负作战任务，关于地方工作，组织群众工作属于山西省政府，我们搞的那一套 或者解散或者交给县区政府，更不能在村中征收粮食，捐款作自卫队用。这样我们就发 生了一场辩论。我当时不知道中共外围组织牺盟会已参加掌握了部份山西政权，决死队 中有了牺盟会及共产党的领导，把他们仍当成守旧对日妥协的阎锡山旧政府及军队，所 以不听他们的话，我行我素。六专署及决死队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发展起来，对于我们这 个临近日本车站据点的小小自卫队，虽然反对也容忍下来。     我组织好这个小村的自卫队后，就留下人和枪支，自己返回安泽县北平镇，把我的 特派员办公地设在这里，因为我还有组织领导搞其他几个县自卫队的任务。     北平镇是安泽山里的集镇，有几十家店铺，是山区人民集市贸易场所。我住下后即 去霍县视察。霍县由魏巍派一下级军官李伟去组织自卫队，虽然名义上受我领导对我也 还尊重，但实际上不听我的，他搞得急些，他住的村子，也是靠近同蒲路小火车站，日 伪军常出来，在附近村庄扰乱。他去时，山西旧政权跑了，他就在邻近车站的村庄，组 织了脱产的几个村的自卫队，带有强迫性的要求村长出粮食为自卫队用。我去时县政权 尚未完全恢复，村长们只好听中央军的话。他的队部与我在灵石搞得不同，带有军队里 的一套作风。并列队欢迎我这个特派员，请我训话。他们曾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打 击了一两次少数出来骚扰的日伪军。这一下就取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俨然成为这个村的 领导人，挂出了霍县某区人民自卫队的牌子。他并说已同山西旧政府和旧军队有过交涉。 我对他说一定要搞好群众与地方的关系，脱产的人数不要扩大，少要群众的负担等。后 来我又去安泽，因为安泽古城镇我们已有赵大斌等在那里做红枪会工作，自卫队搞得有 成绩。为了扩大影响，我们把存在高庄的盐分发给已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红枪会）和要 组织自卫队的村民。当时因战事影响，食盐困难，我们分盐的事震动很大，安泽县长对 我们提出意见，说我们乱动公盐干涉地方财政盐务。我与他讲理说这是群众在我们帮助 下从敌人那里夺回来的，那时你们地方官都去哪了，现在根本无资格讲话，他哑口无言。     我也派人去赵城组织自卫队，那里我们去的较晚，山西新政权、牺盟会已在县成立， 村民百姓听他们的，我们去宣传、组织自卫队较难。     1938年7、8月间，阎锡山在日军扰乱后撤退的城镇，以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未占领的 地方，恢复了他的势力，派来新的县长，这些县长有的是牺盟会员。群众团体原有公道 团，现在又有新组织牺盟会，有的县有商会、妇女、儿童等救国组织，再加上93军派的 工作队，为了统一抗战，各县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调解统一各方的矛 盾。因为大家都喊抗战，各派都抓政权、群众，自然发生矛盾，矛盾最突出的是公道团 与牺盟会争夺县、区政权，我们与牺盟会争群众也争村政权。因为要组织自卫队就一定 要有村长的支持，牺盟会各村有组织地反对我们搞自卫队，他们可以指挥村长、村公所 对我们不理睬，或者阳奉阴违，在霍县、灵石双方矛盾较大。安泽因我们在古城镇红枪 会中早有基础，后来的山西本省力量在群众中威信还未建立，我们占了优势。我虽常住 北平镇，但经常去这几个县解决与他们的矛盾与困难。那时共产党内提出“一切服从统 一战线”口号，我并不知道这口号是共产党、八路军提出的，我负责的几个县既没有八 路军，也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只有倾向共产党的牺盟会，我更不知道牺盟会就是共产党 的组织，因为它的力量大，又提出“一切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自然要同它搞好 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个口号是由王明提出来的，是错误的，在六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共 产党改为在“统一战线中要独立自主”。可是在当时1938年初我是不知道的，我在安泽 县搞的自卫队，虽然受到县政府，牺盟会的反对，但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下，他们 也无可奈何。四个县其实只有安泽是在县城里，保存几乎全县的村镇政权，其他三县城 国近铁路线都被日军占领，县区政府都在乡村。我曾在安泽县城的战时动员会上发表讲 话，一面说抗日的道理，一面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抗日才组织群众自卫，并不干预地 方政权。实际我们组织自卫队，它的活动、训练、给养、指挥都要牵涉村、区政权的人 事、管理和财政收支，哪能不干涉地方政权，而这恰恰是当时山西各县公道团与牺盟会 之间最大矛盾，现在我们又插了一手，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各县又出现了决死队武装， 是阎锡山的新军，其中军官多半是旧的阎锡山的老部下，而政工人员下级军官多半是倾 向进步的青年。当时我与他们接触不多，因为他们是流动作战的，只有在霍县同我们自 卫队合作过又闹过冲突，李伟带一些自卫队员同决死队的一些人摸过日本的岗哨，日军 少数人出车站来乡村扰乱，他们设埋伏袭击过，这是合作的一面。但在村里双方因收取 粮食、供给、牺盟会县长要撤换倾向我们的村长，闹起矛盾，几乎打起来。     当时武汉吃紧，山西政治形势大变，新旧势力争夺，八路军在北面五台山一带，在 晋东南长治一带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阎锡山请来共产党帮助搞牺盟会、决死队，三、 五、六专署都用上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下，山西敌后前线，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 生变化，我却一点不知道，一心只想搞好自卫队作为93军在敌后抗战的基础。93军南撤 了，北平镇一带来了西北军17军高桂滋的部队，他对我们在各地搞自卫队不理解，曾问 过我，你们部队南撤了，你们为何在这里搞自卫队。我说93军曾同三、五专署说好，以 这些地方为93军敌后抗战的根据地。高属杂牌军，他是暂时驻防，不敢得罪中央军嫡系 部队，就不问我们的事。     有一次，由重庆来了战地记者团，到了北平镇，高桂滋出面招待，把我也请去了。 这些记者，我忘了他们的姓名，对于我搞的人民自卫队非常有兴趣，专门同我详谈了一 次。我当时消息相当蔽塞，对于整个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山西战地情况都不知道，对 他们提的一些问题答不出来，只就我所想的要在敌人后方抗战必须有据点的道理说了一 些。后来才知道，这几个记者中有地下党员记者。我错过了一次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 形势的机会。     到了9月，我接到由高桂滋转来的93军魏巍的电报，说军队要有移动，要我收缩自 卫队，带着人员速回中村军部。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仍不愿撤销自卫队，留下安 军泽、霍山两个有基础的自卫队，把赵城、灵石两队人员枪支带走，沿霍山、赵城回到 中村。 
<center>4．33军团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center>     原来1938年春末夏初，国民政府的33军团部和93军军部都住在沁水县中村镇。那时 余毓生曾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受训归来。魏巍把余招来，向他汇报了受训经过， 谈到了八路军的政治。民众运动工作。魏巍曾表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意见， 因为他对国民党现在执行的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当时魏巍认为日军在占领风陵渡后， 即将占领西安，那时完全占领了黄河渡口，晋南的中央军就与大后方断绝，失去了后方 的依托，蒋介石对他们也难以控制，他们不得不在敌后自谋生存，这就给他魏巍所想的 开创一个独立抗日的局面的一个机会，刘戡是支持他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意见的。于是魏 巍乃向李默庵、刘戡提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计划。为此首先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 委员会，因为在中央军的任务中不许搞地方政权工作，它原来的政训处只做军队内的政 治工作，后来成为蒋介石派去监督军队工作，受到了军官们的反对，抗战一开始就被他 的军队把政训处实际取消了。     建立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实际就是要参加地方政权，在山西阎锡山的 地盘，由33军团地工会派去几个县的工作队，参加到各县的动员委员会，名义上是动员 群众支持中央军作战，实际要干预政权，成为县政权领导的一份子，这些县的县长先后 已由牺盟会掌握，这样就发生了与牺盟会争夺政权与争取群众的矛盾。余毓生在八路军 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学习过，但因时间短，也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统一战线的训练班，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普遍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称赞与羡慕，他们受到了抗战群众的 拥护与支持，所以无论杂牌军、中央军的军官们都要求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这是开这 个训练班的原因。余毓生在受训练后，很得到魏巍的赏识，曾与他谈话过多次。在成立 33军团地工会时，余就被任为各部总干事之一。余曾向我谈过，本来他在受训后就要参 加八路军，后被劝说仍回原部队，他只好口来。但他认为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动员群众 抗日的，他主张要与山西进步力量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等团结合作抗日。这在33军 团地工会的人员中是有进步思想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他也成了魏巍得力助手之一。     33军团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军团长李默庵兼任主任，魏巍兼任秘书长，他们决 定从原来两个师的战地工作队和地方工作队中，抽调200多人做地工会工作，这时国民 政府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地工会基本以此纲领为基础进行工作。     地工会成立后，大约在1938年夏秋间，魏巍以李默庵名义邀请晋东南三、五专署及 决死三纵队负责人杨献珍、董元知、戎子和等到中村开会，提出共同成立“晋南战时总 动员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县战时工作，事实上是要中央军33军参加地方政权。会上 争论激烈，戎子和、董先知等都是共产党在各专署及决死队负责人，他们要建立抗日根 据地，自然反对中央军参与政权，他们只同意成立一个各县带咨询性质的委员会。会议 无结果而散。我由北平镇返回中村途中正遇着开会回来的赵城县长，他是新任的牺盟会 员的县长，我们交谈过一次，他对我们搞地方自卫队不同意，说这分散人力，破坏抗日 县政权，对抗战不利。在山西进步力量建立抗战根据地时，33军团的地工会要插入一手， 派出的各县工作队要打人地方政权，自然要引起磨擦与冲突，除了少数人像余毓生、冯 毅等外，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把它当作间老锡搞的一套 控制人民的像公道团一样的机构。     我到中村后，向刘戡、魏巍汇报了在四县工作情况，魏巍对我的工作感到极大兴趣， 并要我去地工会作一次介绍经验的报告。我与夏讷、何令扬等早就认识而且在一起工作 过，对余毓生是初识，觉得他热情，能讲许多抗战道理，我们也成了朋友。     33军团在晋南搞地方工作，并不是蒋介石和中央军的抗战作法，它是私搞的，反而 引起了其他军队的怀疑，认为是有抢夺地方政权，建立自己势力的野心；国民党政府及 军事上级虽没有下令制止，也没有正式承认，但传出要将33军团全部调回后方，李默庵、 刘戡也在活动想调回后方，毕竟在敌人后方作战是困难的，这时武汉已失守，今后抗战 大局如何不知道，人心不定。我听了这些消息后，觉得这大半年来参加抗战算是得了点 经验，受苦我不怕，开始我是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兼队长，后又当什么特派员，津贴比队 员拿得多（约七八十元，队员只二十余元）但我同他们一样生活，一同走路，并不特殊 化，伙食、劳作、行李都是一样的自己背着，同样翻山越岭。所以受到队员们的好感， 我自己也乐于同他们一道，共同干抗战、建立根据地工作，心里是愉快的。现在听说要 离开山西，我原来的想法破灭了，就不愿意呆下去了，向魏巍提出要回后方看看，实则 我想另找抗战出路，于是我于10月间经垣曲过黄河离开山西。     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行李，只身走向黄河，感慨万千，1937年底过风陵渡时，意气 风发，做着打回北平去的美梦。现在灰溜溜的一个人，虽不是丢盔卸甲而逃，但一年来 抗战又干了些什么，吃苦耐劳不怕，丢弃了自己的抗战想法觉得孤寂。所以，当渡船到 达南岸，我上岸后向河北磕了一个头，口中说告别了山西，我再也不回去了。     可是到了西安后，接触了新的情况，我又改变了我的想法，回到晋东南建立敌后抗 战据点的想法又复活了。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5:08

第四章　“身在曹营心在汉” 
<center>1．初识延安</center>     西安一片升平繁荣景象，除了日本飞机前来轰炸，发出紧急警报令人感到有战争气 息外，警报一解除，街上顿时恢复和平。西安因为是山西、河南前线的后方，连接战时 首都四川重庆的通道，又是国民党封锁延安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胡宗南拥重兵 把守西安，利用抗战和蒋介石的信任俨然为西北王。我到西安先住西北饭店，这里是除 西京招待所外比较大的旅馆，住的军官、政客、商贾很多。他们每天下午、晚间行欢作 乐，麻将声。酒宴声加上妓女欢笑声闹得花天酒地，哪有抗战味道。特别是有些野鸡妓 女上门纠缠，我实在住不下去了，搬去青年会宿舍。在这里遇见北平青年会逃出来的辛 志超等人，他们办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辛又兼西安青年会的总干事，我们一见如故。当 他知道我是从山西敌人后方来的非常高兴，与我引见了不少从北平逃亡来的学生，其中 有的要去延安。1938年秋国民党已封锁去延安的道路，劝（其实是抓）青年不要去延安， 去胡宗南办的战干四团或者王曲军校，但是他还不能阻止青年去延安的热潮，辛是燕京 的老同学，凡是认识辛志超的，要去延安都找到他，他也有办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 系设法送去延安。我住在青年会，经过老辛的夸大宣传，成为敌后抗战的英雄人物，大 家都带着羡慕的眼光询问在敌人后方抗战的情况，探听我们在那里如何作抗敌工作，经 过朋友们的推重与我的叙述，自觉在山西大半年的经历非常光荣，一扫我离开黄河那股 孤寂失落的心情。每当我讲一次如何组织群众自卫队，如何翻进山区与敌人打游击周旋 的时候，自己又很得意忘形，觉得与他们不同，有过在敌人后方实际战斗经验。人往往 被自己的幻觉所欺骗，按我当时政治与思想水平，我宣讲一次反而坚定一次去敌后搞据 点的想法，心想八路军共产党能在敌人后方搞抗日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而且我 也试着搞了一下，把自己大半年的活动看得太高了。人往往更容易在别人捧场和恭维时 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把自己估计太高。     接着谷若虚来了，他是刘戡的私人亲信，他要去湖南四川为刘戡办私人事务。夏讷、 余毓生也来了，他们说93军可能要调回后方，魏巍在劝说刘戡不要回大后方仍在晋东南 干下去。赵城训练班的几位同我们搞过战地工作的同学，在1938年初93军成立时，离开 了山西来到西安，有的去了延安，有的被胡宗南部下送进战干四团去了。他们见了我们 要求仍同我们一道工作，经过敌后战争的洗礼人们彼此感情有些特殊的亲近，后来我们 设法找魏巍以93军名义把他（她）们几个人要出来又回到山西。     据余毓生、夏讷告诉我，魏巍与他们曾作过深谈，魏还是想回敌后搞自己的一套， 虽然他认为现在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正确的，共产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更是正确的，他要作为借鉴自己搞一套，要夏、余同他一起。余、夏提出去 延安考察学习，要我一同去，我自然愿意，以我当时的思想去延安也是为了参观、学习， 那是当时抗战进步青年所要求的。     我们三人拿93军介绍信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然后乘八路军运物资的卡车去延 安，一路上只有在咸阳受到军警的检查。行车两天到达离延安不远的十里铺，却正当日 机轰炸延安之时，我们呆了一、两个小时，敌机走后才进城住西北饭店。招待所的金城 同志来看望我们，第二天为了躲避日机搬到东门外一大片窑洞里去住。延安第一次受轰 炸正巧我们撞见了，损失不大，新华书店和一些民房挨了炸。     我们被安排会见边区秘书长李富春，参观抗大及一些小工厂。不几天，我们去见毛 泽东，在一个平房客厅里，毛泽东同江青来了，他很亲切地询问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 的情况并讲述团结抗战的道理。不一会音乐家塞克也来了，毛泽东招待吃饭，饭后出席 为欢迎李公朴举行的晚会。会上除唱歌还演出了敌机轰炸的活报剧，塞克同延安许多文 艺工作者都熟悉，他们一见就欢呼拥抱，非常亲热。我们除参观，躲警报外，各人自己 找认识的人谈话，我主要找到在燕京与我熟识的陈洁，他已在马列学院党校毕业，准备 去福建老家工作，因他是清朝遗老陈宝深的孙子，在福建家乡很有影响，派他去做统战 工作。他告诉我共产党刚开完六中全会，批评了“一切服从统战”的提法，坚持民族革 命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战，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鼓 励与表扬我们在敌后抗战工作。我曾探问他我想留在延安工作，他说现在在延安的都要 大量地派回国民党地区做抗日统战工作，或去敌后做抗战工作，你们已经在敌后不必再 来延安。在友军中作团结抗战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劝我返回晋东南继续在敌后抗战。我 找过燕京另一位同学，正在延安开全国青年代表会的杨汝梅，他也是同样的意见，并介 绍将去重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蒋南翔，要我介绍些那里的朋友以便他开展工作。我们 住在同一窑洞里的还有韩乐然、塞克和一位回族军官，我同前两位常因躲警报去郊外散 步，韩、塞都自称为东北人，好像他们很熟识，韩常劝塞不要到处流浪，眼高于顶。     过了几天，毛泽东在金城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向我们在敌后抗日表示慰问，他是把 我们看作友军抗日的统战对象而做团结。鼓励工作，而他那谦虚、礼貌的态度深深打动 了我们。     我们来延安时，魏巍讲好了一定要我们返回去同他一道工作。来到延安看到到处是 外边来的青年男女，穿着大小不合身的灰军服，吃着小米、土豆，但个个是精神奋发， 无拘无束地高唱抗日歌曲，与西安死气沉沉、有钱有势的花天酒地一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们所到之处，遇见的人听说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莫不以羡慕、钦佩、尊敬的眼光 看待，使我们觉得光荣。我主要想知道抗战的前途和八路军在敌后建根据地的作法。那 时正发行毛泽东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又买些毛的其他著作，主要的是《论持久 战》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我不得不选择我在抗战中的工作， 要作长久打算。我们三人各自找自己熟悉的同学或朋友，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重新回 到敌后去抗战是一致的。我们在延安抗日气氛的影响下，对抗战前途抱有信心。我当时 想八路军能够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我把在高庄和搞四县自卫队的 作法估计太高了，认为只要93军还继续在晋东南抗战，我们就能搞个抗战敌后根据地。 我太幼稚了，可说是政治上的无知，专凭一股冲劲和自傲，就想在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干 一番抗战事业。     我们回到西安，知道93军仍要留在晋南，原33军团撤销，魏巍主张一定要争取刘戡 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要求我们三人仍回93军工作。对我来说思想上有了转变，回山西 去继续抗日，搞敌后据点，是我去延安后的想法，答应了继续去93军搞敌后工作，余、 夏同魏巍等不久即返回山西。我向魏说好，为了准备搞敌后据点，我还要在西安进行一 些活动。我仍住在青年会宿舍，与辛志超成了朋友。可说食住在一起，无话不谈。我提 出要去山西搞敌后抗战根据地的事，辛极为赞成，并说共产党八路军已在敌人后方各地 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要我与他们联系好好向他们学习。 
<center>2．重返晋南敌后</center>     回到晋南后，情况有了变化。     在魏巍他们离开山西后，他所办的33军团地工会由该军团刘信芳秘书长负责，刘是 国民党右派，他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一些人，在地工会建立三青团。他指导下的地工会 和派往各县的地工队，与该县的地主老财搞在一起，反对牺盟会及其派出的新县长，在 阳城、浮山两县摩擦较大，打击基本群众，甚至逮捕牺盟会区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双方 （地工队与牺盟会）互相指责对骂，闹得破坏团结，互相敌视，大大不利于团结抗战宗 旨。魏同余毓生、夏讷返回山西后，即去阳城、浮山制止地工队的作法，余毓生借故撤 去阳城地工队长职务，使摩擦事件缓和下来。后来33军团撤销，地工会交93军，我回到 山西时，刘、魏即派我同余毓生去接收和整理33军团的地工会，准备成立93军的地方工 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由于33军团地工会在刘信芳主持下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百余 人，这些人虽然多数是青年学生，但不同程度的受了国民党蒋介石派的正统、法西斯思 想的宣传，反共意识强烈。魏巍想另创一个局面，在地方工作上他要以赵城训练班学员 为主，因为他是该班的教育长，我们算是他的助手。所以我们去整理接收，根据两个原 则，一是原赵城训练班的学员一律收留；二是由西安战干团来的基本上仍遣回西安，除 了少数愿意在山西敌后搞团结抗战的，可以留下。因此我一宣布原赵城训练班的都留下， 西安战干四团来的，愿留下团结抗战的欢迎，不愿意的听其自由，他们中除少数人如李 士珍外，绝大多数要回西安，除了在敌后生活艰苦、待遇低（一个月只要20来元）战争 危险外，还有政治上的分歧，他们要独掌地方政权反对与山西牺盟会等团结合作，这样 留下的就不多了。我们回到93军住在阳城附近的军部，集中学习约一月。这一百多人的 训练班首先由魏巍向全体讲话，主要讲明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思想进 步，同各方搞好团结，认清形势，共同努力做好敌后抗战的地方工作。刘戡这时重新批 准他来晋南敌后抗战，情绪很高，曾带着夏讷到阳城等县政府主持附近各县共同抗日的 协调与支援工作。我们（我同夏讷、余毓生）实际主持了近一月的学习，主要用延安带 回的书籍为教材，各人自己阅读，分组讨论，看得较多的书有《大众哲学》，各国革命 史和《论持久战》等，还有文艺。小说，另办一个学习园地的墙报。我在这次学习中以 领导者身份主管行政工作，对于在敌后抗战我表示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坚持主张93军 要有固定的作战地区，我们地工会主持这个地区的地方工作，以为93军抗战的基地。这 个思想是我从延安回来前后就形成的，当时参观了延安，心中就有了“他们能干的，我 们也能干”的想法，这个想法无形中与刘、魏，特别是与魏的当时思想相吻合。     魏巍当时是93军参谋长，刘戡的亲信，军队一切大小事由他负责，对他是委以全权、 言听计从。魏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学习，是国民党左派，清党后逃去上海闲住，看了 不少书，除了文艺外，还看了关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一般读物和书刊。 他当时耳闻目睹中国现状，认为革命已失败，这一代人已难以挽回，从而向个人英雄主 义发展，产生了拉队伍、自立江山，在那中国内战时期，要能掌握军队和一些地方政权 再作讨论的想法，但几经周折终于不成。后经李默庵、刘戡介绍，在刘戡当团长时做其 副官。在陇海战役中，刘戡负了重伤，他从战场上把刘背回，救了刘一命，刘的左眼就 是这次战斗打瞎的。由于这个关系，刘把他当作恩人，送他去南京陆军大学，带职学习 三年。在南京时魏巍曾与大革命时相识的共产党员欧阳若钟等人交谈多次，又与当时在 狱中的彭述之的兄弟也交谈过，他们认为中共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第三国际也犯了不少 错误。西安事变后，公开看到中共的文献较多，他注意研究，认为现在中共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是正确的，但他要走自己的路。抗战开始，他由陆大回到83师先当顾问，后当 参谋长，1937年底，1938年初先后与八路军配合在忻口、沁水打了几个小胜仗，加深了 他在山西敌后自己搞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刘戡虽然一切听他的，但在敌后抗日作战犹豫 不决。1939年初经魏巍说服，也想在山西作战搞点成绩，又决定请求返回山西。因为那 时武汉失守、蒋介石退到重庆，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没有通盘计划，蒋自武汉失守后，虽 然仍掌握抗日全国统帅，留一些他的嫡系部队在山西，牵制阎锡山与中共八路军的势力 他是愿意的。刘本人作战勇敢，但没有什么谋略，在敌后抗战的一切都交魏巍，他看到 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发展很快，他常说抗日战争为了国家危亡不能不与中共联合，但抗 战胜利后就难说了，可能要同共产党又要打一场生死战争。这个话他在1939年国民党消 极抗战总形势下就说过，后来不幸而言中，他终于死在反共内战中。     在1939年初我们重返山西办地工会时，刘对我们是信任的，还特派我为军部秘书又 兼地工会秘书负主要责任，地工会下设工作队，每个工作队约十人左右，它们的任务是 做军队的后勤工作，协调、沟通与地方政权及各方面关系，同县政府、牺盟会搞好关系， 改变过去33军团的作法。     当时我们以赵城训练班的人员为主体，在93军地工会名义下搞地方工作，仍然保持 着当初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与作风，我们大家仍然一同生活，不脱学生习惯，彼此以同学 或同志相处，魏巍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我们为同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20元，我以军 部秘书身份拿80元，但我并未完全自己用，补助了会里的费用。当时沁水有一儿童宣传 队，是邵大勇他们在33军团的地工队时，召集十几个小学毕业生娃娃组成的，这些孩子 活泼可爱，做宣传工作唱一些抗战歌曲，表演儿童戏，很受老百姓和部队喜欢。93军组 地工会时，大家想留下，但一没有这个编制，二不另给钱，他们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 经过大家讨论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大家每月生活费由20元减为18元，大家拉平，省下 的钱给儿童宣传队用，改名为流动宣传队，增加了几个大的队员，请陈平等为老师，这 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专搞宣传的组织了。     当集中学习办壁报时，我就想到地工会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宣传93军在敌后抗战建 根据地的事迹，而且办这刊物可以团结和吸收更多的人。但办刊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必 须先有印刷厂，有办厂的人，写文章宣传我觉得现在地工会有的是，只缺前两种。我把 想法同余、夏他们谈了，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同刘戡、魏巍谈，居然他们也赞成，于是 就派我去西安去办这件事，首先是买印刷机器。     我在1939年夏天来到西安，仍然住在青年会辛志超处，再去93军西安办事处接洽， 那位处长很客气地说，军部有电来由我负责办买印刷机器，他听我的调度。买机器我完 全是外行，同辛志超商量，他也一门不摸，好在他有熟人，介绍与我接头，最后决定买 一家要关闭的印刷厂的机器和铅字，然后租地方包装，93军办事处也派几个人协助我。 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是件好差事，虽然只有几千元的买卖，经手人可从中捞一把。起先 那位处长也是这样看我，但一经做起来，我却丝毫不沾，不要说通常的回扣、手续费等 我不沾手，连卖家请客送礼我一概拒绝，我自己的食住全由自己捞腰包，使这位处长及 办事处的人对我另眼看待。在南门外租一间房子用作包装检查机器之处，特别是搬运包 装铅字颇费精力，我都每天去亲自动手，搞了近两个多月，一切包装好了交办事处设法 运往前方。我在这件事中学了不少东西，而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几位朋友。     我同辛志超较熟悉而且结成朋友，我住他那里，他帮助我购买印刷机器找到懂行的 人，使我不致吃亏上当，并介绍了排字工人。重要的是我了解他的为人。他原是北平青 年会的副总干事，失陷后他领着青年会办的军人服务部做抗战工作来到西安，他是青年 会军人服务部总负责人，又是西安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与西安各方面军政绅学界有来往， 更多的是帮助大批青年去延安，帮助延安出来的青年去大后方，他这里几乎成了燕京同 学的来往的交通站。他同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有联系，是他介绍我认识办事处的 一位秘书的。他是倾向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份子，在西安已小有名气，他在生活上不得不 表现灰色，出入茶楼酒馆，特别爱听河南坠子，居然还捧唱坠子的姑娘，他带着我和同 他一起工作的姓崔的经常去这些地方，用他的话说这叫“保护色”。他差不多同北平逃 出来的说书的，说相声的，做小吃的都认识，而这些地方又是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的场 所，他故意让那些人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可是他很胆小，对我，看来他是考察了一段时 期才同我深交，把我算作他亲近朋友之一。我劝他在晋南93军驻地搞军人服务部，他后 来派了几个人去，由于在敌后他们活动不开，在一次扫荡中他的人都跑回西安去了。     再一位就是孟用潜，他负责工合西北区，前次从延安回来已同他认识，现在他的任 务大了，负责的地面宽了，他正积极筹划去洛阳办合作社。我从辛志超那里知道他的背 景很复杂，他家在北平基督教很有地位，他是燕京老同学，做过外国通讯社的记者，现 在搞的工合不仅有外国背景，新西兰、美、英等都捐钱，而且有孔祥熙当他们的大老板， 所以，工合运动在全国前线和西北得以开展。更重要的是老辛向我透露他可能是地下党 员，在中共党内有一定的地位。我同孟用潜认识后，这次在西安专门去他们办的在乡下 的工业合作社，如打铁的、做陶器的、手工织布的工合去看看，发现领导这些社的工合 人员都是青年学生。我对之有了好感，一再动员劝他去晋东南办工合。后来他去过一次 晋南，到93军同刘戡、魏巍见过面，也在阳城、晋城等地办了几个合作社。在12月政变 后遭受到打击就逐渐撤走了。我是在孟用潜处认识熊其杰的，我动员他去地工会，后来 他去了当上地工会的经济科长。我的想法是让他搞印刷厂，他也的确负了很大责任。特 别催办机器运输，选定在王屋山里的厂址，召集工人，他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韩乐然我们在延安就认识，此次在西安又见面了，他是从西北回来，照了很多照片， 在他整理照片时，我去找他。双方都高兴见面，各自叙述这几月的经历。他当时挂了一 个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的职务，据他说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李济深，专门了解与协 调战地前线各个军队之间的矛盾与磨擦，自然八路军与其他进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矛盾 较多。我劝他去山西前线特别是去93军看看，我专门介绍了魏巍的情况和我们搞地工会 的作用。后来他去了山西，在12月政变后，他为魏巍与八路军联系，对我也有很大的启 发，将在下节叙述。     1939年9月我返回山西，那时地工会驻在沁水县朗壁，靠着沁河的一小村里。地工 会工作还较顺利，派去各县的地工队一反过去33军团的与地方对立的形式，都同各县各 方面关系搞得好，主要与牺盟会合作，它才是这时各县的实力派。现在许多县长都是牺 盟会的，同时也有八路军工作队，实际是中共县委会的公开名称，中共的抗日活动一切 都由牺盟会出面。有的队像浮山的冯毅领导的地工队同牺盟会和八路军工作队关系搞得 很好，他们常将中共、八路军的报刊、书籍和通知借给我阅读，这样我的思想就渐渐发 生了变化。     我回到地工会作为总负责的秘书除了了解我不在时的全部情况外，多与余毓生、夏 讷等交谈大后方及山西前线的形势，他们对办地工会工作很乐观，因为有刘戡的信任， 魏巍作为主持人，又与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独立的干自己的事。当时工作 的重点是在各县，由地工队做团结联系工作，遇到作战时，动员县政权及群众支援军事 行动。地工会总部只是机关工作，作为指挥者魏巍的助手，传达指示，收集情况与各县 队联系。这时流动宣传队已成立，由夏讷任队长，我建议开一个艺术训练班，请一些懂 宣传艺术的人来上课提高我们的宣传艺术水平。     我在西安时曾找过全国漫画家协会西北分会负责人刘铁华。朱天马（朱丹）等人， 他们将该会的供给部长从事漫画木刻工作的陈平介绍给我。他积极支持我创办艺术训练 班，他拿着93军介绍信到长治决死三纵队政治部见到董天知主任，请来在该部工作的刘 韵波来我们训练班教课。     当时参加训练班的除流动宣传的儿童外，还有一些成年的地工会人员。邵大勇任副 队长，乔耀世为艺术指导，还有陆秀云（郭兆南）、张文颖（张晖）、朱秀贞、朱仲英、 周文远、罗从。盛寿令（邢起、盛烈）、任保顺（任群）、崔文进（崔巍）、崔振鸿 （乔谷）、吉庆元（陈播）、孔繁缟（孔斌）、冯耀临（黎光）等。     我为什么还记得他（她）们的名字，因为在12月政变后，我先后帮助他们脱离93军 去抗大分校学习，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外交工作，1951年进西藏，一干就是 十年，后来又出国当大使。“文革”后的1981年，我从希腊使馆回来休假，遇见了当时 在晋南搞地工会的同志，其中有余毓生（改名为余克坚），贾向春（在交通部工作）等 主张招集原来在地工会的同志开一次座谈会，回忆当时的工作、思想、生活的情况，准 备写一本集体回忆录。我当然赞成，于是这个座谈会就开成了。由于他们的联络，集中 了当时93军地工会旧人员约20余人，大家几十年重新见面，非常亲热，除了相互交谈这 几十年各人的经历外，还座谈当年办93军地工会的情形。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5:30

<center>3．12月政变风暴</center>     我们在王屋山山沟里办训练班，在那经常阴雨连绵，云雾迷漫中，我们除了学习外， 我同几位小朋友在一起玩得很好，我常带他们去水塘里游泳，去爬山，采野果，那山沟 里核桃树很多，我们常打下将熟的核桃果剥着吃，剥新核桃壳带一种浆汁，这种汁一时 洗不掉，干后手上嘴唇上带着黑黑的颜色，一看是偷吃了核桃的，大家以此作为笑谈。 我们就在这山沟小庙里，唱抗日战争游击队歌曲，讲抗战的道理，所用的书都是由长治 买来的，那时长治称为上党，有中共、八路军的机构和书店。我们也常常在群众中排演 一些短剧，主要演员是儿童，向着这山沟里多年不问外事的老乡们宣传抗日。     我们这些做法，不可能不使93军里一些人知道，魏巍信任我们，对我们办训练班这 一套是赞成的。但也有人不赞成，于是谣言出来了，说是佘秘书、夏讷队长在受八路军、 共产党的训练。这时已临近第一次反共大高潮了。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4月 间阎锡山开了秋林会，决定取消牺盟会、决死队，要恢复他在山西军、政方面的全面统 治。会后他疯狂向山西的进步力量进攻，先在晋西南进攻决死队，铲除六专署的牺盟会 人员。12月他派孙楚率领部分顽固军队来到晋东南，先在阳城一带与中央军14军勾结。 利用所谓“会议”时期，撤换了五专署，逮捕大批牺盟会县、区级干部，利用旧军官在 决死三纵队叛变，要消灭三纵队。同时带来了大批阎锡山为反共新纠建的精建会、突击 队的特工人员，在晋东南各县到处搜捕、暗杀、活埋、侦察进步人士，闹得晋东南在日 寇铁蹄统治下由进步力量保持的一片被封锁分散的根据地里，硝烟弥漫、杀气腾腾，但 不是在抗击日军而是向抗日进步力量开刀！     就在这时，93军内部也发生了新旧势力，主张团结抗战与反共分裂两种力量的斗争。     这年夏天，刘戡的妹夫林荫根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完毕后，经过刘戡的保荐来到 晋东南93军军部。国民党军内，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抗战开始后不久，这两个统治 军队的蒋介石的组织就不存在了，或者有名无实了，尤其是在敌人后方的像93军早已没 有什么政治部和特别党部了。现在又要成立，说明国民党要执行它的反共政策。林荫根 任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党部的特派员，但他刚来敌人后方，只带来几个人，要建立这两 大系统组织，没有人不行，于是就要把地工会的人吸收去为他工作。在93军内部一场斗 争开始了。     我们在阳城王屋山沟里搞训练班，埋头学习，对于上述政治形势并不知道，只是风 闻要成立政治部，认为那是军队的事与我们无关。9月后我们结束了训练，我带着流动 宣传队出来到各地演出。在93军军部演出了一场。结果反映不一，下级军官及看演出的 士兵反映很好，宣传队唱抗战歌曲，特别是游击队之歌很受欢迎。而中上级军官尤其是 林荫根等非常不满，认为这场演出完全是为共产党宣传，至少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不 宜演出要加以整顿。     他在93军虽然有两层关系，刘戡的妹夫和政治部主任，但他并未获得那些军官们的 好感与支持，仍把他看成是因为裙带关系与卖狗皮膏药的。同我们这些在敌人后方吃苦 耐劳一两年的青年们比，他的威信还差一些。我们也根本看不起他。     刘戡为难了。成立政治部是一定要办的，他要支持他妹夫当好主任，要把地工会这 些人作为政治部的成员，但地工会又是魏巍扶持起来的，是魏在赵城训练班的学员，算 是魏的属下，要取缔地工会成立政治部就必须获得地工会、魏巍的同意与支持。     但是成立政治部和特别党部是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势在必行。就在这时，晋南阳城 长治一带不断传来山西新旧军磨擦斗争的消息，孙楚在阳城攻击三专署、牺盟会、决死 三纵得手后，把矛头对着五专署、决死一纵方面，但间隔着93军驻防地，所以孙楚派人 来与刘戡接洽，要求93军同14军一样协助他攻击新军及牺盟会。在这个问题上刘戡与魏 巍发生矛盾。魏在看了国民党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密件，使他感到这样闹内 乱，将使抗日战争受到破坏，他劝刘不要参加到反共、反八路军的磨擦事务中去，说闹 磨擦反共对抗战不利，对国家民族不利，对刘自己在山西敌后抗战也不利，他们的争论 自然不会有结果，但是当时刘戡多少还有些民族气节，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对于把地工 会解散并入政治部问题，魏巍也不同意，这等于把他辛苦培养起来的力量取消了。同时 也看出来这是配合限制异党活动内容之一，因为在林荫根看来地工会一伙人是受了共产 党的影响的。魏巍因这两点与刘戡闹僵，他借送妻子回后方为名要离开山西去西安。行 前召集地工会全体人员开了几天会，讨论如何应付办法。经过我们（我、余毓生、夏讷、 冯毅及各地工队队长）商议决定可以并入政治部但由该部设一民政科管理，仍保持原来 地工会的作风不变，原来生活待遇20－30元不变，不接受军衔，将来可去后方学习或另 谋出路，流动宣传队暂归军部，由夏讷当队长，我同余毓生、夏讷算是军部秘书，不属 政治部。由冯毅任民运科长，实际地工会仍自成系统，名亡实存。这样刘戡也接受了， 在他看来，地工会原来是他的人，只要并入政治部不管什么形式都行。而在林荫根看来， 目前只好如此，将来再慢慢吞并。     这样决定后，魏巍去了西安。余毓生借口看眼病也去西安，再回到山西，我到晋城 与他会晤，并请工合孟用潜（那时恰好孟在晋城他们办的煤炭工业合作社）用工合证件 掩护他过国民党军队驻地去投了八路军。余曾在1939年，由魏巍向刘戡建议派他以军部 秘书名义访问山西三、五专署及八路军总部进行联络。余拿着刘戡的介绍信会见了左权 参谋长，因他们是黄埔一期同学。余见了左权又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他们谈到93军 地工会一班要求进步青年的情况，要求派人给予指导。彭、左一再劝他转告地工会青年， 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友军发展组织，不能派人，但你们有爱国心，思想进步，应当在那里 发挥作用，促使93军坚决抗日、坚持团结和进步，可以起到我们共产党人起不到的作用， 至于个人去向将来不难解决。他口来后向魏汇报了，只同少数几个人谈了。他因几次去 找过八路军，现在自觉在93军呆不下去，自己也不愿再呆下去，就在地工会处于瓦解时 期离我们去了。我当时对他的走多少有些感触，觉得在这时离开大家而去，未免从个人 考虑多些。     刘戡对我进行拉拢，给了我同上校秘书名义，所谓同上校就是拿上校薪水的军用文 官，而不是上校正式军官，余同夏都给了同少校秘书名义。这也很清楚，他是以这种地 位来拉拢我们为他继续工作，同时也可使原地工会的青年安心。他对我更为拉拢，因为 我的学历高，在地工会中有影响，留住我就是留住这些青年。他也看出来，地工会这些 青年经过两年来在敌人后方抗战，为93军抗战宣传，在各地支援军队作战，吃苦耐劳， 待遇低下，不为名，不为利，始终抗战爱国情绪高涨，就是铁定的顽固派看了也不能不 感动。这两年多来，我也受了考验和锻炼，我和这些青年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 尊重我，听我的意见，特别在敌人的扫荡时，军队不理我们，我带着他们跑扫荡，在老 乡掩护下躲日军搜杀，在那血腥刀光下同过命运的人，你能在困难时把他们丢开不管吗？ 虽然在敌人后方，四周被日军占领的城镇、用铁路、公路、碉堡把我们封锁起来，但仍 有广大乡村为我们掌握，众多的山西老乡同我们站在一起，形成我们自己的交通线路。 那时我们在安泽、沁水、阳城、浮山等县敌人占地外自由行走，广大的乡村是我们自由 活动、宣传组织抗战的地方。我们与老百姓关系友好，特别尊重他们的人格、财产和妇 女，我们在敌人后方一切行动、消息、居住都依赖他们，在敌人扫荡时我们帮助他们， 他们掩护我们，我们公买公卖，同他们处得很好。有好几次我在公路附近先后同日本鬼 子走进一个村里，都是老乡通知我立刻离开或者把我藏起来。这样我已习惯这种生活， 在敌人后方并不感到害怕。     但是给我最大的打击的就是我们在敌后建立一点抗战的力量与据点的想法，眼看成 了泡影，我们掌握的地工会解散了，刘戡几次同我谈话想拉我去搞特别党部被我拒绝了， 我去了流动宣传队，借口帮助宣传队整顿提高水平，将宣传队开到沁水城附近南坡村内 进行学习。在南坡村近一个月时间，我们主要学习了从延安、长治买来的各种进步书籍， 我第一次定下决心好好看看这些书，先从《大众哲学》看起，后看《费尔巴哈论》等一 些讲唯物论与唯心论争论的书，使我大开眼界。我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从未涉足哲学 领域，现在读了这些书，觉得哲学领域里有广大的天地，认识到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 我相信了唯物论。由哲学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第一国际时代欧洲形势的论述，其 中尤以《法兰西政变记》、《论拿破仑第三》等评论欧洲那时革命的政论文章打动我， 文章写得非常严谨，逻辑性很强，对形势的分析十分有说服力。我因此对这些著作有了 极大的兴趣。我从西安买了一本旧的英文《资本论》第一卷，开始看起来，但由于我对 经济学不懂，我的英文程度还看不通这本书，但在个别章节中也受到启发。我对于社会 发展史有了兴趣，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与国家的起源的著作，使我相信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阶段学说，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南坡村我们又得到了由牺盟会找 来的中共和八路军总部的一些报刊书籍，特别是看到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看了 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尤其是《论持久战》《中国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以及分 析抗战形势指出抗战方针与政策等等，使我知道抗日战争发展的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与战争的领导问题。     我过去一直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 的历史是熟悉的，从“九·一八”事件以来亲眼看到与亲身经历国家受欺凌受压迫受侮 辱的事实，是我决心来前方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一。空有爱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志愿，但 要为之做点事，也想因之而发展自己的前途，现在落空了。现实告诉我，国民党及其领 导的政府和军队是不可靠的，就是魏巍也只不过一个军的参谋长而已，他虽是受刘戡重 用的实权派，但反共高潮一起，他也无力挽回。连他苦心经营的小小地工会也保不住了， 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我当然也可甩手而去，我哥哥正在重庆做生意，可说是发国难财， 以我的学历去后方也可另找事做。但我这时思想变了，这几年的敌后生活，改变了我对 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的想法。我已熟悉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环境，看到了进步的、马恩列毛 的一些著作，使我看到了生活上的一线曙光，我要奔向光明。     恰在这时，刘戡命令把宣传队划给政治部，并送来棉衣和委任状，宣传队人员大哗 表示坚决不去政治部，先后纷纷出走去抗大分校学习。这时抗战演剧三队也来到93军驻 地演出，它在名义上属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它在敌后作巡回演出，实 际该队有地下党组织，由于他们的演剧、艺术、宣传水平较高，受到军民的欢迎。他们 一来即同我们接近，关系非常好，我把宣传队没有走的小青年送到他们那里学习，借口 是提高，这几个儿童后来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这样一来流动宣传队瓦解了，政治部要 收编的计划落了空，刘戡大发雷霆，把夏讷大训斥了一顿，派他去王屋山龛河搞印刷厂。 这时我从西安买的机器已运来，夏讷去后，因要买油墨纸张，军需处派人同夏讷一起去 游击区（敌我双方都未占领，但双方都派人去活动，有许多商人在这里做沟通双方需要 的货物的生意，这是抗战中出现特殊情况，在敌人对峙的地方都有）林县采购。在路过 树掌村夏讷一人去神郊见到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向何谈了93军地工会青年的情况， 他们都要求进步，现已有十几人来抗大学习，夏自己也要求来。并说他的未婚妻也已来 了。何当时只劝他团结抗战，其他的话以后再谈。正在此时八路军某支队扣留了93军采 买的人，夏又去信我何长工查清是93军的就释放了。夏因此得到刘戡的好印象，对他解 散宣传队的事也不大追究了。夏又去找过何长工，何可能得到八路军总部来的介绍，这 次同夏作了深谈，劝夏在93军坚持下去，说你们在那里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并给 夏收集情况的任务及通信方法。     当余毓生走了，夏讷去龛河后，原地工会领导人只剩下我一人，我也不愿意留下来。 但原地工会留下的青年都看着我如何办，我对他们要负责，我向他们说，我尽力保障他 们留下的做好团结抗战工作，走的尽力设法保护他们走，我是最后走的一个，我最终实 现了我的诺言。这里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在12月山西政变期间，我们看到了薄一波在秋林会后召集的牺盟会代表大会的讲话， 反共卖国高潮来到了，牺盟会和新军要坚持进步、抗战、坚持打击一切破坏团结、投降 卖国行为，大雨要来了，我们要撑着大伞顶住大风雨（大意如此，内容很多，现在只记 得这些）。接着孙楚来后，就在阳城一带勾结中央军陈铁部队消灭了戎于和领导的五专 署和决死队，把牺盟会领导的政权夺过去了。但抗战的五专署和决死三纵队并未完全被 消灭，他们又恢复起来，进行游击战争与日寇及顽军周旋。     那时山西风云突变，形势被国民党、山西阎锡山进行的反共高潮弄得非常复杂混乱。 在大敌当前，日军占领我大片山河，特别占据山西重要地区时，国民党顽固派发起这场 反共高潮，使我们感到不知如何对待。当时我们从余毓生、夏讷和冯毅等专门与牺盟会、 八路军联系的人那里听到，要我们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坚守现有的岗位，可以做到 他们在这里做不到的事。我当时看到了，孙楚要向第三专署和决死一纵队进攻，必须要 得到93军的帮助，因为93军驻地，正处在他与三专署辖地之间。在晋东南国民党军队以 93军为主力，它是甲种军，辖有三个师，及直属团营连，分驻在安泽、屯留、浮山、沁 水、阳城、翼城一带，自然是在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以外的农村。这时，刘戡和林 荫根接有密令，在山西新旧势力和两军冲突中，表面中立，实际暗助旧军，乘机消灭八 路军的游击部队，顺势控制地方政权。我们看到这种形势，一方面感到痛心疾首，在此 国家危亡。大敌压境之下，自己人还搞这种为人所不耻的自杀行为；另一面又觉得要在 我们能力所及，尽力做一些帮助进步力量的工作。于是我同夏讷、冯毅、李士珍等商议 决定：一、通知93军驻各县地工队内可靠骨干，要与当地牺盟会密切联系，互通消息， 在得知他们可能受到袭击时，尽力设法掩护他们撤退；二、各人要提高警惕，进步书籍 要隐藏妥当，以免被林荫根的人发现，引起麻烦；三、有些思想要求进步，但年轻单纯、 政治认识不够坚定的，可以动员和支持他们去抗大一分校学习；四、比较老练的骨干分 子，现在要坚守岗位，准备应付事变，同时等待魏巍回来。     地工会内的青年，多半是能听从我们的意见，在我们这些意见传达后，各地的地工 队表现很好，前前后后掩护了一些牺盟会县、区、及下级工作人员撤退回到岳北牺盟会 控制地区。     这年双十节前，93军部向在沁水学习班的宣传队发来命令，要宣传队赶回军部，准 备在国庆节日演出节目，庆祝军部特别党部成立，并举行集体加入国民党仪式。于是全 体大哗，纷纷表示决不去参加这个节日活动。许多人这时就先后离开宣传队，分批去抗 大分校学习，剩下的少数年轻小孩队员过了节日回到军部，刘戡对此大为不满。经过先 是余毓生在八路军总部，后又是夏讷的联系，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得到八路军的认 可，我们留在93军的工作，是可以做为抗战、进步、团结工作的一部份。所以虽然处在 那样极端受人们歧视，甚至受到几方面不讨好和怀疑的情况下，也并不灰心丧气，仍然 竭力坚守自己的岗位，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 
<center>4．遭遇决死队</center>     同时，我也想到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行为是被动的，我们应该主动地准备在事变扩大， 我们不能再在93军呆下去时，自己应有一份力量主动反击反共势力、投入到八路军去。 我想到自1938年初在安泽县古城镇已派赵大斌去做工作的红枪会，这个红枪会一直受我 当地工会领导。我想去组织一个脱产的游击队，必要时，特别在反共战争打到我们防区 时可以作为一支小小的配合力量，困难时可以投向八路军去。但这个红枪会组织，却被 17军改名为别动队，魏巍认为这个名称容易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所接受。1939年初回来后， 我曾去过那里，会见在那里一直未走的赵大斌，他已差不多群众化了，住在老百姓家里， 同他们关系很好。现在地工会撤消，我们坚持要保留别动队，我从高庄时起就想搞点武 装，后在灵霍安赵四县办自卫队，古城镇的红枪会改为自卫队是办得较好的一个队。现 在地工会没有了，宣传队也瓦解了，我决定亲自抓别动队。以别动队来建立自己的武装， 刘戡也有兴趣，我说服他要训练一下别动队，他给了一些枪支、弹药。手榴弹，并允许 配一个参谋去帮助我训练。我同赵大斌等商量，集中了约百人的青年骨干，组成临时训 练班，由军部派来的何参谋上军事课，主要教他们军操、射击、掷手榴弹等。我与赵大 斌等上政治课，讲日本侵略及抗战道理，但绝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个别谈话，了解农民积 极分子的情况，向他们讲解抗日团结进步的道理。我们还请来牺盟会县委会成员向他们 讲课。何参谋是国民党正规军校毕业生，他与我是同乡，很看不起别动队，认为这些农 民乌合之众干不了什么，呆了一星期就走了。他走了很好，我们可以放手进行工作，从 近百人中挑选出三、四十人组成脱离生产的游击队。     我们集中训练的地方是北孔滩村，这一带恰恰是93军驻地与决死一纵队、山西三专 署的连接地，是山西顽军与新军牺盟会的中间地带。北孔滩村属安泽县第三区管，我们 在那里集训，需要粮食、生活费，这些我们都从各村分摊，村长不得不听我们的，这样 就与安泽县政府特别是第三区发生了矛盾。虽然我们在训练内容上讲的是团结抗战进步， 牵涉到政权、财经收入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在那里不许阎锡山的 精建会特务活动，实际上隔离了山西反共顽固势力向三专署的进攻，但我们也妨碍了新 地方政权和牺盟会的发展。我们处在山西新旧力量夹缝之中，倾向于新势力，但也讨不 了好，双方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趁火打劫夺政权、扩大势力，特别是搞别动队、发展武装 更招各方注意。在我当时的思想中，觉得我现在去投共产党，以我在93军的地位很难得 到中共的信任，我必须要做出些对革命进步有成绩的事，证明我对革命事业的诚意才能 获取共产党的接纳。同时我在认识上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按照我阅读的马恩著 作，都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社会物质财富 生产最丰富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共产主义，另外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天的中 共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就产生了我的问题，今天共产党抗日是坚决的， 将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在中国这样贫穷。生产这样落后的社会，能够建立共 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吗？我正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在探讨这些问题。     我劝说刘戡，阎锡山的旧军，尤其是精建会突击队派特务到处暗杀、腐化、欺压百 姓，反对抗日的牺盟会、决死队，他们想利用93军作掩护向抗日的三专署进攻，夺取政 权。山西省内部的事我们可不管，但他们在我们驻地随意杀人、夺权，并想利用我们作 为其搞阴谋的靠山，那不能允许，我们要在驻地内禁止他们活动。刘戡不反对我的意见， 但只说了一句，我们犯不着得罪双方，但对在我军驻地不能搞暗杀，不能受其利用的意 见是赞成的。那时，因为93军不配合，孙楚的部队不能开来沁水一逞向决死队进攻，只 派来大批特务，化装便衣，到处将牺盟会县、区、村级干部夜间捉住，加以暗杀、活埋、 极为嚣张，这些残酷活动。自然遭到决死队的报复。     我除了设法让原地工会人员、宣传队队员离开93军前去抗大分校学习外，还掩护了 牺盟会和新政权的一些人在顽军追踪下撤退到安全地点。我们在北孔滩村一带别动队驻 地形成了一个中立地带，由这里通向安泽牺盟会政权全无阻碍。北孔滩村北面有条小河， 那里就是安泽县第三区区公所所在地，我们同那位区长一直有关系，互相交往。一天， 区里来人说区长被精建会特务抓走了，我一面叫别动队员到处查找，一面报告刘戡，精 建会在我驻地抓人，完全无视我军，搅乱秩序，我要采取措施将区长找回。我们阻截了 精建队将区长放回。我在北孔滩村进行民众选举，赵大斌被代区长。这件事刘戡很高兴， 因为我们取得一个区的政权，但安泽县不满说我们趁火打劫，夺取政权，干涉地方政治。 赵大斌听了后与我商量，我说既然他们不谅解就将区政权交回。于是赵将区公所印件、 公文送还安泽县并要其派人来接管。这件送还区公所政权事，使刘戡大为不满，除质问 我外，还把赵大斌训斥一顿。我说若不送回必将引起我们与牺盟会磨擦，使我们在这里 不得安宁，而且别动队也将难于存在下去，区政权送还了，表明我们光明正大的立场， 团结他们抗战更有利了。他虽无话说，但看得出他心中的不满。他急急打电报催促魏巍 口来，他实在应付不了也不愿多操心山西的局面。魏国电拒绝回前方参与磨擦，刘去电 说只要目前方，一切均可商量。魏魏在西安曾活动去别处无结果，并与七贤庄八路军办 事处密谈，但被劝先回前方，应该坚持在93军的工作。魏巍是带着不参加搞磨擦的条件 回山西来的。魏巍回来后，我把我们的做法和应付形势的对策向他谈了，他很赞同搞武 装，同意尽量充实别动队的力量，将一些地工会原有的工作人员派去掌握别动队。     在1940年春天，北方大地还是冰天雪地。一天我带着一个小勤务兵沿孔滩河走向石 壁村。天黑了，我在村公所（也是别动队一中队队部）里休息。忽然来了决死队两个队 员要找他们的队部，说是从南面开来的，路上掉了队，我叫村长设法为他们找一下。村 长答应了，我也没有注意这件事。休息后找到一家老百姓家住下。晚上我看《国家与革 命》并做了笔记。刚睡下即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然后有人推门，我开门后，突然进来 手执刺刀的决死队队员数人，把我从床上提起推到门外空场上，用刺刀枪支把我围着， 然后到屋内搜查，接着被他们绑着整整走了一夜。我想这次可完了，我成了他们搞磨擦 的牺牲品。我几次想逃跑，但因我双手被绑，四周有人看守，没敢轻举妄动。第二天又 在山路上行走一上午。中午住在一个村内，这时对我待遇好点，把捆绑的手松了，让我 一人住一个窑洞，有一位政工人员干部进来叫我不要乱走。一直等到下午太阳偏西时， 来了一位负责干部，后来才知是团政委刘有光。他向我说很对不起搞误会了，将行李还 我，并请我吃了顿饭，居然有炒鸡肉，他说在这乡村里没有好的招待。又说了一大篇团 结抗日的道理，知道93军内有进步青年，希望以后合作。我当然也讲了我的身份与立场， 并说在这大动乱时期，误会在所难免。吃饭后，叫了两辆大车，把我的行李和在石壁村 收缴的别动队枪支一起送回北孔滩村。     赵大斌他们知道我被决死队抓走，非常焦急，见我回来自然高兴。我即召集地工会 在别动队工作的人员开会，说山西新旧势力磨擦问题十分严峻，我们处在中间，虽然一 心倾向进步，但难免招来误会与麻烦。我们要收缩，不再发展中队，将处在三专署前沿 的人撤回，并要积极努力搞一支有点战斗力的游击队，不脱产的别动队放在次要地位。 要与牺盟会，决死队，新政权尽量接近，多听取他人意见。大家赞同我的意见。     我正准备回军部驻地端氏村，安泽三区区长来找我说安泽县请我去谈谈。我去了， 那位张县长很客气，招待我吃饭，还请八路军工作队长（县委书记）作陪，他们向我大 讲新军的抗日力量及他们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繁荣情况。说那次押我是误会，一再表示 歉意，并说三专署专员请我去谈谈，第二天，我又同他派的人一起翻山越岭到三专署所 在地，见到薄一波、牛佩琮和张力之等，他们请我吃了一顿饭，主要由牛同我谈，讲团 结抗战的道理。我从那里回北孔滩，将情况同赵大斌他们讲了，说我们原来的决定不变， 等我回军部后与魏巍商量，如有什么变动再通知。     魏巍返回晋南后，即参加指挥一次反扫荡战役。战争一结束，重庆即来一密电要93 军配合中条山各军围攻唐天际的晋豫边区游击队纵队。魏把密电扣住，第二天才交给刘， 刘决定要调动一支军队前往。魏认为抽调防御日寇军力不妥，有遭敌袭的危险，把作战 命令压了两天，经刘再三催促才发出，等93军的部队调到指定地点，唐纵已经突围。刘 戡明知延误是魏故意造成的，但他对魏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已认可了魏不参加磨擦的 条件。这事被政治部主任林荫根知道了，马上向重庆报告。在一次刘戡不在场的总理纪 念周会上，他代表特别党部讲话，大骂“我们军队里有人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 事”，实际是指魏巍及原来地工会的人员。我在下面听了实在不好受。他讲完了，魏巍 也讲了话，“现在困难当头，大敌当前，可是有人破坏抗战。发国难财，贪污腐化，不 成体统……”。双方针锋相对，把93军内两派斗争公开暴露在军部全体军官干部的面前。     当天晚上，魏巍即在演剧三队秘密与我商谈，要马上离开93军去找八路军。当时我 知道地工会浮山工作队与八路军工作队关系很好，我们即决定去浮山。魏巍以巡视工作 为名，带着一个小卫队和我一起经安泽去浮山。安泽地工会的工作队长是李之乾，我向 他谈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叫他作好准备，首先要把地工队人员情况弄清，把人团结起来， 再同牺盟会搞好关系。我们到了浮山，浮山代县长是93军参谋主任俸一中，他是在山西 新旧势力斗争时，牺盟会县长逃走由刘戡乘机派来当县长的，表面上是不让山西旧军抢 夺政权，实则是他夺取政权。但俸一中的县长只能管辖屯留公路（该公路把浮山县一分 为二）以北的十几个村庄，大半浮山县地盘在公路以南被日军占领，而地工会的浮山工 作队及八路军工作队等都在敌人占领区内。为了要与我工作队取得联系，找了村里一个 熟悉情况的人带着我夜间过封锁线。这在我不是第一次，但这次较危险，敌人封锁较严， 他们定时在公路上巡查。我们二人埋伏在公路附近，看见敌人巡查队过后即悄悄地翻过 公路，然后急跑离开公路，迅速进了敌占区。我找着了浮山工作队长冯毅和副队长贾向 春，谈了93军内现在的情势及魏巍这次出走的意图。冯贾谈八路军工作队已撤走，牺盟 会也没有负责人在敌后区，现在联系困难。我们又商谈一下今后的作法，他建议赶走俸 一中，此人在浮山搞特务活动，专门捕杀进步力量。我又在夜间通过封锁线返回浮山县 政府，将情况与魏巍谈了，魏只好返回93军部，同意设法调查俸一中。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5:47

<center>5．宝鸡惊魂：韩乐然被捕</center>     这段经历令我十分感慨。我以不愿做亡国奴的心愿来山西参加抗战，我靠的不过是 国民党嫡系部队93军。我虽然能较自由地干我想干的事，但又什么也干不成。我处在两 个势力的夹缝中。左右不讨好，空负我一片爱国心。既然我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 从事实上认识了在国民党军队中不能实现抗战救国的愿望，我又何必非困在93军不可？ 我要自己去找出路，找共产党。恰恰这时，韩乐然由八路军前总来到93军，带来了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     早在西安我就一再劝韩乐然去山西晋东南看看，我向他大讲我们在93军的地方工作 情况。他在1939年秋来到93军，以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名义同刘戡、魏巍谈得很投机。 12月政变后他又来了，他来时我不在，他同魏谈后即去了八路军总部，把魏给彭、左 （权）的信及意见送去，想得到彭德怀的指示。在我们由浮山回来时，韩乐然也回来了， 韩把彭总的意见转告了魏，希望魏在93军坚持岗位。这时国民党军委已来密电，调魏去 中央训练团受训，刘戡复电说前方军务繁重，暂不能离开，请求缓调，于是魏给中共及 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托韩在西安时交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这次魏巍托他的事，当时我 并不知道。     我前面已谈过，在我读过的马列著作中，都讲明只有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发展到最高 阶段国家，比如美、英等国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中国这样贫困落后，资本主义极不 发展的社会，如何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论》解决了我的问题。于是就把 从理论上，抗日政策与实践上，及将来的马列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前途上都信服了中共， 下决心找共产党的想法同韩乐然谈了。他先是劝我与魏在一块工作，后来见我决心大， 答应与我同行回重庆再谈。我就向刘、魏请了假，于1940年春同韩离开山西。1940年5 月间，我同韩乐然离开山西沁水返回西安，我们到了西安，韩提出要在西安两天，然后 同去宝鸡。第三天我们乘火车去宝鸡，到站已是黄昏，我们一下火车就觉得空气紧张， 站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感到要出事。出站时盘查严密。幸好没受刁难。出站后 我们住西北大旅舍。住下后韩乐然即约我去会见宝鸡县县长，韩的东北同乡，这位县长 殷勤接待，设酒宴畅叙一场。宴会后我们回到旅舍准备明天的行程，突然来了大批宪兵 将韩带走。我住在对面房间，看他们搜查提人不敢声张。不久即来搜查盘问，我有一切 合法证件及回川请假文件，宪兵们搜查不出什么就走了。这时已过半夜，我急忙去找宝 鸡县长报告韩已被捕，请他营救。他也很惊慌，说他马上想办法。第二天他告诉我这是 西安上面命令办的案子，他也无法营救。四川去不成了，我退了车票，回到西安找辛志 超想办法。韩是东北救亡总会的，我去找了东总西安负责人高崇明，他闭门不见。我打 电报给93军，想请刘。魏设法，但没有下文。四处托人，无人敢揽这件事。住了几天， 毫无着落。原来抱着莫大希望想与韩一同去重庆，现在韩已被捕，我去重庆还是回山西？ 
<center>6．抗战首都不抗战</center>     我最后决定还是先去重庆。我二哥在重庆做生意，先去他那里住下再说。于是又再 次去宝鸡，买了去重庆的车票，登上了去大后方的汽车。     一路上旅途劳顿，却也有心赏景，到了剑阁，我就跑去观赏雄关的风光。车到成都 是终点，去重庆男乘成渝公路车。我在成都住了两天，去看了几个朋友，其中有原燕京 同学小赵。还去了华西坝，看望杨公素的大姐杨云慧，她已是教育厅长的太太，住在外 国教师留下的小洋房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她见了我很高兴，知道我从前方来，大大称 赞了一番。从成都到重庆要在内江住一夜，第二天车要到重庆时，遇着日本飞机轰炸， 我们的车在老鹰岩上停了几个小时，俟日机飞走解除了警报后才开车下山到两路口车站。 因我在成都已去信给我二哥，到站时他已来接我。重庆刚被轰炸，马路上秩序紊乱，军 警特多。     我二哥原在湖北沙市同大哥一起开设面粉厂，抗战一开始，武汉紧张时就设法搬迁 工厂，他与人合伙将面粉厂搬到陕西，自己却来到重庆做花纱布生意。大哥去了上海， 二哥全家在重庆住下，重庆千司门有他的公司及住地，二嫂及全家在南岸半山上，那里 虽离重庆远点，但安全不怕日机轰炸。我回来后，他们全家把我当抗战英雄看待，几个 在学校上学侄儿侄女都回来看我。使我在这两三年烽火刀光后多少感到点家庭温暖，但 我却在重庆呆不下去。     重庆号称抗战首都，除了日机轰炸大家跑警报之外，看不见什么战时气象，到处生 意兴隆，商人大发国难财，跳舞厅、咖啡厅、电影院，茶楼酒馆，红男绿女，一片歌舞 升平。我去过东北救亡总会，才感到了抗日气氛。但是他们警告我注意言行，提防特务。 街上随时可遇见宪兵，这些兵专门注意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物及爱国人士，我穿着前方穿 的不着标志的旧军装，在街上已被宪兵纠察了几次。二哥他们虽然对这从山西敌后来的 弟弟十分亲热，但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像他那样的商人重庆太多了，他说不做 生意就不能生活下去。他做什么生意呢，二嫂告诉我，是经由敌占区，特别是上海、江 浙一带运来布匹及日用杂货，他是做批发的大老板。但二嫂说二哥做的只是小生意，比 他做得大的有很多，那些人从上海、香港贩来进口的高级用品，供达官贵人销费，由大 官们做的才是大老板，他们有势有枪杆子，可以用飞机、公路包运包贩。     人人都在发国难财，不干投机生意要抗战的反而要受到监视、搜查。这算什么抗战 首都？！     我写信给新华社要求拜访，该社约我去曾家岩与潘梓年先生见面，见面后我谈了我 们在晋东南的情况，请他给予指示并表示要求工作。潘给我详细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以 及抗战的前途，劝我仍回晋东南敌后作抗战工作，后方工作重要但远不及在敌后直接抗 战。他送了些《新华日报》给我，那时重庆虽有但不好买。二嫂对我非常关心，给我介 绍对象，是合川的一位教书的姑娘，一再促我去合川看看这位姑娘。我虽也可以在重庆 一带教书，成家立业，但我如何肯干。恰恰这时接到夏讷的信，说前方出了事要我急返 山西，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但有可能是我们搞游击队和地工队的事，于是我决定马上返 回。可要买去西安的票非常困难，我和二哥托了很多关系也买到，只好分段走，先去成 都，然后去西安。 
<center>7．欲投八路</center>     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去成都的票，我于8月初离开重庆。到西安仍是住在辛志超处。 我请他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我要去八路军总部。办事处的周子健秘书同我见过面。后 来辛志超告诉我，周秘书说魏巍已去了总部，叫我直接去山西找他即行。于是我又回到 渡黄河去山西阳城王屋山旧路上了。     原来韩乐然被捕后，我去电请刘、魏设法营救时，魏即感到有危险，因为他曾托韩 将给彭、左的信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在接到我的电报知韩出了事，料想他的信可能 被特务搜出。接着又接到93军住西安办事处的来电说“韩乐然被捕，案情重大，且与本 军有关，希注意”。这两封电报魏先看到了，恰巧这时中央训练团又催魏报到，要求他 立即离职不得延误。这些电报同时接到，魏即找夏讷商量如何办，当下二人决定立即走， 去投八路军。这时魏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能秘密逃走，必须与刘戡说清楚再走，夏不同 意，但魏主意已定。魏在吃早饭时开门见山地告诉刘托韩带信给彭总的事，并说现在重 庆催调很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回后方坐牢，一是由他自己去，请刘决定。 刘当时怔住了，问了信的内容，刘与魏多年袍泽，实在不忍心看魏落难，最后答应随魏 自便。魏又告诉刘这只是他个人的事，与别人毫无牵连，刘向魏保证对别的人（指原地 工会的人）不会作什么，一切可以照常。6月初，刘戡为饯行，刘举杯对夏说，“我与 魏参谋长多年共事，情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也挽留不住，只好分别 了，”呜咽了一会后又说，“我知道你们不是共产党，过去之后，你们会成为共产党。 我可以保证，在抗日期间，我坚决抗日，不打内战。抗战胜利后，如果国共两党争天下， 我还要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但愿我们日后不至在战场以兵戎相见。”刘戡放走了魏巍， 他自己后来在进攻延安失败后自杀。     魏、夏离开93军军部后，即去别动队，一面布置去八路军总部的事，一面让赵大斌 转告留下的人，要他们坚守阵地，他会派人来联系。在路上魏还咏诗一首：     　　　　　　　　　　彷徨重十载，苦学觉迷津。     　　　　　　　　　　漏网奔微曙，挥刀断劣根。     　　　　　　　　　　赤忱摧霸道，白手拯民生。     　　　　　　　　　　汤火匆回顾，高歌寄故人。     他要夏讷抄了三首，寄给93军的故人。（见夏讷执笔的《在顽军内部迎击反共高潮 记》）     魏、夏等越过屯留公路进入岳北区，见到薄一波、陈庚之后，由386旅送达白晋线， 到总部与彭、左、罗（瑞卿）、杨（尚昆）等会面。几天以后，八路军总部决定派夏讷 返回太岳，与留在93军内的进步份子秘密联系。夏在9月间住在屯留公路北的宋店村别 动队申怀尧姐姐家。     但回过头再说我从西安回到下寺坪，原地工会的人告诉说我魏巍已去投八路军，叫 我到了阳城附近找到我们的人一问即可知道他们的情况。我现在是一心一意去找八路军 总部，谁知又出了新的变动。     18集团军前方总部秘书徐立行连同去洛阳任八路军（改为18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主 任袁晓轩，还有去重庆周公馆工作龚澎经由总部去洛阳，曾路过93军在屯留的军部，见 到了刘戡，徐还带了魏给刘的一信。徐是以总部高级参议名义公开来93军联络，受到了 刘的接待。徐又带了左权参谋长给刘的信（当初韩乐然来总部时，刘戡曾托他向左权致 意）。魏的密信说，已安全抵达总部，更名白天，今后当联系，团结抗日。刘看了两信 后，态度很好，对徐立行说：“请转告他们，大敌当前，理当共同对敌，不管别处如何， 我是决不主动挑起磨擦的。又说现在处于敌后，四面敌人，辅佐人材很少，希望新派些 人来帮助。徐立行把这话当真了。     我在下寺坪一带遇见了他们。龚澎是燕京同学，在此相见很高兴，我谈到要去总部 的事，龚同袁即说不用去前方，同他们一起去洛阳或重庆是一样的，我自然高兴地同意 了。谁知徐立行却另提了意见。他找我私下谈了很久，说刘戡自魏巍走后感到孤独无助， 原地工会留下的人都分散在各地无人领导，林荫根也无人无能，他在敌人包围之下亟需 帮助，劝我仍回93军把工作担负起来，把刘戡稳住继续团结抗日。我一再表示回去恐也 无能为力，因为93军的人都知道我是同魏站在一起的，我回去当然要引起他们的猜疑， 认为我是回来瓦解他们的。我已决定找总部，如你们不让我同行，那我自己也可直接由 敌占区去。最后他说出这不是他个人的想法，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希望我能接受。 他这样一说，我心里明白，既然是党组织给的任务，我自然当努力去完成。他还告诉我 夏讷住在什么地方，我可同夏联系。这样我又回93军了。 
<center>8．麻痹大意，当了囚犯</center>     这时93军军部驻在安泽县偏北的东西峪区，要去那里，必须过两条封锁线。过安泽 城封锁线，我在黑夜过了两次才成功。到宋后村与夏讷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双方互谈 了别后几月的经历，他将魏巍出走的详情讲了，接着商谈今后如何做法。我们对留下的 人进行了逐个分析，谁可做核心，谁跟谁单线联系，规定了联络暗号，通讯的假名，还 决定由现在东西峪特区区长王文海为传递信件的交通站负责人。我当时认为刘戡虽然现 在处境较难，需要与北边八路军搞好关系，但他不会倾向共产党，对他能稳住能保持团 结抗日就算不错，同时他现在也没有力量闹磨擦，因为他的军队处在日军四面包围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妹夫政治部主任林荫根，此人有军统背景，可能他要搞出一些内部清 洗、对敌妥协，对北边闹磨擦的事。所幸现在他手下没有什么人可用，我们要乘此机会 把原地工会的和倾向进步人的团结组织起来，我回去后立即做这项工作，现趁刘戡还用 我们时，要多掌握些政权及武装，以备万一时。谈完后我一人又返回93军军部。     刘戡见我回来又怪又喜，怪的是我为什么不同魏巍一块走，喜的是我回来可以帮他 拉拢原地工会的一些人。他安排我同他住在一个院内，同住的还有一位他的堂兄无事可 干投奔他当个闲差事高级参议。刘为我派了一个勤务兵，地位似乎比过去高了点，他吃 饭后出去散步带着我闲谈，一再表示要我同他一块干下去，并特别招呼我要与林荫根合 作。他这时抢夺了几个县政权。     不久，西安来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是胡宗南派来帮助刘戡搞一个特别行政公 署，林荫根当了这个公署的秘书长，要管辖刘掌握的几个地方政权。他们先去长子县巡 视，可怜那时长子县就有了三个县长，日本人搞了个伪县长驻在城里，掌握了城关及附 近几个村，牺盟会有个县长，掌握了长治公路以北几个村，刘戡派谷若虚任长子县长， 也管辖原一个区多一点的村庄，而他的县长地位是刘封的，山西的牺盟会不承认。1940 年9月间我回93军时，刘戡搞的几个地方政权大致都是这样的。那帮胡宗南处来的人， 非常傲慢跋扈，横蛮专断，把原刘戡派人管的地方说得无一是处。现在管理这些地方的 大半是原赵城训练班、原地工会的人，他们在那里生活工作几年，与老百姓关系好，讲 团结抗战，同邻近的八路军和平相处，甚至互通消息。这班人认为这些作法都不对，他 们是反共闹磨擦来了。在巡视长子县时他们就同谷若虚冲突起来，互相对骂了一阵。谷 是刘戡的亲信、多年的好友，刘为此还专门去谷那里调和。我此时在军部已是无职之人， 借故去了安泽县。离开了军部，自己住在一个山区小村中，给原地工会的人写信，或自 己联系，说明现在93军的形势，要他们早作准备。我把原别动队8中队游击小组20余人 调来屯留，归李之乾成立保安队，要李紧紧掌握武装，必要时就带队去北边（因八路军 驻在屯留路北，中共北岳区也在路北，我们称北边）。由别动队组成的安泽游击队专门 打击阎锡山的顽固势力，阎的势力不断向刘戡告状，93军166师派一个营包围了游击队， 领导游击队的武良柱跑去了北边，剩下的人改编为安泽大队，派吴万桥管，而吴却听李 士珍的，把这个大队分成三个中队，派原地工会的樊仁旺、赵昌瑶等管带。我去安泽与 他们联系，告诉他要应付紧急事变。同时，我给刘戡写了几封长信，分析山西晋南抗战 形势，鼓励他打击山西顽固势力与北边八路军合作，共同对敌，才能在山西敌后站稳脚 跟，支持抗日战争。1940年11月间，刘戡因要去西安开会，叫我回军部，后又突然决定 要我陪他一起去。我知道这是他怕走后我留下来对他们的什么行政公署不利过安泽阳城 封锁线由赵大斌负责，我悄悄告诉赵。刘一走，93军可能要闹磨擦，叫他们积极准备， 一有动静立即带人去北边。     过了安泽阳城公路后，到了斐昌辉驻地，刘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也因之享了 福。在阴历年前夕，我到了西安，向刘戡说我住在朋友处，于是又去了辛志超处，大家 见面分外高兴，正值除夕，我们几人过了个快乐的大年夜。     我来到西安后，除设法想与徐立行联系外，在考虑今后怎么办。前方看来已无所作 为，刘戡已完全投入胡宗南的怀抱。胡是反共磨擦专家，他坐镇西安，封锁延安，手下 养着大批特务间谍，不去对付日本，专门对付中共及八路军。在西安可以贪污捞钱，可 以嫖娼引妓，可以花天酒地，更可以欺压弱者，但不能谈论抗战，更不能谈持论久战与 游击战，否则就有共产党嫌疑。辛志超交往的人很多，与中共八路军有来往，是一个为 省党部注目的人物。但是他极力表现灰色，出入开元寺，捧唱河南坠子的姑娘，他说特 务们认为共产党不会去这些地方，越摆阔气，越是吃喝嫖赌越安全。他也拉我去这些地 方，以逢场作戏，做为掩护。     辛住处对面有个小书摊，我一人出去就看见书摊上有一两位类似便衣的人，我留心 他们的行动，谁知竟是盯梢的，我走过两条街就发现了他们，我想不如直接去刘戡住处 看他们怎样，他们竟一直跟踪我到刘公馆。我不客气质问刘戡为什么有人盯我的梢，刘 支吾其词，说他是信任我的，但我有位哥哥有汉奸嫌疑。我觉得奇怪，我哥哥在重庆做 生意，就是他有什么问题与我何干，这些年我一直在敌后与军长一起抗战，一切情况他 是知道的，请他通知西安有关方面。从此我就不大出门了。     不几天辛志超突然紧张地问我，你们在前方干了些什么，引起了这里党部的注意， 他说他被省党部叫去，问他那里住的一位佘秘书的情况，辛说看见书桌上摊一堆我的卷 宗，他很吃惊地叫我想办法，说落入这些人手里可没有活路。我向他谈了我们在93军的 情况以及魏巍出走的事。恰恰这时我接到一封由洛阳寄出的由辛转我的知名不具的信， 说知道我已来西安，希望能见一面，信上写了个在洛阳车站一个烟摊的地址，我一看就 知道是徐立行写的，我就想去洛阳。辛说你现在已被监视，公开走恐怕不行，东关车站 检查很严，得秘密走。他介绍了一个车站服务的工人，我一人先去他家，然后不经过车 站而从岔道上车，于是我交待了小于我走后他可带我的行李去洛阳赵荣声处找我。赵是 燕大同学，地下党员，他是公开被八路军总部派去（也是卫立煌要的）在卫处当秘书的， 我经过洛阳时去过他家。我就这样偷偷去了洛阳。     西安去洛阳这条路我也走过几次，沿途未遇着困难，我在金谷国下车直接去西工找 赵荣声。西工是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公署所在地。我找到赵说明我无处安身，他为 我在西工大院内找了一间房住下。我那时以为离开西安就无事了，公开地去找了孟用潜， 他现在是工合晋豫区主任，在洛阳小有名气，当然也去了洛阳车站那封信上说的接头地 点。一天，工合的刘迟（也叫刘群）对我说徐立行要见我，约我在一个饭店相见。我照 约定时间地点去那里，等了近一小时，老徐才来，我们找了一个单间谈了起来。我将这 次回93军后情况说了，并说由于胡宗南插手，我在那里已无能为力。我已与北岳区夏讷 联系好，安排了留下的地工会人员应急的办法，我自己是不能再回93军去了，要求另派 工作。他向我谈了抗战当前的形势，说河南也将有战事发生。他同意我不再去山西，静 候他另行安排。经这次谈话后，我就放心了，安心在洛阳等他的消息。我在等待徐立行 消息时已忘了在西安受监视的情况，常去孟用潜处，并同他在街上吃小笼包，过往很密。     3月初，刘戡由西安来了，他在孟用潜处找到我，叫我不必去山西前方，就在洛阳 为他写93军敌后抗战，这正投合我的需要，我就满口答应了。刘走后，我仍在等徐秘书 的消息。一天我从孟用潜处出来到他们的宿舍，宿舍一位同志紧张地告诉我，刚才有党 部的人找我，叫我赶快离开洛阳。我着急了，马上叫辆人力车回西工。一到赵荣声处， 赵说文朝藉副参谋长找我，我莫名其妙，问他找我干什么。赵说你住在西工大院，副参 谋长找你还是去一下好。文朝藉兼洛阳卫戎区司令，我只在刘戡宴会上见过一面。我问 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什么，要我不要出去。于是就叫人把我送到一间空房，我的 行李早已拿来，在那房间地上躺了一夜。这一夜使我想起很多，在敌后93军搞抗战两三 年落得这样下场，昨天还很客气，今天突然翻脸扣押我，为什么？我想我不是共产党员， 他们拿不出什么凭证。在前方刘戡对我有怀疑，但他知道我与魏巍的关系，是不是因此 扣我？我与徐立行的关系，恐怕他们不会知道。知识分子弱点在这时的就暴露出来。我 想何苦来，一个硕士居然在抗战中被扣，知识有什么用，值多少钱，能为国家干什么？ 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几个持枪的兵，用一辆人力车押送我去了劳动营。这是我 第一次住集中营，当了一名囚徒。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6:25

第五章　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 
<center>1．逃出集中营，更名换姓“杨公素”</center>     这所劳动营刚刚新换了招牌，原来的招牌上写的是洛阳劳动营，现在写着西北劳动 营洛阳招生办事处。     进去后才听说，国民党把原来西北的几个劳动营统一起来，归西安的劳动营管辖， 其他如洛阳、兰州统改为招生办事处，归胡宗南、蒋鼎文掌握。     原来国民党在全国各地设有集中营关押政治犯，在营内施行新的严酷手段惩治，镇 压进步人士，因为受到多方的责难，指责国民党采用法西斯统治，所以把集中营改为劳 动营。劳动营伪作学校之名，行集中营残酷镇压之实。     我进去时，正赶上他们转换机制、调人换马的当口。我一进去即送到一办公室，由 两个穿校官服的军官训斥一番，叫我要规规矩矩，遵守训导，不许乱说乱动，要我先写 篇自传。     我写了第一个自传，这个自传强调我做学问的经过，列举我写过的文章及出版的书 名，说明自己是北平著名大学的硕士；再述我在山西国军内为抗日战争服务几年，尽了 我爱国的责任；重点落在与林荫根的矛盾，是他处处陷害我、排斥我，要求当局替我主 持公道、还我自由。     这篇自传写好交出后没有下文，原来劳动营改组变为招生办事处，不搞劳动营那一 套审问、“改造”的作法，站长的责任只是当扣押的人达到一定数目时，用火车押送西 安完事。我知道后，即设法找赵荣声、孟用潜等保我出营，至少也不要送去西安。若送 去西安，在胡宗南、蒋鼎文的手里。     赵荣声来看过我，告诉是刘戡叫文朝藉扣我的，可能不会送我去西安。我写一信给 刘戡表白伸冤要他早日放我，又写信给我在重庆的二哥请他寄钱来我有急用。都请赵寄 走。给刘戡的信自然没有下文，二哥不久即寄来几百元。     我知道是刘戡不会送我去西安。有了二哥寄来钱，我就想法活动起来先改善我在营 中的处境。新上任的处长是个粗人，他在大院内另一个小院同他的姨太太居住，成天打 牌喝酒。这个院内扣押人的房屋和事务，他交给他的同乡（湖北人）兼小舅子姓王的管。 新处长对我们的食、住不管，只克扣伙食费、办公费等自用。可怜我们这些长住的犯人， 吃的是小米夹石子的粗饭，菜只有一碗野菜加盐。这位王管理员办了个小卖部，里面除 香烟、火柴、肥皂外，还有豆腐乳、咸菜，以此大嫌我们的钱。我自然每顿要买，而且 还请他派人在外边买点肉，香肠等回来吃，就同姓王的关系搞好了，他渐渐对我无话不 谈。这位队长克扣犯人伙食费、吞没公款受人的指责，大有保不住地位的危险，姓王的 管理员介绍我替队长写辩白的公文，我因此又同姓王的一块见了这位队长，我为他写了 辩白书。于是我成了营中的一位特殊犯人。     后来躲警报王曾带我们出院到附近大的防空洞躲避，在解除警报返回营时，我请王 管理员去附近西工街上馆子大吃一顿。他知道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犯人，是大学生、学 者，又曾是刘戡的同上校秘书，罪情不大，在洛阳关系不少，也特别同我接近，在我这 里他捞了不少钱。一天从山西前线押来十余名犯人，其中有地工会的何令扬等人，我见 了大吃一惊，不知93军出了什么事。晚间我偷偷找到何令扬，他才说出牛克坚在屯留公 路丢失人名单，所有在93军留下的除了李之乾、赵大斌逃去北边外都被捕了，王文海被 酷刑致死、冯毅被扣在军部，叫刘戡回去处理，他们几人要送西安集中营。他说这是 166师师长在刘戡不在时干的，那位师长还说佘秘书是共产党的奸细。我这才恍然大悟， 西安方面为什么要盯梢我，刘戡为什么要在洛阳图扣我。我还算万幸，假如我被中统抓 去，那将不知是什么结果。刘戡总算手下留情。     就是皖南事后，国民党从安徽河南交界处的太和、阜阳一带逮捕大批新四军，约有 几十人被押来洛阳转送去西安，因为人数较多，这个大队长忙了三四天才送走。在新四 军这批干部中我也是悄悄地同他们接近，才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变，这一巨 大的反共事变震动了我，使我愈加要逃出这个地方。     最令我吃惊的是刘群忽然同一批工合的人关进来了，我简直昏了，不知洛阳又出了 什么事。刘群一来，当夜我们就联系上了。原来徐立行在伏牛山一带搞了个训练班，准 备在敌人打过黄河（那时黄河已在花园口决堤向南流入安徽、江苏）进洛阳后组织游击 队伍打游击。他这个训练班被国民党破获，徐立行跑去延安，刘群在训练班被捕了，也 要送去西安。我才知道徐立行要我等他的消息却久等不到的原因，原来他是去搞游击训 练班把我给忘了。但刘群说他并没有忘记我，只是让我等一等，谁知山西前方出了事， 我就等进了劳动营。我讲了我的近来情况后，向他说第一不能被送去西安，一去就完蛋， 你是工合会计，借口尚有帐目未清，叫孟用游设法留你几天，俟帐目弄清再送去。第二， 我已设法买通了人，可以俟机逃出去，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在东关，我们可设法逃到 哪儿去。他有点将信将疑，经过他同工合联系他又可以留几天。我特意向王管理员介绍 了刘群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人一共躲警报后曾去西工吃过小馆，他非常高兴。     在6月中旬的一天，我向王管理员说下午去城内吃馆了，他同意了。在黄昏时由他 带刘群与我去洛阳城内汤包。在吃饭时买了张报纸，上面载有京剧广告，我提出三人去 看京剧，但没带钱，由我同刘群去工合借钱，让王管理员在饭馆等我们，他居然答应了。 也是他多次同我外出，我都规规矩矩，一切行动都照他说的做，所以他不疑心我们，这 次他却上当了。我同刘群一离开饭馆就先去一家小石灰厂躲避。等到夜深时，我就同刘 群去东关18集团军办事处，我们二人就这样逃出国民党的劳动营了。     我同刘群于1941年6月从劳动营逃出躲进旧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以后简称洛办）后， 一时间在洛阳引起哄动，说是93军一个秘书逃跑了，洛阳军警马上把王管理员扣押，那 位队长被撤职，孟用潜的工合被搜查，赵荣声也处在追查之下。我到了洛办，处长袁晓 轩早已认识，还认识了处内的各级负责干部和袁的夫人。     他们都对我很热情，我们向袁报告了逃脱的经过。他说外面追查很紧，劝我改用一 个姓名以作掩护。于是我就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一则杨公素真的曾有其人，但已失踪 多年了，二则我用来可以纪念我的同学好友，有人要查杨公素的家世我也知道，从这时 起我佘贻泽就改为杨公素了。     来到洛办后，我是十分高兴，终于找到共产党了，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洛 办除了本身的人员外，还有不少外面呆不住躲进来的人，其中有演剧四队的几位演员， 孙洪也在其内。每天晚饭后在后院玩耍，后院有一篮球场，我在球场上还很出风头，毕 竟我在东吴时是校队的，虽然几年没有打了，现在重上球场仍然能恢复当年身手。再就 是唱歌，散步，找人交谈，十分自由地活动，我渐渐地与孙洪接近多了，对她产生了爱 慕。     我住进来不久，洛阳经常有日军飞机轰炸，躲警报时我们出后院外郊区农民菜地分 散躲着，解除后即返回。一次我们将返回时，一位同志来告诉我，要我一人留在菜园内 等一会。约两小时后才叫我回去，一问才知道是洛阳卫戍司令部来人，按洛办的花名册 点查人数。卫戍司令部来人中有位秘书是燕大的学生，据说认识佘贻泽，他是来查我的， 而我在花名册上写的是杨公素，他们点到杨公素又不在，说是出差去了，这样就应付了 一次检查。这时正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战况激烈，德军进攻很得势，国民党内法西 斯势力猖狂，反共更加卖力。     朝鲜爱国志士组织了朝鲜义勇军，他们有部分人从重庆来到洛阳要去华北，洛办决 定让我们（洛办指导员同几位逃来的人包括我、孙洪在内）同他们一起去华北，叫我化 装为朝鲜义勇队的成员，从后院郊区上船，同朝鲜义勇队人员一起乘船离开洛阳。     我们这一路三十来人打着朝鲜义勇军的招牌，得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批准文件， 大摇大摆地从洛阳坐船由僵师、孝义到汜水，由汜水过黄河经过温县、武陟、修武到山 西陵川、壶关沿途几百里地，逢关过卡受检查，同沿途国民党军政人员打交道。 
<center>2．入党遭怀疑，彭总作保证</center>     金秋10月，我们来到壶关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交界地，这里被称为游击区，是因为这 里是日军、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势力范围的交界上，三方都不能完全控制，但都经常来巡 查一番。这三方面的军队汁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村里的村长都知道。我们找了这些 村的村长，摸清了三方人马的底细，决定钻空子进入壶关人民政府管辖地方，较安全的 地段是一个陡险的山坡，我们就在山坡对面的一片森林里等待时机、中午村里炊烟起时， 四野无人，我同一位朝鲜青年爬上山坡，爬到半山时看四下无人，便发出信号，然后大 队人马登山而上，翻过山头即进入壶关人民政府辖区，找到了村干部，被引进县政府招 待所住了两天。至此，我们与朝鲜义勇队分手了。由壶关分路，我们洛办来的去太行山 根据地，他们去河北某军（国民党杂牌军）。     当时129师师部驻在涉县，我们到时正开运动会，大会会场上高挂红布上书“在毛 泽东旗帜下奋勇前进”。洛办的孙超对我说这是一个新的口号，说明党内已确立毛泽东 为领袖。他是共产党员，说这话时显得有点惊讶，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心思，但也知道一 点党内斗争历史。从我当时所看到的党内历史书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曾发 生几次斗争，现在终于确立了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听了也很高兴。     129师运动会进行了一半，我们洛办人员也参加了，我是洛办篮球队队员，我们进 行了比赛，得了个第五名。由于开运动会，129师的各部队都派有人来，我在这里遇见 了陈赓，他是385旅旅长，从太岳来，他为人非常平民化，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我久 仰大名，自动去找他，我们谈起来了。我说大革命在武汉时，我听说外交部特务处的领 导陈大少爷就是你，他哈哈大笑了，问我如何知道的。他劝我去他那里工作，并且向罗 瑞卿（当时政治部副主任）要我。被罗拒绝了，他临走时向我说咱们庙小装不下大菩萨。 在会场上见到白天（魏巍现改名），他同129师首长们在一起，只同我简单地谈谈，说 夏讷等在抗大学习，我们将去总部详谈。     参加过129师运动会后，我们就去豫县熟峪镇前总政治部所在地。住下不久，洛办 来的人都一一分配工作离开了。我被分配到前总司令部，司令部住在武军寺的一个大庙 中，秘书处设在庙前一个舞台上，三间房间，我同另一位同志住一间，刘文华秘书住另 一间，当中是过道堂屋。我来前总司令部后，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及参谋处、机要处的 人员。     我一到司令部即提出入党申请和写自传，因在洛办时，袁晓轩曾告诉我组织问题去 前总解决。申请书交上去以后，静候组织讨论、审查。这时魏巍与我谈同他去云南中越 边境一带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我想我正在申请入党，要等入党问题解决才能考虑他的意 见，他自然不能勉强我，于是他同夏讷走了。     秘书处有位女秘书叫吴青，她是我在燕京的同学，大概是龚澎走后调她来的。还有 就是刘文华，他是德国留学生，同龚澎结婚不久，龚就调去重庆了，我们很谈得来，他 们俩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是1941年11月被批准入党的。入党后吴青告诉我，不知道 我这几年经历这样复杂，在小组，支部讨论时，许多人对我复杂的经历很吃惊，抱有怀 疑态度，是彭老总亲自参加会议作了说明与保证才批准我入党的，本来我们在93军那几 年的工作只有彭、左几位知道，他们不说明，别人是很难相信的。     194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我从接受徐立行的任务返回93军到在洛阳 被扣，又逃到洛办，进入太行山并于前总入了党，不只是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我政治生 活的一件大事，是我从自由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我已是而立之 年，从大革命到现在，由闹革命不问政治，到最后找到了归宿。 
<center>3．日寇扫荡前总，左权将军之死</center>     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艰苦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日军进攻我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 我后勤部门在黄崖洞建立了兵工厂，我的东吴同学陆某由德国留学回来后参军做了工程 师，他就在黄崖洞。我们司令部离黄崖洞不远，战斗激烈时可以听到日寇的炮声。我们 天天起来收拾好行李，准备驴子，万一日军打过来，我们就进行反扫荡。结果日军近一 月才打下了黄崖洞，我们的兵工厂被毁了。当时大家意见纷纷，认为在敌后应以游击战 为主，即使建立了根据地也不能搞大规模的建设，象黄崖洞兵工厂，居然有高炉和炼钢 厂，虽然是小型的，但目标太大，日寇的进攻使我们损失了几年的积累。接着又发生了 华家岭反扫荡战役。     1942年冬日军进行扫荡，司令部由武军寺出发经过下麻田转入沟里向西北方向行进。 下麻田村有一山岭，约50米高，司令部一个警卫连在岭上掩护，日军已攻进下麻田要占 领岭上高地，我们在日军大炮、飞机、机枪下急行军转入沟里，当时我们这些非战斗人 员，加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人员约百人迅速转移，而彭老总却屹立阵前，指挥若定。 在我们这群人进沟向西北走后，他才令警卫队撤下来同他转移，日军随即攻人武军专。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位红军大将军指挥作战，他身临前线，在枪林弹雨中站着不动，他 算定了日军不会追击我们而只是在我军撤下岭后才进攻武军寺。     后来我们谈起此事，参谋处同志告诉我，彭、左老总们对日军作战方式研究很深透， 可说是了如指掌，可以指挥日军行动。     我们沿山沟走向西北方向时，发现日军这次扫荡有合围之势，左权参谋长派人侦察， 但未得回报，也摸不清日军的动向，司令部人员不知该向何处前进才好。于是左权参谋 长亲自在夜间出发侦察，把我带着作为参谋跟他一起。我们几个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在 一村内休息，这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大批非战斗人员都聚齐在这小村内， 还没有住下，即有警卫人员报告，村山头上发现敌军。彭老总召集罗瑞卿、左权等在村 外小山里开会时，发现已被日军包围。而我们除警卫连外尽是非战斗人员，彭总一面对 这次反扫荡布署提出批评，一面下令马上分散人马，由罗瑞卿带政治部人员向摩天岭邢 台方向，杨立三带后勤人员及大批驴子向南突围。正在下令时敌机来了，飞得很低，连 驾驶员都可看见，飞机向我们轰炸扫射，四方山头看见敌人，我们完全被敌人包围并已 受攻击。     这时我们司令部人员向华家岭冲出，眼看彭老总骑一黑马在岭上飞奔，后面只有一 个警卫员跟着。我在岭右侧向一山口前进，看见左权参谋长正指司令部机要、杂役人员 躲避炮弹。     我看见对面山顶上日军大炮，看见他们每打一炮高兴欢呼情景，炮弹呼啸着飞来， 在我们旁边落地。轰然一声，硝烟大起。我向山口跑去，那时山口小路已被日军机枪封 锁。我跑向山口时，有两位机要员小鬼吓得走不动了，我急急上前夹着他俩沿路边连跑 带爬向山口外冲去，总算冲出包围圈。我遇见北方局青委彭华，我们三四人沿途遇见警 卫连几个士兵，才知道左权参谋长在指挥别人躲避炮弹时，中弹身亡。后来找到彭总随 着他行动，队伍渐渐集聚起来。司令部人员损失不大，北方局的同志却有很多下落不明， 彭总命我带一部分警卫队进入敌人驻扎地区去收集落伍人员。我们夜行昼伏，模进华家 岭附近，见岭上及周围尽是日军，夜间到处点着火堆，根本进不去。回来后才知道北方 局牺牲最大，秘书长、调查研究室全体人员被俘，英勇牺牲。     这次扫荡后，司令部住在上麻田，滕代远调来代理左权之职，任副参谋长，我调去 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作研究员。对我来说，入党一年来，经过了几次扫荡，经受了考验。 
<center>4．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center>     我在调研究室先做室内工作。从敌占区搜购来的北平、天津等城市的报刊中，研究 敌人的动向。那时日寇在冈村宁次带领下在华北搞治安强化活动，我收集整理了一篇研 究日军在华北搞政治、经济奴化中国的文章，题目就是论同村宁次的治安强化活动。这 算是我在调研后完成的一个任务，这篇文章刊登在北方局出的调研刊物上。这是第一期 北方局的“调查研究”，也是最后的一期刊物。可惜这期刊物现在已找不到了。     到了1943年，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后的基层民主运动中，我到××村搞民主民生试 点工作。那时地方群众工作都有两重性，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减租应该是向地主、 富农减，但在穷苦小村中实际也减到中农身上，要减租就要发动群众，就要进行阶级斗 争，组织农会，掌握村的领导权。还要团结被斗的地主、富农们进行抗日战争，斗他们 要有限度，不使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所以被斗的地主富农不但要减租减息，拿出东西 来给贫下中农，还要心服口服，一同去抗战，这就是民主民生运动的实质。我在领导一 个村的运动中，听信村支部党员的话出了些偏差。     村里贫下中农党员们对本村的老财历来十分痛恨，不只是因为他们有钱，还因为他 们在老财的财势下受过气，挨过打骂，有的甚至被老财弄得家破财空。     我在这个村搞了近四个来月，虽然名义上由我这个上级派来人的指导运动，但实际 上我对村里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进了村便一头扎进村支部，听他们的介绍，进行阶级分 析。依我看这个村算得上中小地主的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个逃跑了。其余三家最多只能 算富裕中农，连富农也算不上，他们有的只在农忙时雇短工，平时在村里摆阔气，喝三 呼四的训人，结下了仇恨。运动一开始矛头针对这几家，村支部一班人要开他们的斗争 会，我开始不赞成，觉得他们一不是罪大恶极有人命的地主，又不是投敌死心塌地地当 汉奸，他们有点田，放了债，减了租、息就行了。于是一个村近二百家就死气沉沉，情 绪低落。我一再做支部工作，最后一个近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对我说，不斗某几个大人， 老乡们不敢起来，因为过去就是这他们把持村政，称霸一方，谁都受过他们的气，谁也 不敢惹他们，你们在这里他们不敢动，你们一走还是他们当家称霸，不杀杀他们的威风， 老乡们虽然有了共产党也挺不起腰来。这下我才明白了，为了发动群众，替村支部撑腰， 我答应让他们放手干。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大会就开幕，把那几个人，一个个的揪 上台，接受老乡们控诉、斗争，有的老乡诉说当年受他们的打骂、诈财、欺压时，痛哭 流涕上台殴打，以报昔日之仇。     斗争会开过了，老乡们喜笑颜开，村里工作马上开展了，生气勃勃。我自以为很成 功，回来一汇报，大家称赞。有人却对我说，你是不是当了村支部的尾巴，发动了群众， 丢了政策。这使我大吃一惊，赶紧再阅读文件，我才意识我违反了政策，犯了左倾错误。     我要求继续在该村留下同支部一同做总结，一是提高支部的认识，很好体会党的政 策，再则也可纠正偏差，弥补损失。这时北方局党校在杨献珍同志领导下也移住该村， 北方局书记韩进把调查室的工作暂时交杨负责，我就常去杨献珍同志处请示和汇报工作。 那时《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一篇署名王大可的文章讲华北根据地民主民生问题， 彭老总来党校作报告时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讲述根据地发动群众运动的一篇 带指导性的文章。文章是秘书李琦在彭老总指导下写的，琦字折开就是王大可。     不久，彭德怀去延安，北方局、前总由邓小平政委负责。1943年开展了党内整风运 动。我回到北方局。我同宣传部的同志编为一个小组进行整风运动学习。     运动开始是很温和的，学习文件除了中央关于整风的通知外，主要学习毛泽东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到了43年底延安来了人，传达了延安抢救 运动的精神，就在太行山开展了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运动就是要清查党内，根据地各单位内暗藏的内奸、敌伪特务、党的叛徒， 还有打着红旗混进党内根据地来的一切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异已 分子，把这些人揪出来，或者由他们自己坦白交待，把他们从阶级敌人变为同志，就是 对他们的抢救。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不同以往，北方局同党校及前总机关各整风组织联合在一个庙内 开大会，先是由个别人上台自动交待自己的罪行，或是敌人派来的间谍，或是曾经叛过 党的叛徒，讲完后，即宣布宽大处理，算是抢救过来了，接着就号召大家坦白。没有人 自动坦白，就由各学习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高呼某人某人姓名，要他坦白。被点名的人不 坦白交待，当场即将他捆绑起来，吊在梁上进行拷打，用刑迫供，我哪见过这种斗争法， 心惊胆寒。     这样的大会开了几次，每次总有一两个人上去坦白交待，接着就有很多人被当场揪 出来进行拷打迫供，一些我认识的党内地位较高的老同志也不免被吊起来，真是丢人难 过。     不久就要轮到我了。我们小组内的积极分子在大会站起来点我的名，说我是敌人派 来的间谍，历史不清。我害怕了，怕在这大会上丢人，我提出我可在小组会上交待，免 去了在大会出丑，但免不了在小组会上受围攻。那些积极分子们认为我是个重点，两三 个小组合起来开我的会。我能坦白什么呢，只能反复交待我的历史和找党的经过，当然 不能过关，于是劝说、威胁、恫吓，一切打击都来了，他们可以轮流换班，我则无日无 夜的苦熬。     我开始犹豫了，认为既然自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受过外国教育的知识分子， 要参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得脱胎换骨，自己既然要做无产阶级一份子，就要背叛原 来的阶级，做无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党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党抢救你，你就必 须顺从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间谍，坦白了，适应党的需要了，不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 无产阶级了吗？     于是我就编出一套刘戡派我来搞间谍活动的谎言，受到宽大的处理。那些积极分子 一听我坦白交待，高兴不已，对我的态度马上改变了，热情照顾，好像我是浪子回头， 又像是他们从深渊中抢救起来的失足者。我在他们追问下，编了一套刘戡如何派遣我来 的故事，说在西安游黄陵时刘戡如何与我私下商量叫我在中共长期埋伏，并假装把我送 到劳动营扣押起来以骗取中共的信任。但是假的真不了，积极分子们并不满足我的假坦 白，追问埋伏的目的是什么，联络的任务，联络的人员等等，我一时答不上来，于是他 们就要我详细写下来。真正要提笔写成文字，却叫我为难了，编的这套假坦白当时是为 了在大会上挨斗丢人，现在要动真的不觉面红耳赤痛苦之极。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 分子，怎么能昧着良心与事实胡写？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谋求自己一时的面子与安全欺 骗党呢？我内心斗争了很久，找到支部书记陈××去坦白。     陈是一位老红军，可能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对我的翻案坦白除了要我仔细想好， 也要我把这段反复过程写下来。这样一来我的问题吊就起来了，一时作不了结论，还过 组织生活，但无工作，听候审查。这年春天根据地号召开荒生产，我被派去参加开荒， 安排在那太行山脉高山岭上，挖树根，割草皮开荒，我拚命卖力地干以减少我心中的苦 恼，秋天又去收获，一样地卖力，心中虽苦闷但很安静，一切听组织，这时听说延安已 开始平反甄别。从冀南调来的抢救干部队在队长李菁玉的指使下，用酷刑屈打成招了一 大批“叛徒、特务、汉奸”，现在要甄别了，李菁玉下不了台，这些被迫害的干部一定 要他讲清楚为什么要逼供信，讲不清也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听了这些，以为北 方局也要搞甄别平反，我可能会平反，但还是没有下文。     不久北方局撤销了，改为平原分局，邓小平为分局书记，带着机关部队去了冀鲁豫， 留下张际春留守。张际春同我谈话，我除了诉说抢救经过外，表示一切服从组织。他告 诉原来要送我们去延安，一则太远，再则我的问题在北方局，还是去平原分局去听候处 理好。     1944年秋，我背起行李山太行山去了冀鲁像平原，好不容易进入了冀鲁豫解放区找 到了分局，就在组织部住下了。这时侵华日军已临近失败。 
<center>5．基层工作的考验</center> 
<center>一次斗争会</center>     革命工作需要大量的干部，因此我虽然有历史问题还是分配了工作。1945年春我由 地委派到濮阳城关当区委委员。     濮阳城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在抗战末期最先打下的一个城市，经过一 番战斗，日军及伪军自动撤走了，冀鲁豫区党委、地委很重视这里的工作，认为我们历 来是在农村中工作，对城市工商业工作还没有经验，要我们在濮阳城关区工商业工作中 摸索出点经验来。我来后不久原来的区委书记即升为濮阳县委委员，县委驻在乡下。我 当了区委书记，区长当了副书记。我们对于如何开展濮阳城区工作讨论了很久，仍不知 从何处入手。濮阳城内有四条大街，街上商店很多，最大的是钱庄、绸缎店、盐店、日 用杂货店等，手工业有陶器、木工、纺织上布等。日军占领时城内有铁路、公路与外界 联系，商业畸形发展，主要供敌伪之用。敌人走了，他们原来的商业渠道断了，但同四 乡打通了。但那时一切活动服务于战争，广大乡村尚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濮阳城里的工 商业发达不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农村搞群众运动的经验，那时党尚没有对城市工作的指示与政 策，只能摸索着干。我同区委几个人都是外来的，先找濮阳老党员谈，这些老党员熟悉 情况，斗争性强，立场坚定。一提起发动群众就一口咬定要斗争商会原会长，他姓张， 是濮阳城大户，替敌人做过事，开了几家商店，有重大贪污嫌疑，只有斗倒了他，群众 才能站在我们一边，群众才发动得起来。这几位老党员同这位张家有很深的仇恨，过去 他们贩私盐被张大户缉拿追捕过。听了老党员的话我就决定斗争张大户。经过调查，觉 得以汉奸罪名斗他打击面太大，因为濮阳城被敌人占了好几年，除了少数党员、贫苦人 家，都与敌伪有来往。不能以汉奸罪名斗他，只有算他的贪污帐，把他贪污的钱退出来 分给城里贫民。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分头联络动员，准备搞一场反贪污斗争大会。     斗争会一定要有人诉苦，这不难找到。这位张大户，在当敌伪商会会长时欺压百姓、 狗仗人势，他的手下的人更是为非作人，受害人登台指着他诉说被害经过，声泪俱下， 这种场合最易激发群众义愤，台下竞有人上台揪打他。我在这时要掌握会场，看群众情 绪已到高潮，宣布组织清算委员会，查张的贪污帐然后散会。党内认为这次斗争会是成 功的，濮阳城关区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结果是工商户怕了，怕穷人跟他们算帐， 纷纷关门，有的逃跑了。区长很着急，问我怎么办。城市里没有商店。贸易，光只一些 摆小摊的，那算什么城市。我们决定召集各种小会向商户们解释，说只是清算张大户一 人，与其他人无关，但仍然不见好转，我就觉得这件事做得可能有问题。当时县委、冀 鲁豫区党委也来了人，了解濮阳城关区发动群众的情况，他们同我一样都只有在农村进 行民主民生、减租减息斗争那一套，对城市如何发动群众也说不出什么。那时党中央对 城市工商尚没有发布政策，他们对濮阳城关区的工作抱着怀疑态度。 
<center>办中学</center>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了，大家高兴异常，冀鲁豫军区集中部队准备攻打接收 平汉线日军占领的几个城市，我们这个军分区要去接收新乡，把我调去作为接收城市工 作的干部。我离开了濮阳跟着军分区部队，那时司令员是张国华，政委是赵紫阳。日本 军不向我们投降，要攻城力量还不够，最后放弃了接收新乡城的打算。我被分配到高陵 县当秘书，县长姓葛，是个大学生，曾在晋察翼工作过。县委书记是新从延安派来的人， 很年轻。我不是县委委员，参加不了决定县政大事的会。但县秘书等于二县长，替县长 管事，这位葛县长很好，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也能干事，差不多县内大事都交我办。     没有半年又把我调去冀鲁豫五中当校务主任，一说办学校，我的兴趣来了，上课讲 革命史，同学生打成一片，干得很积极。我正要拿出办学计划，又派我去滑县办五中分 校。滑县是新开辟区，那一带沿铁路线各县都是日军撤退后新设的军分区和地委，需要 一个学校招收新区的知识青年，我带了二、三十位包括教员和学生骨干去滑县专员公署 所在地办学校。到那以后，我们找了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教会的人已经走了，我们自 己动手收拾屋子，开设课堂、宿舍，招收学生，决定课程。我是校长、教员又兼党的总 支书记，和五中来的几位教员一起干得很起劲；不到四个月，学校初具规模，忽然又要 我去冀鲁豫行署做翻译。于是我就同那位专员由滑县赶到荷泽，当上了英文翻译，从此 做外交工作。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6:52

第六章　外事工作之始 
<center>1．国民党水淹我军的“黄河战略”</center>     1946年4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专员公署的命令，叫我马上同专员一起去冀鲁豫行政 公署执行新的任务。我们那时在滑县，行署在荷泽，我同专员骑马赶了一天路，到行署 时已是下午，刚到就来了七八辆吉普车、小卡车，下来十几位穿美国军装的外国人和几 个穿西服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我浑身尘上未去，即被行署主任段君毅拉去当翻译同那 些外国人打交道。原来外国人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其中有负责 在花园口堵口的总工程师、美国著名水利专家塔德。其他还有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 署的简称）驻开封办事处和花园口堵口工程总局的工作人员，也有几位国民党黄河水利 委员会和行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的简称）代表，他们是来解放区查看黄河故道、 黄河旧堤的情况的。     我被段君毅拉去同塔德同坐一辆吉普车去黄河旧堤上察看，为他们当翻译。抗战八 年来，英语早不用了，但我十几年（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都是在美国教会办的 学校读的书，会话还未完全忘掉。我一开口翻译，塔德就很惊奇，他没有想到在这鄙陋 的解放区内还有会说他们语言的人。这第一次翻译工作完成后，于是就把我调来行署专 任翻译和接待联总人员的工作，参加与黄河问题有关的谈判。     早在1938年，日本侵略军由平汉路向南进犯时，国民党政府想阻止日军南下、西进， 用军队抵抗不住，想用黄河水把日军堵住，于是就在郑州东的花园口把黄河大堤炸开， 使东流的黄河改为向南。波涛汹涌的黄河，突然从花园口向河南中部冲人淮河、安徽、 江苏，形成一条新的黄河。但是这条改了道的黄河，并没阻挡住日军的前进，反而淹了 豫。皖、苏三省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600多万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对这一惨祸国民 党政府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黄河自花园口改道后，原来黄河故道，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时，变成了 抗日根据地，隶属冀鲁豫和山东渤海两个边区政府。这一段黄河故道堤长7M公里，经过 八年抗战，早已沟壕纵横、破坏无遗。旧河床已住上居民，开垦了许多良田，建立了 1760多个新的居民村，它们属于冀鲁豫解放区，归考城、封邱、滑县、长垣、东明、濮 阳、荷泽、鄄城、观城、范县、寿张、郓城、东河、平阴、长清、乔河等17个县和渤海 区的济阳、青城、蒲台、利津等4县所管辖。     黄河本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悬河”，经八年淤积，旧河床更是悬而又悬。国民党政 府在日本投降后，在1946年提出要将花园口黄河决堤处堵住，把黄河引回到故道，理由 是消除水患。但另外的险恶用心是用黄河水淹解放区，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 这被称为“黄河战略”。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此直言不讳，并亲临花园口视察，副总参谋 长白崇禧说，从前炸开花园口是我主持的，现在我有责任来督促花园口堵口工程早点完 工。花园口堵口工程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负责，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 署（行总）配合，由行政院令其黄河水利委员会协同联总组织花园口堵口工程局，由联 总派美国著名工程师，在战争中立过功获将军衔的塔德全权负责。在联总的人力、财力 的支持下，塔德雄心勃勃地向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一个抛石平堵的方案。预计在六 个月内完成，把黄河恢复到故道上来，实现国民党政府的“黄河战略”。     消息传来，引起解放区人民，特别是冀鲁豫党政及人民群众反对。中共中央指出， 黄河恢复故道加以治理，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生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事， 我们不能反对。我们主张，必须在修复好黄河故道的大堤、旧河床的居民妥善迁移后， 花园口才能堵口，黄河才能引回故道，这就是先复堤移民后堵口的正确决策。     这个决策由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政府行政院，联总负责人福兰克芮、塔 德、马歇尔等协商，达成口头“六点协议”，规定“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 则”，“下游工程必需之物资由联总行总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等，肯定了先 复堤后堵口的原则。     最后以周恩来、马歇尔、薛笃粥三人名义公开表示对南京口头六点协议，确保彻底 推行。联总开封办事处派了一个小组驻在冀鲁豫行署所在地荷泽，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 协议规定，监视我们复堤、移民并提供物资。     行署就派我负责接待，联系这个小组，并随同我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去开 封、郑州，与联总办事处联系，主要是为了争取物资，并去花园口视察堵口情况，同堵 口工程局和塔德打交道。     那时我方黄河水利委员会谈判首席代表是赵明甫，他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 责人赵守钰关系很好，办起交涉来自然方便得多。他是一个民主人士，家里是大地主， 抗战后，为了执行解放区政权的三三制，争取他参加了冀鲁豫行署工作，叫他去与国民 党人士特别是与美国打交道，他有些胆小，公开同段君毅讲，怕在谈话中犯错误。段君 毅就对我与他当面讲，与外国人打交道，由我把关，因我是党员，我认为应该怎样谈， 由我用英语讲出去，不管赵怎样说，一切由我负责。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翻译。赵 明甫保了险，将来有政治运动时，他同美国人交涉这一段经过，有人作挡箭牌。我当时 并没有考虑这点，我因为组织上信任我就积极去干，由此也可看出段君毅同志的胸怀。     经与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联总驻开封人员一同商定，同意我解放区黄委会派 一代表驻在开封国民政府黄委会内以便联系。赵明甫为我方代表，但他不常住，派一秘 书常住，这位秘书一个人住在国民党衙门内，自然够苦闷的，好在我们常去，大家交换 情况。我们第一次去开封还是由联总驻荷泽小组长亲自开车送的。后来与国民政府军政 方面商议好，给我们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我们即可自由进入开封城。这在当时两 军对峙的情况下是一种特殊的办法。当然这个特别通行证在花园口堵口完成后就不适用 了。     联总的外国人办公是在一个教会的大楼，宿舍选在城南一座教会神父的大院内，我 们曾去参加他们的宴会与招待会，吃的是西餐，酒会用鸡尾酒，我仿佛又回到了燕京时 代，并且比那时更洋化更高级。     我们曾利用往返开封之便，从国民党区带回几位想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学家， 如诗人王亚平夫妇，他来后就担任冀鲁豫文联负责人。我的工作有几种，首先是做好联 总小组的工作，给他们介绍，我们复堤移民的情况，要求他们及时提供物资及需要物品、 工具。经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联总交涉，允许偿还我下游复堤用工料款60亿法币， 下游移民救济费150亿法币，发放下游复堤工粮约面粉8500吨。[注●]这个数字并未完 全拨下来。经过我们与开封联总办事处多次交涉，联总拨来几百吨面粉和大批美国剩余 军用物资，这些物资中什么都有，大至机械，小到衣服、食用罐头、巧克力等。我们拿 来分发给移居的群众。联总小组还赠送吉普、中型吉普（约一吨半的运货车）二十来辆。     第二是接待来参观考察我区复堤移民情况的外国人。那时国共双方对峙，中共建立 的解放区对外界是个谜。除塔德及联总人员来视察我复堤工程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其 中包括美国（新闻周刊）的沙布伦，专栏作家罗辛格。塔德来视察时，称赞解放区是真 正执行南京口头六点协议的，并对他负责的堵口工程和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官员表示不满， 说他们工作不积极。像沙布伦、罗辛格等新闻记者对解放区情况及复堤工程特别满意， 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讲述黄河问题。在联总人员中，我们争取了开封办事处主任危海宁 及总部的韩森等支持我们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我会见过几位自称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 人，他们也在联总工作，私下也告诉我一些联总的内幕。美国人韩森先后来我区三、四 次，与我很谈得来，据他说他曾在燕京大学上过学，学的是社会系，他的父亲早年在中 国当教师，所以他会汉语。他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直表示对中共解放区的同情， 他还透露了一些联总内美国军人的专横情况。后来我们解放南京后，他未走，被我军俘 获当作特务审查，我那时任西南外事处长，曾为他写过证明材料。     第三就是注意花园口堵口情况。先复堤后堵口的办法虽然国民党政府已经承认，但 是它并不执行，按照蒋介石及其军事要人的计划是赶快把花园口堵好，让黄河尽快地冲 进解放区，实现他们的“黄河战略”。     塔德为了显示其工程技术，提出六个月堵口计划，而他的堵口办法是采取“抛石平 堵”方法，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中国工程师们反对这个方案，主张用中国传统的 “捆镶进占立堵法”，认为按照塔德的方法要在六月合龙，即在大汛前夕合龙是不可能 的。他们双方争论结果，自然是联总的美国工程师培德胜利，他就在花园口安营扎寨大 干堵口工程。     我们去巡察时，好似进入一个宛如大军营的“现代化”木板结构城市。国民党政府 动员了一万七千多民夫，使用大批美制机械昼夜不停地加紧堵口工程。塔德对我们（赵 明甫和我）表示很欢迎，带领我们看他的工程施工情况，并特别请我们在他的住地吃饭， 除鼓吹他的工程外，还要求我们赶快把旧堤修筑好。看他那股施工劲头，是要不顾我区 复堤完工与否提前堵口合龙。那时国民党军正缩小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包围，并对豫东地 区展开进攻，切断三野与中原解放军的联系，花园口若堵口合龙正是实现国民党的淹没 解放区的“黄河战略”。所以我们并不支持塔德，认为他是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 是“黄河战略”的执行者。但是从我和赵明甫的观察，他并不是个阴谋家，也反对国民 党的政治腐败，他是个很骄傲、自信其工程能力的“美国著名”的工程师。他反对中国 水利专家的意见，要以美国的技术、财力。实现他的计划，从而客观上起了“黄河战略” 的执行者作用。我们这种看法得到行署领导的同意。不管对塔德的认识怎样，他提前合 龙是违反“先复堤后堵口”的协议，对我区是不利的。6、7月间，下游黄河旧堤正紧张 抢修时，国民党以几十万大军进攻我中原、苏皖两解放区，花园口东部工程的栈桥架设 刚成功，国民党当局就下令抛石合龙。但石料须自新乡潞王坟石场经由火车运来，我游 击队袭击了潞王坟石场，石料不够，又恰值黄河汛期到来。河水猛涨，将花园口东部栈 桥桥桩全部冲走，花园口第一次堵口合龙失败。 
<center>2．黄河谈判，第一次见到周恩来</center>     经过这次斗争，国民党与联总不得不重新同周恩来谈判，重新恢复原南京六点协议， 决定偿付我下游复堤移民的费用。7月中，周恩来同志来开封会同联总、国民党及我区 黄河小组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很特别，会议桌摆成丁字形，联总的代表驻坐在丁字的 中间，他两边坐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官员和主要工程师，右手桌头坐的周恩来， 左边桌头是国民党代表，我们坐在条形桌的两边。     在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分述黄河的危害与1938年人为决堤所造成的严重 损失，分析了国内形势，强调必须执行“南京协议”。会开了一天，大家一致认为堵口 和复堤都应按“协议”执行。这次会议我陪同冀鲁豫党政负责同志参加，并在我驻开封 办事处听取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花园口堵口工程在1946年12月又一次失败，直到1947年3月堵口终于合龙，黄河水 又重回故道。当时国民党正在进行全面内战，我在黄河南岸军队已返回北岸，刘邓大军 正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战略，出没黄河两岸打击敌军。     堵口合龙，黄河恢复故道，但黄河谈判未完，双方提出要保护两岸河堤安全，不许 破坏，这项交涉仍由联总从中主持，因国共双方已正式打起来，难以进行商谈。这时我 的职务有了变动。前一阶段，我主要做翻译联系工作，并被任命为冀鲁豫行署交际处处 长，但实际上我没有管交际处的事。我主要是做联总的工作。那时解放区也成立了一个 救济总署叫解总，是专门对付联总与行总的。我被任命为解总冀鲁豫分署的秘书主任， 兼黄河谈判的代表和翻译。     1947年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率团撤回延安，黄河 谈判结束。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全面封锁，我区与外界来往已完全断绝，唯有解总在已解 放的烟台设有办事处，另就是冀鲁豫通过黄河东明渡口还可同外界交往。那时国际上有 许多友人及慈善团体设法声援支持解放区，其中有如英国的公谊救护队，国际红十字会， 加拿大及美国友人组织的医疗救护团体等。1947年就有公谊救济队派来两位医生、一位 翻译为黄河沿岸的群众治理大肚于病，他们称之为黑热病的一种。他们长驻解放区，我 负责接待与协助他们，除了负责他们的生活与安全外，还要向群众宣传。     一些国际慈善团体、友好人士募集了大批医药、卫生用品及医疗仪器存储在天津等 候运送解放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多方交涉，国民党允许他们用卡车经由黄河东明渡 口送来。从东明渡口到冀鲁豫解放区的张秋有近百公里路程，沿途有一大段路属游击区。 我负责去接这批外国客人及物资，晚上沿黄河大堤行驶，近十来辆汽车灯远射，像一条 长龙，引起了我游击队的警惕，开枪射击，我不得不冒下车找游击队交涉。到达张秋已 是半夜。这时大雪盖地、天寒地冻，外国朋友到后，冀鲁豫行署负责人设酒宴招待，并 安排他们睡在有木炭火盆的卧室中，四位外国友人一房。第二天，我还未起床即有人叫 我说出了事。我赶去招待所时，发现一位外国友人哈立森大夫因中煤气逝世了。行署负 责人连同其他三位外国朋友都十分惊讶与悲痛。除抢救无效办理后事外，急忙报告解总 总部。在总部王荫甫同志出席下，我主持了哈立森大夫死因调查会，在会上三位与哈立 森同房的外国的朋友证明他是因中煤气身亡，他们还证明哈立森大夫原来已患感冒，年 老体弱，经不起日夜奔波，无力抵御煤气。死亡原因查明，参加会议的人在记录上签字。 行署举行了较为隆重的临时安葬仪式。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接着我即调往解总总部 担任秘书组组长，在石家庄与“老板”熊瑾玎可在一起工作了。 
<center>3．陪周总理欢迎苏联驻华使馆北迁</center>     1947年底我调到石家庄解放区救济总署担任秘书组长工作。董必武是解总的主任， 总署实际的负责人是熊瑾玎夫妇，我们称他们为老板和老板娘。他们俩是老党员，多年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党内地位很高。解总的小事我们作主办，大事由老板请示中央办 公厅。老板和老板娘对我很好，我们秘书组三、四个人很团结，干事积极。但是时间不 长。天津一解放，解总搬到天津，我就离开解总去天津外事处工作了。     天津解放后，接着是南京解放，黄华由天津调去南京担任外事处长，章文晋接任天 津外事处长，我从解总调去任副处长，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各地都是用军管会 名义或地区性人民政府的名义管理。比如在天津，黄克诚是军管会主任，黄敬是天津人 民政府市长。     外事处军管会，表示是在军事时期，可以不受所谓国际惯例的限制。当时执行的 “打扫于净房子再请客”的政策，不承认旧中国的一切对外关系，清除外国在华的一切 势力。天津是除上海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第二个最有势力的港口，中央把天津作为 执行对外政策的试点。     我们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国在天津所有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宣 传新闻、军事、港口码头等情况，然后具体拟出对策，报中央外事小组批准后执行。首 先宣布不承认外国在天津的外交、领事、新闻宣传机构，所有外国官员都要以外侨身份 进行登记，军管会保护守法外侨。那时在天津有十几个外国总领事、领事馆，除了英国、 苏联两国总领事尚留任外，其他国家的总领事都跑了，只留下少数人其中大半是中国雇 员看守馆址。     英国总领事在我们几次通知后曾在公安局外侨科登记，仍写下英国总领事职务，当 时外侨科的同志告诉他，只能以侨民身份居留，并要遵守军管会的法令。     苏联总领事则同我们有来往，我们外事处同苏联总领馆来往较多，还互相宴请。许 建国那时是天津首任公安局长，他要摸清天津外侨的情况，特别是外国潜伏的间谍及其 活动，也让他的外侨科长赵明同苏联总领事馆的人联系，据赵明同我讲，苏领事馆中的 克格勃很了解外侨中的间谍活动。公安局要拘留、逮捕外侨，事先都同外事处商量好， 并报上级（中央外事小组）批准。我那时曾负责与公安局联系，配合破获几起外国间谍 案。赵明还以文学形式写了有关案件的剧本和电影脚本。     天津外商相当多，最大的有开滦矿务局，太古、恰和公司及其所属的轮船公司。我 军进天津后即将开滦煤炭公司大楼征用，作为军管会办公地址。对于这些外国公司，外 事处会同军管会财经部门进行调查清理。当时我们不承认它们为合法的公司或企业，但 也不马上取缔或没收，外国进出口商行均已登记，是否允许营业须经军管会外贸处许可。     那时对外贸易完全归政府统一管理，但并不封锁港口，也允许外国轮船公司经营航 运。清查外商外资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外事处组织了一个专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 同进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先承认新中国的有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 苏联原驻南京的大使馆在战争中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去了。苏联承认新中国后，将 大使馆从广州经海上迁来北京。外交部派我去塘沽迎接。那时大吨位海轮尚不能进塘沽 码头，我以天津市外事处代表名义乘小轮船去大沽口外海上停泊的大船上迎接他们。苏 联大使馆从广州来的只有二十余人，以一等秘书为临时代办，乘坐我的小轮船来到塘沽。 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看来没有什么风浪，但小轮的颠簸使我头昏目眩。肚里翻腾要吐， 但在外国客人面前我极力忍住，滋味实在难受。在塘沽派有专列火车，坐上火车后，我 精神好转，才多用时间同他们攀谈起来。那位代办英语不错，为我一一介绍使馆人员， 除几位秘书、随员外，多数是工作人员，还有两三位年轻女性，他幽默地说，这几位是 我们使馆的“苏联之花”。他们人不多，行李不少。     火车直接从塘沽开往北京，在前门车站下车。周恩来总理带着新外交部十余人在月 台上迎接，我把代办介绍给总理，总理在月台上致简短的欢迎词，现场气氛友好而严肃。     1950年初重庆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外交部派我带了一位机要员和几个青年 干部去重庆，负责建立西南外事处，归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外交部双重领导。     重庆在抗战时是陪都，驻有各国大使馆，胜利后外国大使馆都搬到南京去了，只有 几个国家在重庆以其总领事馆为留守处。我去后以西南外事处的名义，按照天津的作法 宣布他们为侨民，同时对外国势力进行调查与清理。当时重庆军管会驻进了几个外国 （法，英）总领事馆，还征用了原美国新闻处。我去后，西南局对外事极为重视，还专 门开会听取我的意见。我汇报了当时我国的对外政策，讲了打扫干净房子的意义与作法， 说明外国国家的房产、旧的使馆、总领事馆及其他国有财产是属于外国政府所有，除了 交战国外，我们不能加以没收。如果急需征用，必须报告外交部办理征用手续。西南局 支持我的意见，决定有关对外事务统一由外事处负责办理。     重庆也是通商口岸，虽然外国公司比天津少，但它们与我国内地联系却很大，比如 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它的市场不只在重庆而且遍及四川各地，要清理它的资财比较费时， 同时它雇用了许多中国人作代理，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还发现法国、英国、美国 等国的教会势力很大，它们设立的医院、学校、育婴堂等福利事业很多，教徒也不少， 它们占有房地产，尤其在乡间更多，这在天津是没有的，无形中增加了西南外事处的工 作量匕     我在重庆西南外事处工作时间并不长，西藏解放后，我又被派去拉萨担任西藏外事 工作的负责人，从此，我又经历了虽然仍是地方外事却远远超出了地方性外事范围的工 作。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7:17

第七章　进军西藏 
<center>1．邓小平与西藏的“一国两制”</center>     1949年11月，毛泽东致电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要求西北局负责解放西藏，西南 局从旁协助。但是西北局反映从青海人藏，一年有八个月大雪封山，难度太大。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正在访问苏联看了彭德怀的报告以后，从莫斯科致电中央确 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管理西藏的任务。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西藏人口虽然不多， 但国际地位极重要。又说：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向西藏进军及经 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最后要求西南局确定人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 负责干部。还对西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为此，以邓小 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报请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为书记，谭冠 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统筹经营西藏工作。邓 小平领命解放西藏的任务后，召集了很多民族问题专家，商议解放西藏的办法。1950年 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布了《解放西藏公约十章　》。     这个十章　公约是后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雏形。我们只要看看两个文件的 内容就不难发现，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只不过那时没有这一称呼。 《解放西藏公约十章　》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当奉命向西藏进军援助西藏人民获得解放之际，特根据中央人民 政府的指示宣布解放西藏公约十章　如下：     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 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 之一部分。     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 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对于过去亲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 续任职，不咎既往。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 卖公平，不安取人民一针一线，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政治委员：邓小平     一九五○年     “十七条”的内容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 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 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 额尔德尼披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 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来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持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 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 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 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 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 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袜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1951年月23日于北京     无论是“十条”，还是“十七条”，总的意思就是中央收回主权，管理国防与外交， 而西藏地方的其他一切事务基本上由西藏方面管理。这一办法实在高明，对西藏的政教 体制基本没动，为达赖喇嘛所接受。它也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贯的务实作风。     80年代后，邓小平同志为解决香港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时，达赖方面又想 起了那个“十七条”，说希望中央方面能够拿对港台的办法对待西藏，以谋求西藏问题 的和谈解决。然而，历史是不能倒退的。1959年以前，中央派我们到西藏去，执行的正 是“十七条”协议。而西藏上层分裂集团不满足，导演了1959年3月10日的叛乱，挟持 达赖出逃。此后，中央在西藏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再回到1959年前的农奴制已不 可能。 
<center>2．西藏外事工作不同于内地</center>     1951年5月21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时，我在重庆任西南外事处处长，协 议签订后不久，我即被外交部调回北京，派我领一班干部（主要是武汉、西南外事处的 干部及外语学院、人民大学外交训练班的学生）去西藏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任务。我虽 然在天津、重庆负责过地方外事工作，自认为搞地方外事有点经验，但对于去西藏如何 作法却心中没底。     自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地方政府就与中央政府逐渐疏远，后来在英印政府拉拢下， 无论对内对外都不听从中央政府指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达赖十三世曾和中央政 府交往，他圆寂后，热振活佛摄政时表示服从中央，团结抗日。但不久即被亲英印的大 扎活佛处死，由大扎活佛一帮人专权，企图搞“独立”阴谋活动。在1942抗日战争紧张 时，噶厦在英人唆使下成立“外交局”，要独立搞外交。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指责， 噶厦虽然不敢把国民政府当作外国对待，但外交局仍然存在，并与外国特别是英印政府 （后来印度独立又与印度政府）、尼泊尔政府及其他如美国来往。所以执行协议第十四 条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首先就要收回外交权。由于西藏长期与中央及内地隔离，又是 和平解放，还规定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等等，收回外交权同内地各省市接收 国民党政府的外事机构就不一样了。     当时在西藏地方享有特权的有两个国家，一是尼泊尔，每年噶厦要进贡它五万卢比， 尼泊尔在西藏各地派有常驻代表，享受外交待遇且经常干涉藏内事务，尼泊尔在西藏的 侨民享有治外法权，犯了罪，藏官、噶厦不能处理，尼商享有种种特权如免税、货物不 受检查等等。这些特权当然应该取消。但这些特权，尼泊尔已享有近百年，是清朝咸丰 年间由驻藏大臣主持订约的，而且尼泊尔既不是帝国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大国。它与 西藏接壤，中厄两国及尼藏人民之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新中国要争取和尼泊尔 友好。因此对它在西藏地方享有特权的处理，就不同内地一纸宣言废除就可了事。英印 政府在西藏享有更多特权，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 驿站等特殊设施，英国在亚东、江孜、噶大克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 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享有同尼商一样的种种特权。英国是侵略中国 包括中国西藏地方的帝国主义，它享有的特权自然可以宣布废除。但1947年印度从英国 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了，印度与英国订约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一切权益包括在中国西藏 地方的特权。印度是从殖民地成为民族主义独立国家的，又是亚洲新兴的一个大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要友好，争取它共同反帝、反殖、反对战争、 争取世界和平的国家，所以对它在西藏享有的特权也不能同内地一样简单地宣布取消。 还有一点与内地各省市的外事工作不同，内地各省市不直接同外国交往、发生关系。但 西藏地方就必须同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交往，不只是历史的原因，也是当时西藏 地方形势的需要。     我在外交部接受去西藏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任务后，就从外交部有关各司及中央有 关各部初步了解到西藏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当时把我们去藏的任务定为三点：一、收回 外交权；二、取消外国特权；三、建立与邻国正常的关系。但是采用什么方式及具体作 法以完成上述任务，心中是没有数的，只有到了西藏在西藏工委领导下，将实际情况了 解清楚，并提出我们的意见，报告外交部，听候中央及外交部的指示。 
<center>3．进藏途中</center>     1951年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即派代表张经武先由印度进入亚东，与十四世达赖喇 嘛会晤，接着由昌都的18军组成先遣队前往拉萨。18军军长张国华率领正式人藏干部和 部分部队跟着进军西藏。由于自四川进藏，不但路途遥远，全是横断山脉，有金沙江、 怒江等大江隔绝，沿途雪山阻隔，高原气候特殊，居民甚少，进入藏区后沿途治安并不 安宁，加之语言不通、汉藏两族风俗习惯不同，多年来的隔阂还存在。在此种情况下， 我们外事处（当时对内称外事处，对外未宣布）十几人单独进藏是困难的，西南军政委 员会要我们略事集训后，立即赶去西康与张国华会合，随军一同进藏。     当时所有进藏人员都要学习，学习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 风俗习惯。再就是要树立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要求进藏人员要学习当年红军长征在艰 苦条件下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还要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     我们一行人到了成都与18军留守处联系后，知道张国华军长已去昌都，即将由那里 出发去拉萨，要我们赶快去昌都与他一同进藏。当时公路刚修到甘孜，我们急急忙忙乘 车到了甘孜，就准备要步行进藏。     在甘孜我们看了许多藏族的（西康的藏族）风俗习惯。最使我们难忘的是天葬。所 谓天葬就是人死了，将尸体拿去喂鹫鹰。天葬地点在一山顶上，四周插有经幡，我们只 能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观看，到时山上烧一种有气味的燃料，人们把尸体抬来放下，全 尸裸体，喇嘛开始击乐器念经，这时四周山上已站满了灰黄色大如小牛的鹫鹰，只等喇 嘛念经一完，用刀割下一块人肉抛起后，群鹰马上飞扑而下，用嘴啄食尸体，鹰多嘴多 一下竟把尸体抬起来了撕吃、人肉被吃完后，喇嘛还将骨头砸碎供鹰抢吃，不一会，一 个人的尸体就全被鹫鹰吃光了，这就叫天葬。我们看着胆战心惊，回来后，许多同志呕 吐，吃不下饭，我也很恶心。据藏民说这是很自然的，人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他已上 天去了，祝他来生好运。     我与甘孜驻军联系好，积极准备步行去昌都的一切需用物品。这时我们唯一的任务 就是要尽快去昌都与张国华汇合进拉萨。     我们赶到公路终点甘孜海子山，然后雇佣藏族牦牛驮运行李用具，步行向昌都前进。 从甘孜起我们随着藏民的牦牛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昌都，接受了在康藏行军的考验，也把 我们这些大半初出校门的学生锻炼出来了。我们在1951年9月下旬达到昌都。但是张国 华军长率领的部队已离开昌都走了，我们不能与他们一道同行，只有单独进藏了。那时 在藏族旅行有句谚语，叫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 狗爬”，我们加上军区情报处共约20余人的小分队，不得不在“学狗爬”之前赶到拉萨。 我们经过类鸟齐、丁青、巴达松多、雅岸多、索宗、下曲卡、那曲（黑河）、穷多，行 程近二千公里，耗时两个多月，于1951年11月27日到达了拉萨。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这 二十余人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每人拿一根手杖，为了怕穿过大街被藏 民瞧见说是“叫花子解放军”，只得选择僻静小道前往西藏工委为我们安排的住处。我 们外事处同军区情报处两个单位一共进藏的二十余人，除两位同志因病留在甘孜及岗拖 外，其余无论男女老少、病号所有同志都经受了长途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的考验，战胜了 困难，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沿途所见到的藏区真实情况，至今印象很深。从甘孜海子山到昌都沿途雇牦牛，这 些牦牛为我驮运行李是每天一头牛支付两块银元（袁大头）的代价的。但雇牦牛要通过 土司头人，他们是以支差方式派藏民用牦牛支差的，既为支差，每头牛的雇金就归土司 头人所得，藏民还得赔上自己的粮食及牛的饲料。     我们在几个月的行军中，经过了牧区和农业区，看见并访问了一些牧主头人、土司、 贵族和牧奴、农奴。我在大学读书时，读过欧洲中世纪的有关书籍，那些作品包括小说 描绘中世纪庄园制度，呈现一幅田园风光、贵族的碉堡式住宅富丽堂皇，似乎人间乐园。 但我们在进藏途中，见一些贵族的庄园和藏民住的情况，给我们一种天堂地狱的印象。 每到一处庄园，贵族的住地是藏族式的堡垒，高大雄壮、气象森严，院内有西藏特产的 猛犬，非经主人招呼不敢进门。而每个碉堡附近，尽是低矮简陋、草篷短墙的农奴住屋。 这些藏民过着牛马一般生活，每天要派人为农奴主家作劳务支差，背水、砍柴、打扫， 此外，还要派出牲口为主人服役。地方政府及土司有一种“马牌”，凡持有“马牌”的 过路官员和藏兵，除供应运输工具（没有牲口即用人驮）外，还要供应他们的酒食、马 料、住宿房屋及卧具，并要有妇女陪玩。牧奴及农奴所遭受的无情待遇和残酷剥削真是 一言难尽。我们曾看见藏官住宿地的酗酒情况，在第二天临走还拿了些东西。在上马时， 因无上马石，藏民爬在地下把背拱起来，那位官员就踩在人背上上马，哪里把人当人！ 我们当时非常气愤，但这是他们的规矩、习俗，我们遵守民族政策不能干涉，只有忍气 吞声咽下不平之气。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7:39

<center>4．第三次驱汉阴谋，外事处成了武装防御所</center>     到拉萨后，我们外事处干部租到离小昭寺郊区的一座小贵族的房屋——松柏林卡住 下来。这个松柏贵族已没落了，只有一个寡妇带一个小儿子，却有不少娃子为其服务。 外事处尚不能对外公开，我们在内部设置了业务、秘书、总务三个组，除了进行调查研 究西藏对外关系外，还学习藏文。当时同印度来往交通还通畅，我们从印度订了一些外 文报刊，从中翻译一些有用的消息。文章，油印成《外报摘译》。那时内地不但邮电不 通，连接收北京广播都很困难，这份小小《外报摘译》也可以提供一些国外大事的消息， 起一点参考作用。     我努力想把外事工作搞好，也要把外事处机关办得像一个学校、家庭一样。大家远 离内地，远离家乡，处处受到异乡、风俗不同的困难，只有我们三十来人把自己小团体 搞得亲密团结，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人民解放军和中央工作人员进藏后，大扎活 佛已下台，达赖出走亚东，由大扎的亲信、亲英印的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掌权，他 们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要用不给粮食饿肚子的办法把解放军赶回内地。 1952年3月在鲁康娃等支持下掀起了伯人民会议活动，一些亲外国的分裂分子，阴谋组 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制造骚乱。     1951年底由阿乐群则、桑都昌的洛桑根顿、恩珠仓、贡布扎西，勾结寺庙商人降央 达瓦、色拉寺勤扎仓开除的丹曲索纳等，在外国支持下，在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代表 住地）开会，与若着平措、色丰卡·才旺朗杰、上布娃等订立盟约，讨论向中央请愿书。 1952年1月司曹鲁康娃召集西藏噶厦地方官员在原“外交局”开会，决定“采取武装行 动，把解放军赶跑”。3月底伪“人民会议”代表五人将请愿书送到布达拉宫，受到两 司曹鼓励，认为这对西藏有好处，为伪“人民会议”撑腰。5月伪“人民会议”代表见 中央代表张经武，要求解放军退出西藏。并组织所谓“解放大队”，纠集一些流氓堵截 拉萨主要街道。哲蚌、色拉等寺上千名喇嘛汇集大昭寺，并且还调动藏民，将中央代表 住地、外事处、人民银行分行以及阿沛住宅包围，一时拉萨阴云密布，谣言四起，第三 次驱汉阴谋和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骚乱愈演愈烈。     1952年解放军在拉萨部队不多，只能保卫军区和中央代表住地，预备队很少，各单 位的保卫工作自己负责。于是外事处住地明修碉堡，另挖暗壕，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也拿 起枪来，日夜站岗放哨，警惕破坏分子的袭击。外事处变成了武装的堡垒，这在新中国 的外事机构还是第一次。     根据中央指示，由中央代表张经武与达赖喇嘛严正交涉，要求达赖命令噶厦立即采 取措施制止骚乱活动。最后于4月27日达赖喇嘛卞令撤销了两司曹职务，解散“伪人民 会议”。但是形式上是解散了，暗地仍继续做破坏协议及分裂祖国的活动，以致酿成后 来的武装叛乱。     从1952年到1953年一年多时间与西藏分裂分子作公开斗争时，中央工作人员同解放 军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住脚的时候，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就提不上日程。我曾陪 同中央代表张经武与噶厦的几位噶伦谈过，但那时司曹鲁康娃当政，他想要把我们赶走， 什么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根本置之不理。我们外事处除了自卫、开荒种菜，闭门学习外， 无外事可做。 
<center>5．外事帮办办公室</center>     1953年8月中国政府外交部与印度政府外交部商定，将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改为 总领（作为对等中国在印度孟买设总领馆），同时成立中央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负责 与印度总领事馆及其他外国人员、机构交往和处理一切涉外事务。撇开原来的西藏外交 局，西藏地方外事一概由外事帮办办公室负责，执行了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的第一步。 不久印度第一任驻拉萨总领事来拉萨，我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外事帮办，设立了办公室， 正式公开对外工作。     1953年我国外交部与印度外交部商定，关于印度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不能继续保持英 印政府时的关系，因为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时的不平等关系，应该废除，中印关系及印 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应在新的平等关系上重新商定。中印两国政府同意派出政府代表团在 北京谈判。中央代表将中印两国谈判事告知噶厦和达赖喇嘛后，要求噶厦将过去西藏地 方政府与英、印间有关交往情况及有关文件、问题告诉中央，以便研究如何与印方谈判。 全体噶伦来到中央代表处表示同意中央统一对外，对过去设外交局一事作了些解释，一 再说噶厦与外国并没有什么特殊来往，现在要求中央将英印占去的西藏土地收回。同时 交出两个地图，一个是西藏自绘的西藏全图，这个图没有经纬度，没有等高线，只画了 些山形和河流，把印度恒河以北的地方都说是西藏土地。这种要求曾向印度提过，自然 是遭到印方的拒绝。另一图是1914年中英藏西姆拉会议期间，英藏双方背着中国中央政 府代表陈贻范私下划的印藏边界图，也就是通常称的“麦克马洪线”图。噶厦交出的是 当时麦克马洪与更扎签字的原图，有经纬度，约为50万分之一的比例，在这图上粗粗地 划了一条红线，这就是划定印藏边界线。除此图外，并没有边界条约、没有说明边界走 向，更没有划界议定书等，单凭这样粗略的红线图，自然难以成为划定边界的根据。但 这是一张1914年英国人阴谋强占中国领土与藏方私下交易的一张图，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这张真图。噶厦交出图时说，那时除达赖十三世及少数几个大官外，谁也不知有此图， 现在印度人占了图上的土地，要求中央收回。我们询问除此图外，有没有其他文件、条 约或文书等，他们一口否认有任何文件。当时我就觉得不可能只有一张图而没有任何文 字形式的文件，同时也看到噶厦虽然同意中央统一对外但同时又给中央政府出了一个难 题，就是要求中央收复它所谓的失地。     事隔十来年后，我却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中发现了1914年英藏秘密划“麦线”的双 方换文和他们签订的商约。因为这两个文件为国内研究西藏地方对外关系所罕见，所以 我乘此机会把它们翻译出来，作为参考文献。 
<center>6．统战噶厦</center>     1953年底、1954年4月间，在北京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印藏关系时，中央组成 了一个中印谈判委员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咨询机构，这个委员会有达赖指定的饶 噶厦噶伦、马基（藏军总司令）噶章参加，那时他二人正在内地参观。在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针对西藏噶厦提出要收回失地一事，说明这次中印谈判只谈业已成熟的悬而 未决的问题，边界问题现在情况还不清楚，这次不能谈。饶噶厦当场同意了这个意见。     噶厦虽然同意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第14条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但直到 中印谈判，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协定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 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中印协定），才准备撤销它的外交局，与 外事帮办办公室合并。原来外交部的意见是采取稳妥方式，第一步，先由外事帮办办公 室与其外交局合署办公，后噶厦同意撤销，准其外交局并入帮办办公室。这里重要的因 素是印度已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上的一部分，噶厦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噶厦方 面不得不将其外交局撤销。西藏地方原外交局局长老索康已死，其副局长柳霞担任中央 外事帮办办公室的副帮办，外交局原有人员除少数外，都参加了帮办办公室，其中有桑 都仁钦，他原在外交局负责与印度驻拉萨机构联系，他来帮办办公室在二科工作，仍然 负责与印度总领事馆联系。拉萨市长墨本察地，不是原外交局人员，但拉萨市尼商尼侨 较多，尼侨发生事件由拉萨市会同尼泊尔代表处理，这是尼方一种特权，我们吸收拉萨 市长参加帮办办公室负责尼泊尔工作的三科，以后发生有关尼侨纠纷时，拉萨市长得接 帮办办公室的意见执行。原外交局交来大批藏文文件，同时我们已着手调查了解中印边 界问题，帮办办公室成立了一个资料研究室，除了懂藏文的汉族干部外，原外文局的恰 巴亚杰，当刀，登增降村等都参加资料研究室的工作。     柳霞作为帮办办公室的副帮办，他同我每周进行两次办公会，讨论外事帮办办公室 一切有关事务。外交部的文件，主要是关于国际形势及我国有关外交政策等都翻译给他 听，有关西藏外事工作的指导，那时都是用电报发来，由于密码的保密问题，我们只好 翻成藏文给他看。我们那时还是像在当年解放区一样，住食在一起，没有什么自己的家， 但藏族干部他们都有自己的家，每日来上班。达赖喇嘛的姐夫彭错扎西也要来帮办办公 室工作，我们给他科长级待遇，有时也参加帮办办公。可见达赖对于外交工作是有兴趣 的，想要了解帮办办公室的一些情况。     从和原外交局合并以来，我们的外事工作增加了一项统一战线任务。一是要有职有 权，一切对外事务都要同柳霞等商量，在拟出办法后，藏族干部能办的就尽量由他们去 办。柳霞也很老练，他总是要汉藏干部共同去办，虽然是一些事务性工作，出了问题大 家共同负责。再就是我们有责任帮助教育他们爱国家、守纪律、保护国家统一与机密。 同时在生活上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1956年达赖访印后，柳霞升任噶伦， 但他仍不放弃外事副处长的职务（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外事帮办办公室改称 西藏外事处），虽然来处办公的时间少了些。1959年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掀起武装叛乱， 除柳霞、彭错扎西等随达赖逃亡外，其余的藏族干部并未参加叛乱，但在叛乱分子威胁 欺骗之下，不敢来办公，后来就不知下落了。 
<center>7．印度在西藏的特殊利益</center> 
<center>阿里被印度视为掠夺超经济利益的地区</center>     西藏阿里远在西藏西北，离拉萨约1，800公里，邻近印度及印占克什米尔拉达克。 由于该地邻近印度及尼泊尔，边界线长约1，600公里。拉达克原为阿里的一部分，后为 印占克什米尔所占领，但西藏仍沿旧例，不把拉达克人视为外国人，因其种族和宗教相 同，拉达克人及克什米尔人（信回教）来往阿里及拉萨均很自由，这也是不承认克什米 尔特别是拉达克被英国占领的表示。但来阿里经商的多半是印度的北方帮和喜玛恰尔邦 人，他们带来廉价的工业品如铝锅、盆、布、针线及其他日用品，以不等价方式换取阿 里藏民的羊毛、牦牛尾等，获得高额的利润。印度商人还放高利贷，在藏民还不清债务 时，将其羊、牦牛折低价赔偿。更严重的是印商将其所赚来的牛羊，并不带走，交给原 藏民代为饲养，规定每母羊一头，明年要养两头至三头羊羔。这些羊羔是归印商所有， 如果不够则利上加利，算为藏民欠的债务，如果有多余的则归藏民所有。阿里地区高寒， 草场退化，每年大雪封冻，牛羊受害者不少，藏族牧民一年辛苦下来，哪有多余羊羔， 因而利上加利，大半藏民成了印商永久的债务者，实际成了他们的牧奴。这种放高利贷 贸易的方式称为“协敖”。这是印度商人一种超经济的剥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新疆 经过噶拉昆仑山、阿克赛钦大沙漠进入西藏阿里的，由于道路遥远，交通不便，在公路 未修通前，所有运输工具仅能供给进阿里的部队和工作人员食用，没有办法代替印商的 交易。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虽然在上写有公平合理贸易字样，实际那时还做不到。 直到由新疆到阿里的公路修通，由新疆运去物资较多，才逐渐改变印商的剥削。1962年 印度大规模向西藏边境进攻挑起战争失败以后，印度断绝与西藏包括阿里的来往，但我 国已完全可以供应阿里五万藏族同胞的需求，相反地印度北方邦等多年靠阿里羊毛作原 料的纺织厂只有关厂改业了。     阿里有一圣湖叫玛法木错，湖水晶莹清澈，碧蓝如天，湖后有一雪山叫同仁波切即 冈底斯山，山峰终年积雪，雪峰映着碧蓝的湖水，风景极为壮观，在阿里高原上确是极 为圣洁雄伟的景色。这个圣山圣湖为藏族佛教及印度印度教视为极其神圣的圣地。印度 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时曾说，这是印度教的圣湖圣山、印度人曾把甘地的骨灰撒进圣湖， 印度人对它有特殊的感情，大有把该湖划作印度所有的之意，我们为了尊重宗教信仰自 由，同意印度朝圣的香客仍可自由去朝拜圣山圣湖。     印方提出要为朝湖的香客修筑驿站，提供食宿，因为由普兰宗的里普列克山口人境， 去圣湖尚有三、四天的路程，一般朝圣的都要绕湖一周至几周，也需要三、四天，但那 时阿里没有供他们居住食用的条件，所以印度方面向我们提出修驿站的要求，我们只能 应允尽可能的提供。中印协定前，每年约有几百印度香客来朝圣，他们的确是贫穷虔诚 的信徒，不顾高原的空气稀薄、气候严寒，风餐露宿，踏冰卧雪，艰苦跋涉来到圣湖圣 山朝拜，围绕圣湖礼拜，走时带一瓶湖水，是他们莫大的幸运与超度。但自1954年中印 协定签订后，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开放了阿里，一时朝圣的香客大增，由原来的几百人陡 然增至几千人，1957、1958年甚至达到万人以上，这些人与原来朝圣的不同，要求住驿 站，要求提供食物、燃料，要求代步的运输工具，而这些在当时西藏阿里是不可能满足 的。于是这些“香客”向其政府提出与中国政府交涉。那几年，从1957——1962年我们 每到朝圣季节就为这些“香客”的交涉所困扰。但是在这些大量涌人的香客中，除了上 述真正的信徒外，夹有不少的好奇旅游者，甚至有印省邦的高级官员，还有不少商人借 朝圣为名无代价要求我们提供运输的牛羊（在阿里，羊也是牛一样的运输工具）。还有 一些探险者、记者、高贵的夫人等。我们在阿里的外事分处只有七、八个人。他们会同 一部分解放军同志，每年为照应这班“香客”付出不少的努力与辛苦。     1962年印度封锁西藏后，我们仍允许朝圣的来阿里，真正的信徒仍然是有来的。 
<center>畸形繁荣的亚东市场</center>     根据1904年中英关于藏印商务条约的规定，在春丕谷亚东设立商埠，作为英、印人 在藏的贸易市场。英国人来春丕谷实地考察后，不是在亚东而是在下司马，离亚东约五 里多的地方定为商埠所在地，因为下司马靠山有一块平地可作为修建英印政府派来商务 代表的官邸。那时英国人想利用亚东作为侵入西藏甚至中国西南腹地的据点。但是实际 情况与其意图相反，首先藏民拒绝通商，那时西藏主要还是同内地青海、云南、四川通 商。英国人一再要求印茶输人西藏，受到中国政府反对，同时西藏人习惯饮用内地砖茶， 印茶无人购买。英国人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不但没有英商而且连印度商人也没有在此 开设商店居住下来。只有几户尼泊尔商人在下司马设店，作为他们运货到拉萨的转运站。 辛亥革命后，英国人怂恿十三世达赖与内地决裂，唆使十三世达赖亲英。由亚东到锡金 岗拖要翻越乃堆拉，英国人将此路开通并设有电话、驿站，于是这条路成了西藏通往印 度并且是向外交往的唯一出路。西藏的噶厦、贵族、寺庙贩卖羊毛出口，运人他们使用 的日用品和洋货，就是经过这条通道。但是从亚东这个商埠来说，仍然只有几家商店和 作为运输工具的骡帮住地。     和平解放西藏后，解放军及中央工作人员近万人进入西藏，中央规定进藏人员不食 西藏，西藏司曹鲁康娃也不许藏民出卖食物，要把解放军饿跑，加之内地交通不便，我 国外交部与印度交涉，运十几万斤大米至印度加尔各答转到锡金岗拖，再由进藏中央人 员派人驻岗拖将这批粮食雇佣骡帮运回西藏。每个骡子只驮120斤，十几万斤大米就需 要很多骡子驮运。除了粮食外，其他日用品、布匹等也随之运来西藏。这样，西藏商人， 主要是尼泊尔商人就增加了。当时在亚东没有设立海关、出入口货物不征税，进出人员 也不检查，亚东成了一个自由港。于是大量的英、印商品涌人，不只日用品，还有许多 奢侈品，高级手表、照相机、各种首饰、呢绒、高级香烟、糖果、酒类等等。甚至把汽 车、摩托车等也设法运进来。这些货物不但在西藏销售，而且还走私去青海、甘肃、四 川、云南等地。亚东市场尼泊尔商店自然增多，印度商店也开了二十多家，有的还是印 度的大商家的分支店。运输工具仍然是骡子和马，它们转运在岗拖与亚东之间。过去这 条路每年平均只有四万余驮。我们到西藏后就大大繁忙起来，据银行统计，我在藏商业 部门从1951年到1956年公路修通为上，用外汇向印度购进物资为7．4万驮，年平均为1． 2万驮。此外，尼泊尔、印度、藏族商人大做其走私生意，他们运来的货物就无法统计 了。那时不只在亚东，就连拉萨八角街也开设了不少商店，外国货充斥着整个市场。除 了印、尼商人外，西藏的贵族和寺庙也大做生意，有名的如邦达昌、三多昌、察珠昌、 察绒、功德林、堪厅（班禅下属）、久毕冲康、白帽子、甲穷冲康、木的冲康等十余家， 他们不只垄断西藏羊毛、牦牛尾等货物，也做其他日用品及贵重商品。     当时中央政府在太昭以西使用袁大头银元，并用外汇支持银行，所以袁大头银元占 据市场。外汇价每个银元值印度3个卢比，以此比价与印度贸易。据估计光亚东一个口 岸，从1952年到1958年上半年，印度货进口值二亿银元。印度将这些银元以白银出口赚 了大笔外汇。     1956年后，川藏、青藏公路修通，西藏地方与内地交通方便，中央进藏人员与解放 军日用生活品基本可以自给。我们也开始对亚东市场管理，设立海关、成立工商管理局、 税务所和检查站，对市场治安秩序也初步进行整顿。这就引起了印度商人的不满。1958 年尼赫鲁去不丹经过亚东，在亚东住了一天并去市场上巡视，沿街印、尼商人对他夹道 欢迎，恭敬备至，同时提出种种要求，不仅反对中国开始对市场的管理，而且要扩大自 由贸易范围，要求江孜、日喀则和拉萨也要和亚东自由港一样。可见印度商业资本家要 在经济上控制西藏的野心。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虽然我国政府仍表示继续两国贸易，但印度封锁了西藏， 包括亚东，禁止与西藏地方来往。这样，亚东就冷落下来，印度商人都走了，骡帮也少 了，甚至绝迹，昙花一现的亚东繁荣就此结束了。 
<center>8．西藏的外侨：卡扎儿与卡基</center>     尼泊尔人来藏后多半娶藏族妇女为妻，所生子女，藏语叫卡扎儿，即混血儿意思。 按照西藏地方习俗，这种混血儿应属于藏籍为藏民。但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特殊，自 清咸丰以来又有个尼藏条约，尼在藏享有种种特权，于是尼方与西藏地方政府约定，这 些卡扎儿男的属尼籍，女的属藏籍，这个习惯已几十年了。但是属尼籍的卡扎儿不能回 尼泊尔，因为一是这些尼商的在尼泊尔都有家室、妻子，再就是卡扎儿回尼后享受不了 任何待遇，并且被歧视。     噶厦对尼泊尔人从来不进行登记或管理，究竟西藏有多少尼泊尔人和卡扎儿，除尼 代表处外噶厦是不知道的。但是卡扎儿与尼泊尔人一样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犯了罪是由 尼泊尔驻各地代表管理，噶厦及各宗管不了，所以他们却敢于做一些非法的事。他们遍 布西藏各地，大量收集西藏特产如麝香、虫草、各种野兽皮毛以及西藏文物等珍贵东西， 私自运出。同时，他们经常出没于羌塘草原、荒芜之地，对于西藏各地情况甚为了解， 是外人收集情况的来源，也是谣言的传播者。西藏地方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是积极活跃 人物。     1956年我在尼泊尔谈判中尼关系时，尼泊尔方面对于卡扎儿属于尼人一点非常坚持。 我们反对这种不平等的男的为尼籍女的为藏籍的陋习。经过争议，双方最后妥协定为卡 扎几年满十八可以自由选籍，尼方仍要加上一条规定：卡扎儿的父母可为其年未满十八 岁的子女选籍，这是不合理的，由于尼方对此问题极其重视，加之一切特权也取消了， 我方为了争取尼泊尔，同意了这一条。后来在执行中尼协定，号召卡扎儿自由选籍时， 许多卡扎儿仍选了尼泊尔籍。     卡基是西藏地方称呼克什米尔人的专用名词，克什米尔人信仰口教，他们经营通过 克什米尔的印藏间贸易，噶厦并不把他们视为外国人，享受同拉达克人同样待遇。年长 日久，拉萨住有克什米尔及拉达克人约上百家。卡基大半为穆斯林，为了争取他们，我 们进藏后对他们持以友好态度，并帮助其中少数人去麦加朝圣，拿着我们发给的护照， 经过印度受到中国驻印机构的照顾，他们非常感谢。但是到了1956年后，情况发生变化， 这帮卡基突然提出要改为印度籍，他们说克什米尔属于印度。他们先向噶厦提出，噶厦 说这是属于外事处的职权，他们就向外事处提出要求。因为克什米尔的归属是印度与巴 基斯坦间一大领土争论，并为之发生战争，中国对此问题一贯持中立政策，如果我们承 认卡基是印度籍，等于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这是违反我国的对外政策的。另外， 噶厦若干年来一直把他们当作藏民，而他们也安之若素，少数人去麦加朝圣还持有中国 护照，忽然要求脱离藏籍要加入印籍其中必有背景。经过了解，是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 唆使他们做的。他们先是派人来外事处要求，后来聚众来外事处闹事，几十上百人在外 事处院内静坐，要答复其要求，经我们一再教育，他们不听，后来甚至动员全家老小几 百人，坐满院内呼口号，形成群众性的示威行动。我们了解情况后，知道是印度方面故 意煽动闹事，如果我们采取武力解散办法，可能酿成流血事件，破坏拉萨治安秩序。我 们一直采取和平说理，听其自由活动，不赶不包围，更不用武力驱散。这样坚持下来， 这些卡基闹了近二十多天，看看无结果，以后就不再来了。后来知道印总领事馆私自给 了他们护照，多数去印度了。     这是印度方面在西藏地方与我国斗争的一个侧面。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8:04

<center>9．同喜玛拉雅山诸国的外交</center>     西藏地方的外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中央统一对外政策下取消外国在西藏的特权， 这就要首先同印度打交道。在新中国坚持解放西藏的形势下，印度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 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且同中国谈判签订了中印协定。印度承认 西藏的自治，但不同于我们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内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是继续保持 在印度影响下，维护三大领主专制的农奴制度的自治，这一点从尼赫鲁到印度的右派是 一致的。     印度自中印协定后，在西藏派驻了四位官员，他们是驻拉萨的总领事，在亚东、江 孜和阿里的商务代理。中印协定废除了他们过去在英国殖民时期享有的特权，但是仍给 予他们以一定的外交特权及待遇。我在拉萨同印度几任总领事从雁蔼森、梅农、到蔡伯 尔打过交道，双方关系可以说友好。我曾因谈判去过几次印度，从1954年到1960年几乎 每隔一年去一次，因此我对印度有了较多的了解。印度是个古老的有优秀文化与历史传 统的伟大国家，印度人民也是伟大友好的人民。但是由于英帝国主义多年的统治，使得 这个国家内部分裂、党派很多，许多旧的极不合理东西仍然保存，比如说被视为极卑下 的不可接触的阶级依然存在，而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外交官员完全是英国式的人物。 印度种族对立、派别极多，情况甚为复杂。尼赫鲁虽然是印度领袖，能统一管理国家， 但他还要受到许多派别及势力的牵制。而他本人则完全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统治思想， 加之大垄断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野心，独霸南亚包括西藏在内的欲望十分强烈，从在亚 东做生意的印度商人的表现及要求，即可见一斑。     英国为了统治喜马拉雅山各小国，在锡金首府岗拖设立了政治专员制度，负责代表 英印政府管理锡金、不丹、西藏事务，印度独立后仍保存这个专员制度。我曾同几位行 政专员有过来往并打过交道，他们是高德·潘特和蔡伯尔。我去印度经过岗拖，曾受他 们招待。他们来拉萨我也招待他们。他们来拉萨有两个目的：一是视察印度驻藏机构的 工作。开始他们是这样提出以巡视工作为由来西藏，我们拒绝签证，不承认他来藏巡视， 后来不提巡视而提旅游，自然我们表示欢迎。当然他们内部是视察工作，我们就不管了。 另一目的是拉拢西藏上层，包括达赖及三大寺在内，企图继续扩大印度的影响。这点潘 特作得更露骨。1954。1956两年他都来拉萨，拜会达赖，达赖设宴款待，虽然谈话、宴 会我都在座，但他带来的藏族印度官员同达赖的侍卫长罗桑三旦，也是达赖的哥哥，私 下来往我就管不着了。达赖1956年底去印度访问，潘特来藏活动出了不少力。蔡伯尔先 是江孜的印度商务代理，后来升为驻拉萨总领事，平叛后他又升为驻锡金政治专员。他 可说是印度的西藏通。他不像潘特那样是文官出身，多少有点英国那种外交人员风度， 蔡是军人出身，粗扩直率，较少外交辞令，他后来在1959年直接插手西藏叛乱份子活动， 我们剿匪部队因追捕逃匪也曾进入他总领馆内，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段交涉。     尼泊尔在拉萨设有代表处，自1856年（咸丰六年）起设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 享有种种特权，在西藏处于特殊地位，在历次西藏动乱时，尼泊尔的代表曾发挥过作用， 比如辛亥革命时川军在藏无法生存是由尼泊尔代表出面调解送川军出藏的。我们去拉萨 时对尼泊尔代表处如何看待是经过考虑并经外交部批准的，就是法律上不承认它是尼官 方代表，那时中尼尚未建交。但因尼泊尔是小国，它享有的特权经清政府同意，是有条 约依据的，考虑到近百年来的习惯和当时我国的对尼政策，所以我们给予事实上的承认。     1956年中尼签订协议后，两国建交，尼泊尔驻拉萨代表改为总领事馆，我们同他们 的交往就正常化了。     我国与不丹当时尚未建交。不丹还在印度继承英国的保护之下，但它同西藏地方关 系密切。不丹在拉萨驻有一个代表叫罗贾，即商务代表，但他按惯例每年要拜见达赖并 与噶厦来往。罗贸开始不了解我国对不丹政策，对我国有疑惧，怕我并吞它，不和我们 来往。不丹在帕里有官房及财产，帕里是不、藏通商地点。在阿里，不丹有一块飞地和 一座寺庙，并派人管理，同时每年来拉萨贩买物品等。不丹在藏的利益我们都保持不变。 亚东山后有一块不大的草场，不丹牧民每年越过边界来放牧。亚东居民表示不满意，要 禁止不丹人放牧。不丹说近亚东的牧民实在需要这块草场，否则他们将无法牧养羊、牛。 经过我们说服亚东群众，仍然继续让不丹牧民放牧。我们严禁军政人员越过现有边界去 不丹境内。通过这些工作，不丹罗贾了解了中国的政策，逐渐同我们来往。每逢节日、 或者外事处的外交活动如宴请、看电影等他都参加，也拜会了中央驻藏的军政长官，并 经常送不丹特产作为礼尚往来。1958年尼赫鲁亲自越过乃堆拉，经由亚东去不丹，当时 年逾60的尼赫鲁不辞辛苦旅途疲劳，步行山地去不丹，争取不丹亲印，商讨印度援助不 丹办法，其目的不只是要继续保持印度为不丹保护国的地位，还有防止中国与不丹发展 关系的一面。从那以后，不丹罗贾不久就口去不再来了。当然不丹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 意愿是不能阻止的，事隔二十多年后，中国与不丹又建立了友好关系。     锡金又是一个被英国保护的喜马拉雅山区小国。锡金老王我曾拜见过两次，但都是 在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的陪同下，除了寒喧问候外别无他言，王储罗桑泽仁是拉萨贵族 宇妥家的女婿，他常来拉萨探亲，我们有机会总是与他交往，他也表示同我们友好。但 是他的行动不大自主，同我们来往时从未谈及西藏与锡金关系问题。曾有一次，他要求 去林芝朝拜寺庙，锡金信仰红教，林芝并没有红教的主要寺庙，他的林芝之行值得研究。 但是我们仍然满足了他的要求，派出汽车送他去林芝作七日之游。1956年达赖、班禅应 邀赴印度，路过岗拖锡金首府，按例锡金应是接待主人，但一切由印度政治专员主办。 锡金老王曾在达赖、班禅抵岗拖时举行了宴会，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一切都是印度安 排，锡金老王虽然坐在主人位上，除举杯问好外，几乎不说什么话，连欢迎词也是印度 方面写的。     自中印、中尼签订协定后，印、尼在拉萨设立了总领事馆，他们在拉萨开展各种正 常外交活动，都要同我们外事处联系并得到我们同意，印度总领事除同我们交往外，就 是在印度来了高级官员时安排拜会达赖、贵族和去大昭寺、三大寺布施，其实印度并不 信仰佛教，而它对西藏佛教却表现出无比的兴趣。 
<center>10．西藏外事机构为何较为特殊？</center>     自我奉命调往西藏后，我即同外交部领导及有关司、局商讨执行中央统一对外及西 藏的一切涉外问题，并同中央有关部门及研究西藏问题的著名学者、专家们商谈进藏及 有关西藏工作，再就是组建干部队伍。经与中组部商妥，调人民大学外交训练班学员老 干部阮武、杨仁山（当时进城干部都称为老干部，他们是自解放区来的）武汉外事处袁 文、郭雪樵，西南外事处伍仪瑜、苏睿川，外语学院应届毕业生张祖极、叶雪音、石森 伍、李天保、陈玉藻、张友善，以及在重庆配备的警卫、炊事、通讯员，并由外交部派 一机要员组成进藏外事处干部的基本队伍。     我们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又派来杜子毅任副处长（他1953年即去我驻印度使馆任 商务参赞）和英文干部朱谱钦、张智斌、谢均安、鲁投，钟兆榕，藏文翻译洛桑大吉、 王家棁等。他们都是18军在四川各地招集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并随同先遣队进藏的。这 样在1952年虽然外事工作尚未开展，但干部队伍已初具规模。     中印协定签订后，为了执行协定，（1956年又签订了中尼协定）外交部于1954， 1955，1956年，先后派一批干部进藏，他们有的是由外交部有关司，有的是由各地外事 处，有的是由朝鲜停战后回国的翻译人员，也有人民大学、外国语学校的。虽然来自各 方面但都是干外事、学外语的。我们又从西藏调来一批懂藏文、藏事的干部。     外事帮办办公室在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后改为西藏外事处，为自治区 筹委会的厅级单位，达赖喇嘛为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名义上属他领导。西藏外事处自 1963年前我一直担任处长，副处长先后有柳霞、土金璋、罗石生、蒋树民等。处内下设 科：     一科主管秘书、行政、总务、发放藏民边境贸易通行证、办理出国人员护照、签证 等。     二科主管与印度有关事务。     三科主管尼泊尔、不丹、锡金有关事务。     资料室主管边界问题、翻译整理、研究噶厦及其原外交局交来的档案文件。     按照中印、中尼协定，印度得在亚东、江孜、阿里设三个商务代理；尼泊尔在日喀 则、聂拉木、吉隆设三个商务代理，我外事处相应的要设立六个分处同他们联系交涉来 往。     六个分处是：     阿里分处，处长先后由杨仁山、王志良、刘建阳等担任。     江孜分处处长侯杰（工委副书记）、副处长席潮海。     亚东分处，处长及副处长先后有博生、洪飞、章刚、登邑等。     日喀则分处，处长周维。     聂拉木分处，处长张宝华、朱谱钦。     吉隆分处，处长张祖极。     按照中印协定，印度和西藏地方每年要互派信使，传送文件公物。印方来的信使要 按惯例支乌拉，“乌拉”是自清朝以来执行的，藏民以牲畜、人力无偿为过往的官员服 务，也就是“支差”。藏族人民支乌拉不但没有报酬，还要自己带糌粑食物、草料，负 担很重。在西藏还沿用一种极坏的惯例，藏族妇女也要支“乌拉”陪官员藏官睡觉。我 们坚决反对支乌拉这种陋习，但这是西藏的规定与习惯法，当时还不能取消，但对外国 人我们可以制止。后来约定由外事处设一车队，供其雇用。同时外事处也要相等的派出 信使去印度，主要与我驻噶伦堡、加尔各答的商务代理联系。     我是1963年初离开西藏调回外交部工作的，上面叙述的是那时以前西藏外事处的情 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