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8:36

第八章　睦邻外交谈判 
<center>1．参加中印关系谈判</center> 
<center>周恩来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center>     1953年我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的外事帮办，10月接到外交部电，要我回北京参加中 国和印度关于藏印关系的谈判，要求我搜集有关材料并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征求他们的 意见。对此，噶厦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统一对外和印度政府的谈判，但提出要中央政府在 这次谈判中收复被英印方面占去的失地，所谓失地包括：一、被英印占领的“麦克马洪 线”以南土地，其中主要为门达旺地区；二、历来被英占去的自拉达克到布拉马普特拉 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关于前者，噶厦交出由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西藏代表夏扎在西姆拉 会议中秘密签字的所谓“印藏边界图”。关于这两张图特别是“麦克马洪线”图的情况， 我在前文另有说明，就不再重述了。     当我问及是否有其他文字协议或条约性质文件时，噶厦否认有这类文件。经后来我 们查找，事实上麦克马洪和夏扎之间有关于划定藏印边界的换文，这个图只是换文的附 图。当时噶厦为什么不承认和不交出换文，估计他们不愿承担丧失领土的责任，只说是 被英印强迫签字的。噶厦说他们曾向印度交涉过否认这条边界线，要求归还门达旺等地， 但印度持强不理，现在只有要求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解决。当我把此图带到北京，将 噶厦的意见向章汉夫副部长和亚洲司长陈家康等汇报后，他们认为此次谈判是否涉及边 界问题尚须请示周恩来总理。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作为中印谈判的正 式开始。因为两国曾约定谈判应在1953年内进行。我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团长章 汉夫、团员陈家康一同参加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副团 长兼团员是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高尔和顾问高帕拉查理，我方翻译是陈辉，对方翻译是 白春晖。     会见开始，周恩来总理说，中印两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过去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 的特权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现在不适用了。现在两国独立了， 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原则 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此次两国代表团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谋求解决 那些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长完全同意周总 理提出著名的两点——即五项原则和商谈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     后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这次接见中由周恩来首次 亲自提出来的。后来在起草协定草稿时，我们没有写上这五项原则，当时考虑这些原则 是我方提出的，不便写在协定上强加于人。印度方面反而提出要在协定序言正式写上这 五项原则，我们自然欣然接受。从此时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在国际条约上写订， 成为中印两国遵守的有约束性的原则。     在中印谈判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讲了话，他说新中国成立，西藏回 到祖国大家庭，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改为平等相待，但还要在西藏保留一些特权。中国愈 强，各民族团结愈巩固，印度的态度就会改变。中国对印政策应该按五项原则和平共处， 争取它反对美国侵略，反对战争。这次谈判是解决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 的如边界问题，其中有“麦克马洪线”问题，由于材料不充分，这次作为悬案，待将来 选择时机解决。     西藏地方政府饶噶厦噶伦虽然表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但仍提出希望能解决噶 厦提出的收复失地的建议。 
<center>谈判经过</center>     与此同时，印度方面放出舆论说，印度的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在中印谈判第一次全 会上，印度代表团长发表长篇讲话，提出需要商谈的问题很多，但未提边界问题。后来 在中印边界问题发生纠纷时，印度政府说边界问题已在这次谈判按印度的意见解决好了， 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此次中印谈判进行了约四个月，双方在印度要保持并扩大其非法特权的提案上，进 行了讨价还价的争论。在1954年1月2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印方代表团团长赖嘉文发 表了长约两小时的发言。他首先说明印度在西藏现有的权益是由条约、习惯形成，并从 英国方面继承下来的。这些权益并不是不平等的。平等与否要看实质，实质符合人们的 要求就是平等。英印在西藏所享受的权益是符合西藏的要求所以是平等的。随后他列举 了印度在西藏的种种特殊权益。计有：     1．三个商务代表处：噶大克、江孜、亚东；     2．贸易中心，西藏西部：日土宗、尚格齐宗、波林三多。那不拉、姜叶马、加尔 果、普兰宗。西藏南部：帕里、亚东；西藏中部：江孜、日喀则，拉萨。以上是现有的， 还要求增加的有：     西藏西部：谍波齐、扎锡岗、董不惹、泽不兰宗、托林、达巴、米杂尔、塔钦、陶 库尔、查克拉、雷谚、坡塔、那多克、热姆蕙。西藏南部增加戛木坝宗、春丕。     印方提案中上述要求开放的贸易中心，有许多地方不但我们不知道，就是他们自己 也说不出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一再询问下，他们坦白地说，这些都是他们在西藏经商的 商人提出的。     贸易中心以外的贸易，包括西藏西部边境，沿着印度阿萨姆邦边境；在噶大克至托 克扎伦（指不出地方）间，羌塘地区，都要有印度商人经商的便利。     印度商人经商的便利包括：携带武器的许可证；正常合理市价雇佣骡子、牦牛、马 匹及其他交通便利；印商务代表和印商有权直接与羊毛及其他产品生产者接触的便利； 西藏征收地方税不要多，越少越好；不要过多的检查，只在边境上设某些检查站；遵守 执行贸易习惯，即印商得向羊毛及其产品的生产者预付款项，按季节结算；印商在买好 牲口后给当地人代为保养，来年结账（这点我们原来不懂，经解释，代养的牲口，羊及 牦牛，要生小牦牛，小牦牛的分配有规定）；这些称为习惯性贸易方式；在各中心印商 有权租赁地产、修筑房屋仓库，并有权租房。     印方提出的贸易中心制、沿边和要开放中心以外的地区，以及所提的印商经商的便 利和所谓习惯贸易方式，除了使全部西藏成为印度的殖民地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     3．香客。自古以来印度香客自由去西藏朝圣，即朝拜圣山。康仁波切圣湖（玛纳 萨罗瓦湖），香客沿不同路线进入西藏，只可在一地受检查，香客可雇佣牲口并携带武 器，同时要求和他们家乡通讯的便利，因此印商代表处要携带电台，香客可带照相机， 要求中国在朝圣途中设香客住宿驿站。     开放拉萨为香客新的朝圣地点。     4．印度商人、香客可以不需要护照、签证和许可证进出西藏。     5．印度在西藏设有邮政、电话通讯。     6．印度在西藏有驿站，即春丕塘、亚东、高务、帕里、堆纳、多吉、噶拉、萨马 述、康马、少岗、江孜等12处，此为原来荣赫鹏侵略时所设的兵站，后由英国人改为驿 站，便利英印人员由印度来江孜的食宿，每隔约四、五十华里一站，内设有住宿、客厅、 厨房及厨司，马厩及喂马饲料，有电话直通锡金岗托与江孜。     7．关于护照、签证及许可证问题，印方提出印藏交通仍按旧习惯进行，不要什么 护照、签证，换句话说仍可自由出入西藏，但只限藏、印双方人员。     邑．卫队。印度在亚东、江孜设有军营，住有卫队若干人，当时江孜就有印军近 100人。     除上述各点外，印方还提出关于印派往西藏西部阿里的商务代表，印方称噶大克商 务代表处应享有以下权益：在整个西藏西部沿着商路前往贸易各地提供旅行便利；印商 代表有权委派人员前往各贸易中心和任何地方进行贸易；在许多贸易中心要求给印商务 代表及其人员有贸易地点及特定的宿营地；印商与当地人间纠纷过去习惯由印商代表和 地方官员共同会审，印商间纠纷由印商务代表解决，可以成立类似调解机构。印商务代 表沿习惯山口进出。     江孜、亚东的印商务代表有若干房产，永归印度所有，江孜印商代处有一医院。亚 东印商代处有一医院，并有一检查站，检查由印进口的货物。除噶大克的印商代表上述 已有的管辖范围，要求划定亚东、江孜两地为代表处新的管辖区域。     印度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占据了两次全体会议。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印度在西藏 的旧有的、新增加的特权要求。他的发言充分地暴露了印度对西藏的野心，名义上承认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按照他的要求，西藏将成为印度的殖民地。     第三次全体会由我方对印度的发言提出要求澄清的若干问题。在澄清问题的回答中， 我们已大致了解到印度的发言意图，漫天要价，有许多地方印代表团自己都不知道，完 全凭着印度商人及地方官员的要求提出的，实质虚弱，对许多特权要求无法加以辩护。 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是主权国家，他提的那些要求是难以站住脚的。     中国代表团团长章汉夫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说理的但较温和的发言，对印方提 出的所谓平等的实质、习惯的权益和无理的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给以令人信服的回应、 并据理驳回。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原则，按照西藏当时实际需要而又可能解决的情况， 在印方提案的基础上提出七个问题，即商务代理（我们不提商务代表而提代理）、卫队、 邮政、电报、电话、驿站、贸易、朝圣及护照签证、许可证等。我们的方针是：凡属特 权必须取消，但按照需要可保留某些不损害我主权的传统习惯。     中印谈判全体会议12次，若干次的小组交换意见，进行讨价还价。小组交换意见是 何英（原陈家康调出当大使由何英副司长替代）和我同印方首席代表高尔及其顾问之间 进行，我们在当时的国际俱乐部，摆上茶点，无拘束地不作记录的漫谈，双方都有解决 问题的意愿，所以争论虽然有时激烈，但最终达成了协议。最后于1954年4月四日签订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同时互换照会一件。协定主要规定印度与西藏地方正常的交通通商来往的办法，而换文 主要是取消印度在藏一些特权的办法。 
<center>对中印关系的几点感想</center>     这个协定中的主要规定大部份已实施了，现在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有几点，却是 极为重要并影响后来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值得提一下。     在这次中印谈判中，中国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取消外国在西藏的特权，更重要是印度 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中国在西藏地方拥有完全主权。第二点，协定虽然取消 了原有的特权，但印度仍在西藏保持有一定的影响在当时因西藏与内地交通不便，中央 政府一时尚无法解决西藏人民经济问题，这些妥协作法还是必要的。第三，中印协定签 订后，中印关系一度改善。这种友好关系不仅对我国在藏工作起了极大作用（1954— 1956年内地至藏公路修通前，中央驻藏军政人员供给大半由印进入），而且对于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高，反对美国的封锁、制裁，也起了一定作用。而印度也由于中印友好关系 使它在国际活动中特别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活动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从那以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其它国际活动中坚持五项原则，又由于其他许多国家特 别是亚非国家也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得这个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关 系的准则。而它的产生则起源于1954年中印谈判。     为什么这个中印协定有效期定为八年。原来我们起草的条文草稿写的是十年，周恩 来总理改为八年。他说我国现在恢复经济定为三年，然后再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八年 后中央可以对西藏地方进行自主的经济帮助和建设，所以将中印协定有效期定为八年。 可见中央及周恩来总理对于西藏地方涉外工作是从整个国家利益考虑，具有远见的。     中印协定的签订为我与邻国解决争端、争取友好相处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为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家间问题做作一个范例，因而使当时中国周边邻国如尼泊尔、 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现在称斯里兰卡）、阿富汗等国，对中国消除了疑虑，从而同 中国友好，特别是在协定中写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准则。关于取消特 权、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使印度公开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等更是主要的收 获。中印协定中有一些不清楚的，文字上对等实际上不对等的地方，也是当时难以避免 的。我们也知道，印度方面可能利用这些地方在西藏扩大其势力及影响，这在后来执行 协定中，我们是提高警惕，处处与之交涉，直到1959年协定失效后才停止。 
<center>2．中尼恢复正常关系谈判</center>     尼泊尔（原称廓尔喀）为中国近邻，它同我国西藏地方关系密切，几百年来，藏尼 间虽发生过战争，但和平友好通商来往关系仍是主要的。1856年（咸丰六年）又发生一 次尼泊尔侵入西藏的战争，由于尼泊尔那时还承认是中国的朝贡国，所以在驻藏大臣赫 特贺主持下签订了（西藏廓尔喀条约）。这个条约使尼泊尔享有许多特权，如西藏每年 赔偿尼币一万，尼人可在藏自由经商不纳税，不限制地区，尼在藏可设置官员为代表并 享受特权和拥有卫队，尼商犯罪由尼官员处理，藏官不得过问，尼藏人之间发生纠纷， 由尼官参加会审等等。这个条约执行了近百年，和平解放西藏后，仍然执行，而且演变 成许多超出条约外的非法特权。50年代藏印贸易发展高峰时，仅拉萨、亚东两地尼商多 达200余家。与此同时，尼侨商发生民、刑事件日益增多，走私。伪造藏币、倒卖文物 宗教珍品、套购银元、租房纠纷、货物被抢劫等层出不穷，而这些案件都由尼代表处理 或尼藏会审，这对中国主权及司法权是极大的侵犯，因此中国与尼泊尔关系必须调整。 但考虑尼是弱国，需要经过外交途径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中、尼双方都有建立外交关系的表示，但受到印度的阻挠。那时印 度控制了尼泊尔，不愿中尼建交。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尼泊尔提出愿意与中国建交， 当尼赫鲁访华，周恩来总理与他谈及时，尼赫鲁提出建交条件即中国不派大使驻尼泊尔， 中国不在加德满都设立大使馆，理由是如果中国设使馆，美国也要设立。同时印度报纸 发表一个消息，报导中国已承认印度在尼泊尔的特殊地位，这自然不是事实。但后来中 尼建交后，中国派往尼泊尔的大使由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兼任，在尼没有中国大使馆。这 说明当时中国开展对尼泊尔关系还要照顾到印度的意见。     1956年中尼两国政府同意派代表团商谈中尼两国和尼泊尔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政府代表团由潘自力大使任团长，我和商务参赞杜毓沄任团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 饶噶厦也任团员但他只作为内部顾问不出席会谈。尼方以外交大臣夏尔玛为团长，团员 有外事秘书塔帕及顾问二人。谈判在尼首都加德满都举行。除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两国代 表团长出席讲话外，所有一切具体问题的谈判都是由我和塔帕主持讨论。这次谈判总的 来说比中印会谈要顺利些。原因是尼泊尔愿意同中国友好，放弃过去在西藏享有的特权， 所以废除旧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遇着两个复杂的情况。当时尼泊尔国内外形势比较 微妙。1957年尼泊尔将进行选举，印度、美国支持尼泊尔国大党，大选结果将使当时执 政的人民党阿查里雅内阁下台。为尼国王信任的阿查里雅首相希望争取与中国搞好关系， 签订一个友好条约，取得援助，以便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较多的独立，以夺取大选的胜 利。所以尼方代表团坚持在废除旧约后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     50年代，印度继承英帝国主义的权益，在尼泊尔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尼泊尔的邮 政、银行，在尼使用印度卢比，尼商业包括进出口行业由印度大商业垄断，尼对外公路、 航空也由印度公司经营。印度财团与尼泊尔民族工商业之间矛盾尖锐。印度对美国进入 尼泊尔持保留态度，顾虑美国势力会打破它独家控制尼泊尔的局面，对于中尼关系的发 展也一贯加以阻挠。这次尼方提出要同中国签订友好条约，印度极不赞成，通过外交途 径向中尼双方施加压力反对签订这种条约。原来中尼派代表团会谈，印度就不赞成，但 中尼之间关系毕竟与尼美关系不同，因有尼藏关系间许多问题需要谈判解决，印度没有 理由加以反对，何况中印协定已有先例。但印度却通过其驻北京大使馆向中国提出要求 中尼谈判只限于在尼藏关系范围内。在中尼谈判期间，印度报纸即放出空气说，中国不 会与尼泊尔签订什么友好条约。印度的反对与干涉公开化了。     中国代表团是同情和支持尼泊尔的处境的，但将尼方意见报告国内后，外交部指示 不要单独签订友好条约，可将友好条约内容与尼藏关系解决办法合为一个协定内。当时 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不能因争取尼泊尔友好而影响与印度的关系，更不能因同印度友好 而损害中尼的友谊，所以采取这样一个折中办法将友好条约与藏尼关系合并签订一个协 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 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这样长的一个协定名称，今天看来是令人费解的，其背景就 是上述的。当时与我会谈的塔帕非常不满，甚至抱怨并讽刺地说，想不到你们中国也会 顾虑尼赫鲁的压力。     尼泊尔虽然愿意废除在藏特权，但在谈判期间尼政府受到在西藏尼商的压力要求保 持他们已有权益，主要有：尼商可到全藏各地做生意，不纳税，不限制贸易内容，要保 留尼在藏各处的代表机构等等。这些有了中印协定作为榜样，虽然经过说服尼方可按中 印协定方式解决，但关于“卡扎儿”问题，双方争论激烈。后来妥协为年满十八岁的卡 扎儿可由其自由选择尼籍或中国籍，未满十八岁的可由其父母代为选择国籍。这后一点 明明是我们的让步。     还有一点是尼方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也主张写在协定内，但措词方面要有 些改变，除了第一、第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与主权，互不侵犯外，第三互不干涉内政改 为“互不借任何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内政。第四、第五相同。尼方为 什么要坚持改写第三项原则，它有两个考虑，一是要和中印协定不一样免得被人说照抄； 再则是不满印度在政治、经济上的干预，同时也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侵入。     在这次中尼谈判中，尼方代表团提出下列意见，为了摆脱印度对尼泊尔的封锁与控 制，尼方希望通过西藏打开中国的交通另谋出路。第二，当时藏印边境重要口岸亚东的 贸易非常繁荣，尼方提出将亚东的中印贸易转移到尼藏传统市场聂拉木来进行。第三， 尼方要求西藏无限制的提供羊毛，以发展尼北部山区的手工业。这些要求在当时是不现 实的，就是现在也不能完全做到。中国代表团费了大量时间才说服尼方收回这些要求。     中尼协定同中印协定不一样，不但到期没有废除，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中尼关系沿 着这次谈判逐渐走向更加友好。     这次中尼谈判签订了中尼友好及通商交通协定，废除了尼泊尔在西藏近百年的特权， 建立两国特别是尼藏间的正常关系，争取了尼泊尔与西藏长达千里的国界能够处于友好 和平状态，从而巩固了我国西南部分边防，这是重大的收获。但是这次谈判是在特殊情 况下进行，有些为外人所不知道的内情。     第一是印度插手谈判。尼方提出废除旧条约要签订一个新的友好条件，照说这个意 见是合理的。签订一个中尼友好条约，在50年代印度是绝对不同意，因为这样尼泊尔可 在政治上完全取得自主独立，可以摆脱印度的控制。所以印度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反对 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将中尼通商协定与友好条约合并为一个协定。当潘自立 大使与尼首相谈此意见时，尼首相说，我们从印度人士口中和同大使阁下的口中听到同 样的意见，真是令人吃惊的事。后来我们提出一个协定两个内容即条约与友好关系同尼 藏关系同一协定，尼首相对印度从北京知道协定内容很生气，说我对尼关系临于破裂边 缘，怪我告诉了印度。但是他也不是很有自主的实力，只好承认“现在没有做到惹起印 度发怒”。印度尼赫鲁表示很明确，中尼谈判与协定只能同中印协定一样。当时我觉得 我们在尼首都谈判，在重大问题上实际是中。尼、印三方在谈判。     第二点就是在藏尼商的影响。原来从8月中我同塔帕（尼外交部外事秘书，实际谈 判负责人）谈判关于藏尼通商关系时，交谈比较顺利。到9月初，在藏尼商代表来到加 德满都，提出一大堆不合理的要求，如尼商不纳税，不受检查，不限贸易地点，可以随 意随地租房设站，要求给予卖货的外汇（主要指要印度卢比）、卡扎儿问题。这些要求 尼方代表一一提出来，并直接说他们受到了压力不得不提出。经过多次的争论与说服， 其他不合理的要求我拒绝了，最后在卡扎儿问题上作出了协定上的让步。我的感觉当时 尼政府首相阿查利雅及其外交部极为软弱，最后还是尼国王下了决心签订了那个中尼协 定。尼首相在签订协定后即来中国访问，除了受到极隆重的礼遇外，还获得了一千万卢 比的贷款。这对当时完全在印度控制下的尼泊尔来说，在国际上和国家独立自主上都取 得了重要的成功。     1956年后，我们在西藏执行中尼协定中还遇到不少麻烦。那时我们与印度关系好， 印藏贸易十分繁荣，但除亚东新来了十几家印度商人外，整个通商是由尼泊尔商人掌握 的，除亚东、帕里外在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地，大半印度货物都是尼商经营的，我们 既无海关，也无检查，在西藏进口货物谈不上走私，而文物、西藏出产的羊毛、麝香、 皮毛、佛教珍品是禁止出口的。尼商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到处收集走私出口。     在藏尼商居住年代久，认识人多，他们足迹可以遍及全藏，他们的消息特别灵通， 传播谣言也快。他们那时认为汉人在藏不能长久，西藏局势不稳定，所以卡扎儿选籍问 题成了一大难题。许多卡扎儿不选籍，要选仍选尼泊尔籍。甚至发生一些藏族子女自认 为是卡扎儿而选尼籍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即停止了进行卡扎儿选籍工作，待将来局 势稳定再说。这也是执行协定的一种情况。     我们代表团在尼谈判时，受到尼方的招待，因为我在尼没有大使馆，住在尼方的国 宾馆西达·礼瓦寺，这是尼国王修的王宫，有现代化（抽水马桶等）设备。     西藏噶伦饶噶厦也是团员之一，但他不正式出面，只在我们团内部作咨询，作为我 们与噶厦商讨对象。这表明我们这次中尼谈判是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进行的。那次谈判 我比较忙，每天主持与尼方外事秘书谈判后、先在潘大使处汇报一天谈的情况，研究下 一次会谈内容与策略，秘书们（主要是李达南与伍仪瑜）整理了会谈纪录，草拟好向外 交部请示的电报，经我修改后交潘大使签字发出。然后我再陪同藏文翻译与饶噶厦噶化 会谈，也是通报情况、征求意见。那时我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正好发挥积极性，多少 也有点志得意满的情绪。因为是谈藏尼关系，潘大使完全放手，听取我的意见，有难决 的问题请示外交部，因此，团内空气和谐，团结得好。这次谈判与中印谈判不同，中印 谈判是在北京进行，由周总理亲自掌握，我不是主要谈判音，一切有外交部章汉夫主持， 我是学习阶段。     最令人头疼的是和国内外交部联系，尼泊尔没有电报局，我们自己也没带电台，一 切请示、汇报的密码电报都送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发送。厄泊尔所有内外的电讯及机构 都掌握在印度使馆。当我们亟须请示外交部的指示时，印度使馆的电报局迟迟不送电报 来，特别是在最后定稿需要国内批准才签字时，印度电报局竟押了几天，直等到我国庆 前夕才送来回电。对此，我们和尼方都知道内情，尼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尼首相要等候 协定签字后即去中国北京访问，签订这个协定是他同中国友好的一个重要见面礼。印度 方面见大局已定，阻挠中尼友好已不可能，而由其下属在尼的电报局搞一些小动作，已 属下策、我和塔帕自然明了其中拖延的道理，都非常不满印度的做法。我私下对塔帕说， 我们的关系要严防有人破坏，他非常同意。 
<center>3．中印协定执行情况</center>     中印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正式生效。执行协定结果，藏印间通商贸易往来有很大发 展。亚东市场的具体位置是在下司马，原来极少印度商人，只有十来家尼泊尔商人从事 印藏贸易。协定生效后到1959年初，下司马的印度座商（开店有货栈的）增加到267人， 尼商增加到313人，过去印商从未去过的帕里，这时那里也有十余户印商约32人开店做 生意了。     在我川藏、青藏公路未正式通车前，中央政府进藏人员和西藏人民大量需要的日用 品、衣着布匹、杂货等多数从印度运人。那时，西藏的一切旧制度不变，印、尼商利用 我国尚未设立海关、银行、税务和工商管理机构的时机，不但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向开 放市场以外地区大量走私手表等高级消费品。     和平解放前，西藏主要出口羊毛等土特产换取印度的日用杂货工业品，每年平均进 出口额约为三百万银元。解放后，藏印贸易大增，仅亚东下司马市场，自印度进口统计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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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9:21

1952年进口值800万元（银元）     1953年进口值　　　　　　　　　1,705万元     1954年进口值　　　　　　　　　2,828万元     1955年进口值　　　　　　　　　3,107万元     1956年进口值　　　　　　　　　4,674万元     1957年进口值　　　　　　　　　7,187万元     1958（上半年）进口值　　　　　1,199万元     1956年我国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藏印贸易并未减少，直到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 时，印度每年仍由西藏获得银元4000万元左右，印度将这些白银出口，取得了大量外汇。     西藏向印度出口的羊毛，据不完全统计：     1954年约27，631驮（每驮120市斤）     1955年约26，815驮     1956年约32，697驮     1957年出口羊毛约为233万元（此数字由中国银行拉萨分行估计）     1958年上半年出口羊毛为231万元。     每年平均出口羊毛约1，700—2，000吨，约值银元200余万元。     以上仅以亚东为例，印度的出口额是很大的。     在西藏阿里地区，印度商人以不合理的超经济剥削情况，我在前节已叙述过了。     但是印度政府和印商对从藏印贸易获得如此巨大利益仍不满足，他们要求扩大贸易 范围，在中印协定规定的市场外，印度提出要同拉萨、羌塘直接做生意，就是要把拉萨 和整个藏北大草原开放为像亚东一样的自由市场。     虽然有了《中印协定》，但他们还继续要求中国方面在谈判时已拒绝的允许印度商 人自由租地修建房屋和仓库，保证他们（商人及所有印度来藏人员）按市价（当时西藏 农奴的支差价，即最低价格）雇用人员和驮运牲畜；允许他们在阿里购买羊只驮运货物 回印度（阿里羊只虽好但数额有限）；要求在他们经商的沿途设立驿站（主要指阿里地 区）供应印商食宿及柴禾（西藏高原的燃料主要是牛粪，柴禾极少），印商可以经由其 商务代理收发电报；由其商务代理审判他们和藏民间的纠纷（这是要有领事裁判权）， 印商要求要由中国政府偿还藏民历来所欠的债务等等诸多不合理、非法的欲将西藏陷入 半殖民地的要求。 
<center>4．印度封锁西藏，中印协定失效</center>     印度在西藏的官方机构，总领事馆及各地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的商务代理， 利用其合法地位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印在亚东，凡由印度经锡金岗托运人下司马的货物， 都须先经印度商代处查点后才转运至市场。这完全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1958年前， 在西藏旧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曾多次提出交涉和抗议。印度商代处非法设立电 台，并代印商发收电报。按照中印协定的规定，双方商代处可享有信使，邮袋权（即信 使外交邮袋），但印度商代处并不正式设置信使而沿用旧有的雇佣藏族的信差，自行来 往印藏之间，不理中国方面规定的手续。在亚东与江孜两个印度商代处之间无权派信使， 但印方借口按旧有习惯坚持要使用信差。为了扩大其在藏机构的范围，印度要求在江孜。 噶大克、拉萨等地扩充其租地的范围，远远超过其实际需要，使这类交涉经年不得解决。 如在江孜为扩大其商代处租地，竟私自在年楚河筑堤，使水流冲向年楚河桥，危及桥的 安全，几经交涉，印方置之不理，惹起当地群众愤怒，为了保护大桥将其提坝拆毁。又 如按规定双方商务代理原则可设立电台，但印方一直阻止中国驻噶伦堡的商代理处设立 电台，它却在亚东私设电台，并用密码发电报，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交涉，是在执行协定以外的，如印商汇款不按中国银行规定的数额， 要为印商修厕所，煽动卡基闹事等。     1959年前，西藏地方维持旧制度，中央政府许多管理机构及办法都未完全设立及施 行，印度一再利用此时机，片面地维护其侨商的利益，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求，尽可能地 保持和扩大特权，企图取得在两国谈判中未能得到的权益，使其在西藏那种不平等交换、 掠夺及超经济剥削的贸易继续保持和发展下去。同时印度还设法扩大其影响，分化西藏 上层，拉拢某些动摇分子亲印，作为它将西藏置于半殖民地或成为印度保护地的基础。 这个时期西藏外事处的工作在坚决执行协定的规定时，与印度上述一些非法活动进行有 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印度驻拉萨机构公然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叛乱活动。1959年初， 西藏叛乱分子在拉萨公开闹事，曾于3月10日去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保护他们 独立。印度总领事居然表示，他们口说无凭需要有一个书面文件。14日被蒙蔽的近千名 藏族妇女游行，去印总领馆要求印度出面调解以和平方式让汉人撤走，印馆人员说他们 当请示政府，由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印度总领馆居然接见叛乱代表，收下“独立” 声明并应允报告政府。这是公开、无理的支持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的计法行为。     3月13日拉萨叛乱的伪“人民会议”通过印领馆的电台向噶伦堡发报，“噶伦堡夏 格巴转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2月1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次 日又发一电，“西藏已成立‘独立国家’，汉政府准备大规模镇压，请向邻国政府、佛 教会议，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人来此地视察真相……大力大持，”署名为“西藏独立国 人民会议全体大会”。像此种叛乱分子的电报，印度驻拉萨的总领馆竟为之转传，说明 它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叛乱到了何等程度。     在此期间，西藏外事处奉命正式通知驻拉萨的印度、尼泊尔两国总领事馆和不丹代 表：“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分子的策动和支持下，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协 议，发动叛乱，向中央机关、部队和军民进攻。中央政府一定要平定叛乱。这是中14内 政，不容外来干涉。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阴谋都将彻 底失败”，并通知他们，为了保证两总领馆等人员的安全，他们可住进外事处准备的地 方以便保护，否则发生意外，由他们负责。对侨民的安全，中国政府也将加以保护，但 要他们守法。印度总领馆接到通知置之不理。它仍直接、间接地支持叛乱，如容许叛乱 分子在领馆内躲避，逃脱解放军搜查，印总领馆私藏叛变分子枪支、弹药，其医院为叛 乱分子医疗、救护，供给衣食住方便等。     印度总领馆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及惯例，露骨地支持西藏叛乱的阴谋。     中印协定有效期为八年，定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中国外交部于1961年12月3 日照会印度政府驻华大使馆，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原来的协定。印度政府不仅拒绝广这个友好的 建议，而且无理的、恣意对中国进行恶意的指责和诬蔑，毫无根据地说，中国不履行协 定的规定，并且把与旧协定无关的边界纠纷扯在一起，无端指责中国对印度的“侵略”， 然后提出条件，只有“在中国扭转它过去几年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后”，才能进行谈判。     印度这种完全颠倒是非、大国沙文主义的外交，是不值一驳的。事实是，自1959年 以来，印度除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并派军占领外，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表示 同情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纵容他们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印度政 府一直让西藏叛乱分子俨然以流亡政府的形式在印度活动。     中国的建议遭到印度拒绝后，中印协定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这个时候，1961 年到1962年正是印度政府采取“前进政策”，要以武力甚至战争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其 扩张领上要求的时期，中印协定继续与否，早已不在它考虑的议程上。这样，中国驻在 印度的两个商务代表处就被迫撤退，而印度驻藏的三个商代处一直拖到当年9月才撤走。     同时，印度对西藏开始实行禁运。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印度驻锡金的政治专 员处发出六次禁运通知。1959年4月禁止粮食出口到西藏，9月29日禁止钢铁制成品约21 项出口，除非领有特别许可证，而这许可证主要是发给亲印的西藏贵族以为拉拢之用。 10月禁止煤油和汽车零件出口。10月27日印度把对西藏的禁运分为三类：     一、绝对禁止出口，包括汽车零件；     二、要有许可证方能出口，包括水泥、汽油、煤油、农具。工具、糖、茶等；     三、可以自由出口物品。     1960年4月禁止所有木料出口。     自西藏去锡金经营、驮运的商人、骡帮等，从1959年以后，它们经过锡金受到印度 哨所、检查站及军警等百般刁难阻挡，甚至殴打、勒索、没收。     1962年底，印度挑起全面边境战争后，藏印间一切交通来往完全被封锁，通商贸易 全部断绝。印度政府企图用政治断绝。经济封锁的办法，使中国西藏陷入绝境。但这只 是它主观的幻想。     1956年川藏、青藏公路和新疆至阿里的新藏公路陆续通车，接着拉萨当雄机场建成， 打开了西藏高原禁空，西藏和内地的交通联系日臻便利，印度通道已不再是西藏的唯一 通道。它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藏印贸易已为西藏与内地贸易所代替，而印度一大批靠 与西藏通商赚钱的商人因印度的封锁而失业。印度原以为阿里地区必须依赖于印度的粮 食。但是自新藏公路通车后，阿里当时共有二万余户居民，他们的粮食及日用品完全可 由内地供应。印度的封锁，阿里的羊毛由政府收购，而印度北方邦靠阿里羊毛原料的手 工业也就丧失原料而丧失了生计。可见印度政府对西藏断绝交通并封锁不是由于经济原 因，而是宁愿受经济上的掼失来达到政治目的，西藏叛乱失败，使其控制西藏的谋略失 败采取的一种报复手段。     断绝关系，封锁来往，中国政府并不像印度那样，采取以牙还牙政策。中印协定既 然失效，按照规定的（如官方机构、换文中的4、6、7、8、12等项）双方各项权利，自 然也予以废除。但在具体对待上，中国仍按照与一般建交国家的关系，处理印度在西藏 的有关问题。印度拒绝了通商，但两国边民的传统贸易往来，特别是阿里与拉达克之间， 印方无法禁止，中国政府仍许其来往。关于香客来藏朝圣，中国仍旧允许入境。     印度对西藏禁运的政策，是自食其果的。1960年第一季度较1959年同期从印度进口 减少了91％，从西藏出口减少了％％。印度一大批从事印藏贸易的人失业了，亚东自然 失去了过去热闹的景象，而作为从事印藏贸易的据点、中转站和仓库的岗拖也变得冷落 萧条了。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19:45

第九章　中印边界问题 
<center>1．1954年前后的中印边界</center>     我在1951年进藏后，即注意了解西藏地方与邻国，特别是和印度的边界情况。     根据我们当时了解的资料，西藏地方与廓尔喀（尼泊尔）的边界，曾在乾隆年间打 败廓尔喀后，由福康安指定过藏廓边界，并在部分地区设立界碑。百年多以来，界碑或 者已不存在，个别的被尼方移动，而且还发生过尼藏冲突，尼藏边界除了自然的喜马拉 雅大雪山为界外，尼方强占了几处草地，双方通道的吉隆、聂拉木和阿里的普兰宗已形 成习惯的边界地区，由西藏地方派去三个宗本管辖，有争议但不大。     至于西藏地方与锡金的边界，已在1890年（光绪16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中英会 议藏印条约八款》中已划定，虽然后来因实际勘界发生纠纷甚至战争，但民国以来，藏 锡边界已是按英国人划定的界线稳定下来，西藏地方政府以康巴宗、亚东为管辖藏锡边 界的行政官（我们进藏时亚东还不是宗（县）的编制，为一个区，归帕里宗管），而主 要边界通道是乃堆拉（山口），是明确的。     只有同印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还不明确。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管辖及其军队根 本没有到过西藏，更谈不上控制与管辖边界了。     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我们谈它管辖到哪些地方，它的边界在哪里。1952年发生伪“人 民会议”事件，当时负责西藏地方的司错，他们要赶走解放军，自然不会同我们谈它的 边界了。1953年伪“人民会议”事件告一段落后，我解放军进驻到与邻国接界的各宗， 这里有先后不同。在阿里由新疆骑兵部队经过和田属阿克赛钦直到日土宗，日土宗为阿 里西藏派的噶本所在地，是为阿里首府，它的辖地与拉达克交界。解放军同时进驻普兰 宗，普兰宗管辖与印度、尼泊尔交界的什普奇山口，那时已习惯认为那就是国界了。什 普奇山口有藏军不定期巡逻，因为那里是印度、尼泊尔商人和香客进出口地，所以就自 然形成是国界了。     阿里与拉达克接界线长，历来西藏地方政府把拉达克算作阿里一部分，不把它当作 外国，所以对边界的观念就淡薄。拉达克后来被克什米尔吞并，克什米尔大君还同西藏 打过仗，但噶厦一直把拉达克人当作藏族，他们来藏做生意，探亲访友行动都较自由。 噶本每年定期（在某些容易发生纠纷的地方）和不定期地派人去巡视或者守山，主要是 沿孔雀河（即桑格藏布河为印度河上游）、班公湖、空喀山口一线。桑格藏布河不是阿 里与拉达克交界河，从日土宗沿桑格藏布河过河到碟本绰克一带归日土宗的扎西岗区管 辖，藏军时常去巡视，我们自然认为是我国管辖地区，属于我国领土。后来印度突然占 领，双方引起交涉，那是在1959年以后的事了。我们驻阿里解放军派人进驻上述沿桑格 藏布河、班公湖、空喀山口一线，就是我国当时出版的地图上划的国界线，也就是我国 主张的实际控制线。     从日土宗到什普奇山口一段，是同印度的喜马偕尔邦、北方邦接壤的一段，过去英 国人、印度商人曾沿该段进入西藏占领了几处地方，如桑、葱沙等地，噶厦曾同英印政 府地方官员交涉过，但没有结果。这些地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也不去巡察行使管辖，我 解放军也不去巡视。     至于新疆经过阿克赛钦到阿里空喀山口一段，历来就由新疆和田管辖，我们当时还 不知道英国的探险家、测绘人员曾到过那些地方，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我新疆部队 由此段进阿里，绝大部分是沙磺、荒地，这一段属于新疆管辖，西藏方面自然没有任何 资料。     从中国与不丹交界处往东至与中国、缅甸、印度交界处的一段，是有争议的一段边 界线。按照当时中国出版的地图，这一段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沿布 拉马普拉河走向的一条传统习惯线。我们进藏时只知道1914年西姆拉会议时，英国与西 藏地方政府私下秘密地划了一条所谓印藏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的实际位置 在哪里，连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大知道。     印度政府在1951年即派边防部队进驻英国人承认是西藏管辖的门达旺区域。门达旺 属错那宗管辖，我解放军人藏后，并没有立即派边防军进驻错那宗。知道那里情况复杂， 接触到中印边界的敏感地带，中央的政策是极为慎重的，暂时不派人进驻，俟把情况摸 清楚再说。但内部有指示，我们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也不越过这条线。而这条所 谓的“麦线”实地究竟在哪里，当时我们不知道，噶厦也不完全清楚。     直到1953年底，外交部召我回北京参加中印关于藏印关系谈判时，我陪同中央代表 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等同噶厦商量这次中印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时，噶厦才拿出 来两份地图，一份就是在西姆拉私下签字的“印藏边界图”也就是“麦克马洪线”图。 关于这张图，上面已讲过这里不复述。     另外一张地图是在一张大白布上划的，这个图划的是被英国历年来侵占的西藏土地， 可是它的划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划的界线图一样，划有山水河流，既无经纬度，也 无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噶厦指出这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 方，从拉达克至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大片土地的地图。这个图在印度独 立时曾向印度政府提出过，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现在向中央政府提出来，噶伦们说得 很明白，拥护中央统一对外，请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要把西藏的失地收复。当时张经武代 表就说，这是噶厦向中央将了一军，既然要统一对外，就把它丢失的土地收回来，作为 它拥护中央统一对外的条件。     但不管怎样，这张地图就是我研究了解西藏地方与印度东部边界的依据。 
<center>2．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center>     在我编著的《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书中，对噶厦与印度独立时 同其政府交涉归还西藏失地和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经过，曾有叙述。现在将我们在 整理原外交局文件中找出来的另一段交涉经过，摘要记载如下。     1914年夏扎在西姆拉被逼与英国商定印藏边界，在那张“麦克马洪线”地图上签字 一事，除达赖与司伦雪康外，许多西藏官员包括一些噶伦在内都不知道，或者有耳闻也 不知其内容实情。英国人也压了很久，既未公开这个地图和换文，也没有在“麦线”内 割划的地方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38年英印政府指示其驻亚东的商务委员洛布顿珠（奇 怪的是他不是藏族人，而用一个藏族名字）与噶厦商谈，他说奉英国政府与驻锡金专员 的指示，与噶厦商谈关于达旺的事，那里应按照条约所载的地图那样，从速决断，就是 要藏政府交出达旺。这是一个通知性质的谈话，意思是说英国要占领达旺了。他这里所 指的条约附图说的是西姆拉会议由英藏双方而中国未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 的红蓝线附图，图上的红线是划分中国内地与西藏外藏的界线，英国人在这里做了个手 脚，这个划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红线，其中从云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与西藏交界的一 段，就是夏扎与麦克马洪私划的印藏边界的一段即“麦克马洪线”相合是一条线。1938 年英国商务委员提出的要占领达旺的要求，不是根据“麦克马洪线”的地图，而是根据 条约《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众所周知，这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未签字，而且不止一次地 公开声明这个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38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份 子侵略中国，中国发生抗日战争的时候，英国人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西藏地方提出领上 要求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对之并未置理，仍然继续派官员去达旺一带进行管理和 征收税款。     到了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噶厦一个备忘录，反对噶厦官员去达旺。这个备忘录的 第一点说，希望噶厦与不丹有任何交往、要求、控诉，都先要通过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 员派驻拉萨的助理员（这个人是黄慕松致祭达赖十三世圆寂典礼后留下一个办事处，英 国就要同时设立一个代表处，现在才表明这个代表是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的助理员）由 他通告政治专员才可以进行。这表明不丹是英国附属国，西藏地方政府个能与它直接交 往。这是破坏了多少年来西藏噶厦与不丹的历史传统关系的。     备忘录的第二点就是达旺问题。说噶厦派军官及军队进驻达旺地区，并召见远在南 边的如巴。歇尔岗、噶拉塘等地归属英国的藏民，征收税款，认为这是违背1914年条约 第九条的，要求噶厦召回其军官与军队。在这里英国仍未提“麦克马洪线”问题。     同年4月噶厦外交局给英国复信。关于与不丹来往问题，同意将通过英国锡金政治 专员商洽，表示同意不丹是英国的附属国，放弃了多年来西藏与不丹的传统的从属关系。 关于达旺地区，英国所提1914年条约第九条，原西藏外交局指出第九条所说的地图，其 中划的红线与蓝线，是汉藏之间所定内外藏的划分线，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至于南边 的如巴、夏贡（歇尔岗）、噶拉塘，如果是英国的范围，现值藏英发展友谊的时候，召 唤该地区的百姓向他们征收差税是不适宜的，已通知派往人员停止进行。对英国提出召 口派往达旺的军官与军队则拒绝回答。据柳霞与我谈到这个复信放弃如巴等地的原因， 是噶厦还想依赖英国得到武器与资助，并保持西藏贵族、寺庙去印度经商的便宜，不愿 与英国搞僵。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行列，蒋介石担任了国 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无疑中 国当时的中央政府地位增高了。西藏驻重庆的代表将情况报告拉萨，噶厦即致电祝贺， 表示西藏噶厦有内向中央的倾向。此时英印政府就派兵进驻达旺及门隅地区，并对噶厦 对蒋的祝贺表示不满。1944年1月25日原西藏外交局派人与英国驻拉萨代表喜饶布少校 会谈，第一说明蒋主席担任中国军政首脑，噶厦致电祝贺，并无错误，特予解释，请其 保证不向外公开。第二，关于英国军队进驻达旺，值此英藏关系极为友好时期，制造此 种前所未有的纠纷，希望下令不要在该地如此行动，应予维持原状，并立即将军队撤走。 喜饶布少校答称他不知此事，不予置理。     同年藏历4月，原外交局索康局长向英国新来的驻拉萨代表理查逊提出要英国军队 撤出达旺，并说英印政府派一锡克族官员带领连长两名及若干士兵到了藏属拉郎宗（达 旺南）向当地居民声称不得向西藏方面缴纳差税，藏方已于1月份提出，至今未得答复。 现据错纳宗本、达旺管理人员3月报告，未得允许前不得向藏官支乌拉交纳差税，并派 兵监视，此种前所未有的作法，“岂能出自英印政府之令示”。如果能按照前次向喜饶 布少校所提，该地区应维持原状则是最好，否则将英藏边界问题进行商谈，检阅各个时 期有关文件，不仅门隅地区，而是将整个英藏边界情况提请解决。现值世界大战期间， 西藏政府竭力避免导致此种情况。自西姆拉条约以来，迄今已三十年（世界情况没有变 动），希望门隅地区方面的边界也能照前维持现状，将锡克官员及军队撤走。     7月英驻锡金政治专员高德来拉萨偕同喜饶布少校与噶厦会谈了几个问题：1、问西 藏政府它是否还提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是由于近年来中国 政府所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一事，西藏未表示态度，并在蒋介石担任主席就职典礼时，西 藏政府致电祝贺，因而使英国大感怀疑。由于西藏政府对中国说法未加否认，世界上都 肯定会承认中国的说法。2、因中国政府在缅甸方面有占领某些地方的企图（按指中国 远征军在缅甸设立营地事），英政府派驻江孜商务代表曼巴热斯前往察隅方面西藏所管 的玛江惹地区归英管理的瓦弄驻扎。3、英印政府派军队到达旺地区的噶拉塘，过去未 去占领过。现在中国有占缅甸某些地方的企图，因而不得不守住自己的地方（他认为噶 拉塘是英国的）。该地区各寺庙等应缴给西藏的收入以及支驮、骑等乌拉，按过去西姆 拉会议商定的原则，一次折干交清，不使西藏政府蒙受损失。     高德这次谈话是在煽动西藏独立，并把英国强占瓦弄及其他西藏地方的责任推到中 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方面，是极为狡猾的。据柳霞对我讲，噶厦对他的谈话费了长时间 的讨论，意见不一致，因为热振活佛还有势力，而他是主张与中央接近的。所以来了一 个妥协，不谈高德所提的西藏与中央的关系问题，而是根据英国占西藏土地问题具体地 与高德商谈。     9月原外交局与高德会谈，提出以下几点：     1、下察隅瓦弄无可争议的属西藏领土，西藏方面一直在该地征收赋税。（英国） 如果在西藏领土上进行前所未有的……而再次派遣英官常驻的作法，是否会引起（按： 此地文句不清）发生枝节，颇难逆料，为免此类情事，希即报告英国政府。     2、关于门隅问题，汉藏和议尚未获得解决，所说英藏双方各项条约中载明达旺地 区赐予英国政府我们不知，而且当前辈达赖喇嘛（十三世）在世之时，丝毫未曾提及， 如今（英国）这种新的作法，若不与西藏人民商议，仅由君臣们（指达赖摄政与噶厦） 是不能决定的，请立即将驻噶拉塘等地官兵撤走。     10月高德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要点为：     1、通过外交手续，（英国）帮助西藏自治；     2、帮助枪支援助，解决中（四川）藏问题；     3、印藏边界南部地区问题，（英）印政府对西藏没有领土野心，但愿意保持各项 权利；     4、（英）印政府愿意改变边界，即从色拉（按：色拉系门达旺以南一个山岭）不 是向塔湾以北伸展而是向达旺以南伸展（按即将“麦线”划在色拉以南）。不反对将色 拉以南的寺院西藏征收“自愿布施”（指税差），但给予按年或一次付现布施。1914年 边界线以南西藏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将不被干预。错噶波、咱门萨（即西藏咱日圣山）等 地如划在英国界内一日里程，仍按1914年诺言予以调整。这是英国允许将“麦线”作新 的调整，目的是要西藏在英国保护下独立。     5、请求西藏政府不要在色拉一带行施权力。英印政府的哨所不能撤走。     自这次会谈后，噶厦仍继续派官员去达旺。藏历12月31日英印代表喜饶布又来原外 交局商谈，提出西藏政府派医生去达旺并发放疫苗（按：系防止天花的）并要英国不派 人去达旺事，他说达旺在红线以南，英国自有权处理。又说锡金专员虽然提出对此边界 稍加变更，达旺归藏方，但迄今未得（英政府）答复，在未解决前，仍须按照红线为准。     1945年（藏历木鸡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给锡金专员代理巴布洛桑一封信，其中 提出按上述喜饶布的说法，以事关边界，系涉及目前及长远的根本大事，（噶厦）乃提 交西藏地区大会磋商，认为“英国新派其官兵到了西藏土地上，作为西藏当作投靠对象 的英国政府竟制造了占领无可置疑的系西藏领土的新情况，……查英国政府居中调解的 汉藏和解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成效，且（1914年）条约也未载有将上述地方给予英国政 府的明文。自本虎年（1914年）迄今三十年左右时期中，一直无任何议论。此次却新生 枝节，声称西藏领土属英国所有，对此种说法实难接受。若（英国）不立即撤走在噶拉 塘、瓦弄的官兵，则有似大虫吃小虫的行径，势将构成使英政府立场、名声遍传于世之 根源，亦必然构成使西藏僧俗人民深切痛心之因素”。     这是噶厦正式表示不承认“麦线”，维护自己领土的严正立场。 
<center>3．中央对边界问题的指示和对中印边界某些地段的调查</center> 
<center>对边界问题进行调查</center>     1954年我回到拉萨后，即着手准备执行中印协定所规定的各项问题。中印协定中规 定的通商与交通有关问题，有些是我们包括印度的代表在内主观设想的问题。比如协定 中规定的双方来往香客、商人通行的六个山口，除什普奇、里普列克山口外，其他四个 山口，玛拉、尼提、昆里宾里、达玛等山口，实际没有什么人来往，而开放的乃堆拉山 口并未列入，它确实是当时印藏通商的主要通道，（我们当时不把乃堆拉算作印藏而是 当作锡金。藏通道，所以在谈判中并未提到这个山口）关于发放通行证，规定凡由西藏 去印经商、朝圣的藏汉族人，都由外事帮办各分处发通行证，但是印度的商务代理处， 特别在亚东的持有莫大的权势，去印度的人，虽然有我们的通行证也不行，一定要他许 可后才能进入锡金。但这是违反协定规定的，协定上并没有规定中国发的通行证须经印 方签证或同意，只规定执证即可通行。虽经我们几次与印方交涉，印度明里表示当按协 定规定执行，实际上那些藏族商人、骡帮仍然找印方商代处批准。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 凡是由什普奇山口进来的印度香客。商人进口时都需要领取我们发的朝圣许可证。总之， 协定规定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一是印度方面不愿意放弃己有的特权， 一是藏族商人抛不开过去多少年形成的习惯。     除了进行执行中印协定各项工作外，我即着手进行对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我 会同西藏军区边防处拟定了一个调查计划，经工委批准后进行。西藏军区的边防部队已 陆续向边境地区进驻，他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印、中尼、中不（丹）的边界情况。经过阿 里分工委、骑兵支队及阿里外事分处的调查了解，英印政府过去占领及巡逻的我国领土 地方，在阿里方面（我们称为中印边界西、中段）有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 巨哇、曲惹、沙则，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 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边防军妄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 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 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 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这样一了解，看出印度是在全面地 向中印边界进军，能占领的即占领，一时不占领的也常派巡逻队来视察。 
<center>外交部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center>     上述这些地方，经我与柳霞商谈，许多地方他是不知道的，有些地方如巨哇、曲惹、 桑、葱沙，在英印军占领时，噶厦曾派人交涉过，但无结果。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外交 部。     外交部随即发来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     1、中印边界全为未定界，历史上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造成不少纠纷。西藏 解放后，印度进一步侵占，又形成一些新的纠纷。近年来印度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加强 活动，企图扩展印度的领土范围，中印边界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2、印度对中印边界的意图，是想通过使我承认英印历来侵占西藏领土所造成的既 成事实，并利用边界尚未划定的情况，乘我军力尚未控制的空隙，抢先进占一些地方。 同时，由于中印边界问题尚悬而未决，印方对我尚有疑惧。     3、我国对中印边界的基本方针是：既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 坚持立场和原则，在边防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印军侵入；又要从团结争取印度的 目的出发，不使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目前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 件还不具备，但我内部加强各种准备工作，争取在将来的适当时机，同印方通过外交途 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     不久，我边防部队陆续驻进我西藏各地与印度交界处，有的地方双方边防军对峙， 有的地方印军在我无边防军时向里进占或者“巡逻”，西藏靠近边地各宗本，不时送来 报告，汇报印军进占及横暴地对待藏民的无理行为，要求制止。我们将这些情况陆续汇 报外交部。外交部又发来中央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那就是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 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 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当时我们还只认为印度的企图是在继续占驻英国的侵占线，占着 对他有利的控制线点，制造纠纷，迫我谈判承认它的边界主张。     根据外交部及中央的指示，我们会同军区、公安部门的有关单位，研究出具体执行 办法：1、派边防部队进驻我应控制的重要据点，除米及墩（马其顿，印方称为塔马 顿），桑噶尔桑坡，勒、龙等地，扎西岗、什普奇等暂维现状；对楚鲁普、什普奇。乌 热等地派出巡逻队。所谓暂维现状就是我边防部队不前进，不发生武装冲突，也不让印 军前来占领。2、提出交涉，在印军占领的地方由地方宗本就地提出交涉，或由我边防 军提出警告，再就由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3、规定重点工作地区为①新（疆）藏 （阿里）公路西侧靠拉达克接壤部分；即班戈湖（斑戈湖跨越中印两地，边界线习惯以 湖靠西边库尔克堡为界，但印军时常越过界线）。②马其顿及则拉宗一带（则拉宗管辖 的有英国曾提出让步划给西藏的圣山、杂日山圣湖等地），所谓重点工作就是作好军事 边防工作，派人进驻把守，因为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中国领土，或者派人巡逻到印军后方 调查。同时收集资料、证据，准备外交交涉。     1956年又发生了印度在中段派边防军及警察占据乌热问题。乌热是在阿里与印度北 方邦交界处，原是一个牧场驻有藏民放牧人员。该地是从印度来同由阿里去都要翻一座 大山，冬天雪封，藏牧民退出，到第二年雪化开山时又去放牧。同时又开辟了一个小市 场，印藏边民在开山后都来此进行贸易，大半是物物交换，便宜双方边民需要。到时， 藏方宗本派人前来收税。这种情况已沿习进行了多少年。     1956年突然来了印度警官及税收人员赶走了藏方人员，声称乌热这块地方是印度的。 此事报告了外交部，这是属于印度新侵占领土，于是提出了交涉。经中印外交部商定将 在新德里举行关于乌热问题的会谈。为了准备这次会谈，西藏外事处派了副处长罗石生、 科长洪飞经新疆前往阿里会同阿里方面派人实地去乌热调查，查明了该地位置，形成牧 场及市场的沿革，找到了该地宗本、头人、税收人员、守山人等进行了谈话及各种有关 文件（藏文的）等等。乌热、然冲、香扎、拉不底等处，地形是统一的，但各自为一点。 乌热南至国界，其习惯边界在姑马拉，马佐拉。英国人提的以分水岭为界是不成立的， 仅就乌热而言姑马拉就不是最高的分水岭。乌热属达巴宗管辖，1926年才开辟为季节性 市场，是经过达巴宗批准的。1941年前，印度军官忽然来自行收税，曾引起交涉，先是 达巴宗，后是噶厦提出交涉，英国人不理。同时又出现然冲、拉不底等扎什伦布寺辖地 也被印度侵占。1936年由印度北方邦边地官员与达巴宗在当地划过界，乌热归西藏，但 后来印度不遵守仍占乌热。原来乌热的纠纷已有年代，1956年我们才发现是印度新侵占 的。     1958年我带着噶厦派的官员和藏文翻译去印度，会同我国大使馆参赞符浩组成谈判 小组与印度外交部中国司司长进行谈判。谁知谈判一开始，双方对争议的地点就不一致， 我方提的是印占乌热，而印方却提出什么巴拉霍。会谈进行了约三个月无结果而散。我 们经过研究，印度所提的巴拉霍提是印度北方邦一些商人所要求的大片土地，其中除了 然冲、香扎、拉不底包括有乌热在内，它所要求的领土远远超出乌热那个小牧场。     这次是中印双方为了领土争议进行的第一次官员级的谈判。从这次谈判中，使我感 觉到印度外交官提出材料的根据，论证的理由都是来自北方邦的官方和商人的，他们需 要“巴拉霍提”这片土地，可以随意制造理由和所谓历史来源，这些所谓证据其实大半 是少数英国探险家在那些地方探险的笔记、调查的资料，特别是这些探险家认为这些地 方不错，提出的可以由英国占领的理由，这些理由中多半是认为对印度发展（包括商业、 经济及军事边防等）有利的。印度外交人员拿出这些所谓的证据振振有辞地为他们侵占 中国领土辩护。双方各自申述自己的主张与理由，并未交峰辩论，气氛良好，谈判空虚， 无果而散。 
<center>陈毅外长谈中印边界问题</center>     1958年我从印度回到北京，向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听完后，对 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 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 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 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 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 “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 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 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 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 按照越界处理。 
<center>4．朗久事件</center>     根据中央、外交部及陈老总的指示对于中印边界的方针政策是清楚了，特别对于 “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明确了，但是“麦线”究竟在地面上实际在哪里，我们还是不 大清楚的。     “麦克马洪线”在那张简略的地图上只划了一条较粗的红线，因为没有具体勘察过， 那条线在地面上实际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线南的门达旺原来归错那宗管辖，印度占 领了门达旺，他们派人巡逻达旺寺管辖地到北边山口，西藏错那宗本不能派人越过山口， 我们军队进驻错那宗后自然也不能越过山口，但是那山口究竟是不是“麦线”所划的界 线呢？这就需要经过实地去勘察。噶厦接到报告说印度军队占领了马其顿，马其顿是藏 民朝拜杂日圣山必须停留经过的地方。     为了要弄清楚“麦线”实际在哪里，1959年我们会同军区组成一个考察团，去那些 地方（如马其顿）实地去调查。这个考察团由西藏外事处蒋副处长和军区派的白团长带 领一个加强班和外事处的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以蒋为团长，沿错那宗至杂日圣山一带 考察。行前西藏工委、军区领导一再指示，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小心谨慎，不要引起冲 突与纠纷。     他们从错那宗出发，到了离马其顿不远的朗久地方，那里驻有印度边防哨所，根据 当地藏民报告，马其顿、朗久历来就是他们的地方，他们过去一直从那里去朝拜杂日圣 山，近来印度军队占领了，不许他们去朝山了。     蒋、白商议后要去马其顿、朗久附近勘察，白天去怕被印军哨所发现，决定夜间由 向导带路摸索前去。这个决定没有报告拉萨就由蒋拍板定下了。谁知到了夜间前去时， 因为看不清周围环境，走到了印军哨所附近，被值勤的印军发现并遭到射击，我军在自 卫下也开枪还击，结果打死打伤印军各一人，其余印军十余人，连夜撤离哨所逃走了。 这就是“朗久”事件，引起了两国政府的交涉。当调查团回来汇报经过时，军区首长批 评白团长不应盲目回击，而实际决定夜行军摸索前进并批准开枪还击的是我处的蒋，他 却未作任何检查。     我在会上指出这次查明了印军确实越过“麦线”，在我控制线内占地设哨的情况， 但不应该夜间行军，开枪回击，这是违背中央和工委军区指示的精神的。朗久事件后， 无独有偶，同年冬季又发生西段的空喀山事件。     空喀山口为中印边界西段是我国传统习惯线的一个山口，我国派有边防哨所驻守。 1959年10月20日印度武装人员3人在空喀山口地区非法进入我国领土，中国边防人员在 劝告他们退出遭到拒绝后，立即解除了他们武装并予以扣押。21日又一支70余人的印度 军队在同一地方侵入中国领土，并向在该地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以优势 兵力分两路包围，逼近人数很少的中国边防军，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军不得不进行还 击，在约两小时的冲突中，双方各有伤亡，7名印军被中国巡逻队俘获。     在这两次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印政府间展开外交交涉，于是有了外交“照会战”。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0:08

第十章　尼赫鲁眼中的西藏 
<center>1．尼赫鲁访问不丹却要借道西藏</center> 
<center>印度上层对西藏的看法</center>     尼赫鲁这位20世纪50年代辉煌一时的印度领袖和亚洲伟人，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 取印度独立过程中创下业绩。但在印度独立后却要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南亚包括喜玛 拉雅山区各国和地区掠得的特权，甚至在中国西藏也要保持英印政府侵略所得的特权， 连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所划的中国领土，他也要继承下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军西藏统一祖国时，他曾以威胁的口吻阻止中国军队进驻中国自己的领土。阻止不成之 后，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但 在印度议会上玩弄名词游戏，说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又说是宗主权，故意在这两个有 重大区别的名词上混淆不清，在西藏的主权问题上模糊人们的视听。在中国和平解放西 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乃和中国签订中印协定，仍企图保持一些在西藏的特权。中印协定 签订后，他对西藏的具体作法仍然是要保持甚至扩大印度在西藏的影响。     印度某些政党和报纸公开宣称，西藏要成为印度大陆与中国共产主义的“缓冲国”， 以阻止共产主义的南下。缓冲国是假，要把西藏变成印度帝国的一个类似当时锡金的一 个土邦是真。它派驻锡金的专员仍然执行着英印政府规定的主管锡金、不丹和西藏事务 的任务。     尼赫鲁在表面上承认西藏的自治，但他的自治的含义是西藏保持在印度控制下的自 治。这一点我们在执行中印协定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     按照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了，西藏地方的 两位噶伦成为军区的副司令员，接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了，达赖成为主任，眼看西 藏的形势照着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规定步步前进，尼赫鲁着慌了，他觉得要丢失西 藏，于是策划了1956年邀请达赖访印的事件，企图支持。利用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和 西藏少数分裂分子把达赖留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在此阴谋中尼赫鲁抛弃两面手法，露 骨地诱惑达赖倾向印度，搞独立阴谋。周恩来亲自去印度，同尼赫鲁直接交涉，大力作 工作，劝说达赖及其随行人员，并与一些闹独立活动的分裂分子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与斗 争，宣布了西藏六年不改，六年以后改不改由西藏决定的最重要的政策，同时又说达赖 若留在印度只能是一个流亡者，西藏的工作仍然要进行的坚定立场，并指责尼赫鲁允许 在印度境内收容、支持搞西藏独立的阴谋分子和外国、台湾的特务的活动。这样，尼赫 鲁才保证送回达赖返归西藏。这场达赖访问印度时的斗争，我在别的著作和本篇关于达 赖的叙述中有所记载。     1957年4月达赖等返回西藏，但西藏的形势愈来愈紧张。叛乱分子，阴谋搞独立的 分子，从他们的基地上（主要在噶伦堡）向西藏派遣特务，运输军火，袭击人民解放军， 在噶伦堡办起各种所谓西藏协会，印刷报纸、刊物鼓吹独立。在这个时刻，尼赫鲁煽动 达赖邀请他访问西藏，如果尼赫鲁成行，那不只对达赖是一个重大的诱惑，鼓励他更倾 向于印度，表示西藏是含有某些“独立”意义的地位，而且给那时正闹着叛乱的“独立” 分子以极大的鼓舞。达赖的邀请信竟要我执行，送交印度总领事。我坚持要请示中央政 府，结果中央考虑因西藏形势不稳，拒绝发出邀请。     尼赫鲁要访问西藏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又策划了一次借道西藏去不丹之行。 
<center>尼赫鲁用意深远</center>     不丹在历史上是中国藩属国。过去若干年来，不丹认为中国皇帝是他们政治上的最 高君主，达赖喇嘛是宗教上的最高信仰者。不丹过去对中国的朝贡只送到中国驻藏大臣 处，不直接来北京，同时也给达赖送呈宗教上的供奉。因为宗教、文化、经济上不丹与 西藏有非常密切关系，不丹有常驻代表驻在拉萨，我们进藏后这位不丹代表仍然存在， 我们与他有过不少交往，但只以商务代表对待。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占领全印度后向喜玛 拉雅诸国进攻，在占领不丹的平原地区和近十个山口后，向不丹内地进攻，进行几次战 斗后，在1865年签订了新曲拉条约，英国势力进入不丹。1885年不丹内乱，汤沙总管乌 金旺曲在英人支持下掌握了不丹大权。在1904年英军侵略西藏时，这位总管为英军服务， 在获取西藏情报方面出了不少力。从此不丹就在英国保护下实行他的自治。英国人虽然 在不丹得势，但并未派人进入不丹，仍然保持不丹封闭的半独立的状态。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并未进驻到不丹与西藏交界处，我们尊重不丹，让它 在西藏的活动及权益仍维持原状。但不丹是西藏通往印度平原的一个重要地区，它的向 背对西藏局势有一定作用。尼赫鲁为了要在西藏有所行动，就得对不丹进行控制，使其 完全依靠印度。     他在1959年西藏叛乱分子闹事前夕，亲自去不丹是有其重要的作用的。此外，他采 取假道西藏，由亚东去不丹也有用意。他要访问西藏的计划落空了，这次1958年秋假借 西藏的亚东去不丹，他计划西藏上层达赖喇嘛一定会来亚东接待他们的过境，从此可同 达赖及西藏上层作进一步的接触，也可以此来提高达赖和西藏与外国领导人交往以抬高 身价，包含着达赖可直接与外国领导人交往的深意。     但是他这个预计也落空了，中国政府决定，不以西藏地方政府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 的名义进行对他假道短暂在亚东的接待，表明是中国政府而不是西藏地方进行接待，对 他是一种较高的礼遇，他则无话可说。当时中央代表张经武派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为他 的代表亲自赴亚东接待他，具体接待事务是我同军区副参谋长执行的。     1958秋，尼赫鲁将从锡金岗托乘车至锡藏边界山口乃堆拉过境，我们西藏亚东至山 口的公路只修到乃堆拉山下，头天我同符副参谋长带着一班解放军乘车来到山下河谷里， 夜间即搭帐篷睡在山下，次展黎明我们即登上山口锡藏交界处马尼堆（此山口当时尚无 界牌，只有由碎石堆集的马尼堆，上插满藏族过往人员的画有经文的幡旗，本来是藏族 人民作为敬神的，现在作为边界的标志）。等了约一个多小时，尼赫鲁同他的女儿英迪 拉·甘地乘一辆吉普车，后随有十余辆车驰上山口，下车后，我即上前以中国政府及中 央代表谭冠三将军的名义向他表示致敬和欢迎，并介绍军区副参谋长，随即检阅由一班 解放军组成的仪仗队。尼赫鲁表示感谢，并高兴地检阅小小仪仗队，随即向送他来的印 度要人，外国朋友告别。我们带来十余辆苏联式嘎斯车将他及其随行人员送下山休息。 原来我们准备有休息住宿地点，那是在下亚东春丕谷的一个草坪上，搭了几座西藏最好 最高级的帐篷，尼赫鲁一行下山在此休息，同谭冠三见面，谭对他表示欢迎。后他们住 进其商代处。这个代理处原来是英国人经营多少年的房屋，占据了亚东山谷里唯一的一 块平地，房屋西式，设施完备，还有保卫人员护守。当晚由谭冠三设宴欢迎他。我们的 厨子完全按中国式待客宴会款式，冷盘、热菜、点心等一道一道的上了十几二十来盘， 谭冠三热烈致词欢迎，兴奋地祝酒，尼赫鲁颇不习惯，时间久了，有点疲倦，其随行人 员特别是他女儿英·甘地向我提出两次，希望快点结束，以便她父亲休息。     不丹与西藏亚东交界处是在下春丕的一条河，河宽不足三丈，但水急滩险，河上搭 有一土桥，桥这边是西藏，过桥即是不丹界。第二天，我们用车将尼赫鲁一行送至桥边。 尼赫鲁下车与我们告别过桥，桥对岸不丹欢迎的人约数十，高声欢呼，雀跃欢迎，但他 们那边无公路，只有牦牛驮行李，尼赫鲁过桥后同不丹欢迎者会面后，即乘马上山，而 山路窄小崎岖难走，左右有人扶持。我看见这位闻名世界的人物，竟不顾高龄，头发苍 白，身体显现驼背，辛苦跋涉在山区小道上，所为何来？     十天后，他从原路回来，我们还是在铁索桥处接他及其一行回到亚东，回来时看到 他面孔较黑瘦，但精神仍好。在印商代处休息一会，即步入亚东街上巡视，那时亚东街 上约有商店近百家，多为尼泊尔、印度商人，是亚东最繁盛时期。他一上街，所有商店 的人员都拥上街道，两旁林立，夹道欢迎，印度商人高呼万岁，热闹气氛空前，他漫步 街头，在几家印度商店门前站立与商人交谈，商人乘机提出种种要求，如要把亚东永远 作为自由港，要在亚东修建印度商会馆，甚至要将亚东变成印度租界。晚上，他在印商 代处举行招待会答谢我国官员，谭冠三、符副参谋长、我等都出席，招待会采取印度自 助餐方式，大家随意就座交谈，尼赫鲁在与谭冠三将军共坐一会后，即同我交谈，主要 问我执行中印协定和与印度三个商代处的关系问题。第二天，我同符副参谋长仍送他们 一行去乃堆拉山口回国。     这次接待他过路，我们当时都奇怪像他这样知名高位的人为什么不辞辛苦，亲自登 山跋涉前去荒芜落后的不丹？当时我们做过几种估计，后来到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在 山南受到印方暗藏特务的支持并从不丹与西藏交界处逃亡印度，我们才恍然大悟尼赫鲁 此行的用意与图谋。后来不丹竟正式成为印度的保护国。 
<center>2．尼赫鲁为何改变了对中印边界西段的态度</center>     我们同印度交涉边界问题一直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就是“麦克马洪线”问题， 尼赫鲁坚持非法的麦线，态度从未改变。关于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他却有极大的改变。     中印边界西段是中国新疆、西藏与拉达克接壤的，这段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以 空喀山口为交接点，以北是我国新疆和拉达克接壤，以南是我国西藏与拉达克接壤。 
<center>空喀山事件与照会战</center>     空喀山口以北我国新疆与拉达克接壤的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由我国西藏阿里 地区往北与新疆接界，从阿里到和田要经过新疆和田管辖的阿克赛钦。阿克赛钦是中国 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人民传统生息的地区，同时也是新疆人民与拉达克人民进行贸易 的必经之地。阿克赛钦历代属于我国新疆和田管辖，1928年中国政府又专门设立赛拉图 设置局负责管辖这一地区。     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原有的辖区，继续控制着这条传统习惯线以东的中 国地区。1950年底到1951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沿着这条习惯通道，经过阿克赛钦进入 阿里。接着我国大量人员、物资都通过这一地区由新疆进入阿里。从1956年3月到1957 年10月，中国政府花了19个月，由新疆部队连同三千民工，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修筑了 长约750英里的新藏公路，其中约有112英里的地段通过阿克赛钦。     在这期间，印度在拉达克最前的哨所是在楚舒勒，距阿克赛钦还很远，根本不知道 我国在阿克赛钦人员交通的情况。1952年印度曾派出一支巡逻队进到离阿克赛钦很远的 拉那山口，1954年又派出同样的巡逻队，并在拉那山口树起了印度国旗，但印度的巡逻 队从来没有抵达过阿克赛钦。印度直到我国修通了新藏公路才知道有此行动，并派出侦 察队进行侦察。1958年9月中国新藏公路值勤部队在阿吉栏干附近先后拘获了印度军人 15人，在审问中证明，印军此次越境是其最高军事当局布置的有计划的侦察行动。1958 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就此事向中国提交备忘录，查讯印军下落，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向 印度驻华大使馆回复一份备忘录，8日印度驻华大使馆复照中国外交部，承认有一支15 人的印度小分队在上述地区正常巡逻，并声称“这一地区是在印度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 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同时，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答复议员询问时，先说他不知道这个 阿克赛钦在何处，后又说，那里是荒无人烟，遍地沙碛，是一个无人去过的不毛之地。     1959年9月1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回答议员质问时说，关于西段边界，“这个问 题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一向认为拉达克地区是个不同的地区，并且就边界来说，…… 是个比较含糊的地区，因为确切的边界线根本是不清楚的，……这块地方，阿克赛钦地 区，在我们的地图上无疑是……（属于印度的），但是我们把它同其他地区完全区别开 来，究竟拉达克的哪一部分属于我们，哪一部分属于别人，这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这 件事决不是一清二楚的。我必须坦白地告诉议会，它是不清楚的。”     可见当时，1959年9月尼赫鲁对于中印边界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的立场，至少认为该 地区的主权是有争议的，是不清楚的。     但是在后来不久，西藏少数分裂分子闹事失败，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在尼赫鲁庇护 下搞什么流亡政府时，尼志鲁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改变了，印度军队在西段执行“前进” 政策，逐步向我境内设立边防哨所，最多时达43所，并在我边防哨所附近设立，向我军 挑衅、开枪，逼我哨所撤退。继朗久事件不久，就发生空喀山口事件，我边防哨所还击 印军的挑衅，打死打伤印军数人，十余人被俘。这次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两国政府的交 涉，加之印军继续前进到我国境内，印空军飞机不断越境侦察，两国外交部间抗议与反 抗议的照会不绝，一时被称为“照会战”。两国总理也互致长信，申诉自己的立场。 
<center>尼赫鲁为何伤心？</center>     1959年3月尼赫鲁曾给周恩来一封长信，长篇大论地历述印度对于边界问题不容谈 判的立场，并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表示疑虑和愤慨。9月8日周恩来回复了一封长 信，重申了中国的基本观点，即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批驳了尼赫鲁信中提出的 关于西段1842年的所谓条约和关于东段的西姆拉会议就等于划定了边界线的论断。周恩 来在信中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     尼赫鲁回复了周恩来的来信，对周恩来的信表示非常惊异和伤心，接着不厌其繁琐 地辩解印度所要求的边界一直是历史形成的，每一段都是由历史、地理、习惯与传说确 定的。在这封信中除了东段的“麦线”，中段的若干地区外，还声称西段的阿克赛钦历 来就是印度的领土。他提出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这边据有的哨 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恫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     从此，尼赫鲁拒绝中国一再提出的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并大力推行他的前进政策， 宣称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境内清除出去，要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     尼赫鲁在1959年9月议会答辩时，以煽动的口吻说，“今天中国正在出现怎样的情 况呢？我并不愿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们的言词中，在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中， 在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都表现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态度。中国想要欺侮印度。 他说像印度、中国这样的两个大国，为了占有几座山峰，……占有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某 些地区，因而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那将是极其愚蠢的。但各位议员都知道， 并不是这样，当这些冲突发生时就扰乱了我们内心的信念，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相当随便 的对待，而且中国还企图欺侮，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的话——我们”。     那时尼赫鲁在议会（人民院）的答辩、演说，印度报纸是全文刊登的。我们在拉萨 订了几份印度报纸，他在议会的讲话，我们定能在《印度新斯坦时报》、《政治家》报 （英文）等报上全文看到，并且把它们剪贴下来，研究他的政策。尼赫鲁过去在议会中 关于同中国边界问题的答辩，向来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有时甚至是先后矛盾的，但 这次虽然也是他惯常用的压抑的语调，但是用蛊惑人心的话语，把边界问题上升到民族 尊严的问题。由于他的煽动，使已经由印度右派煽起的反华情绪更加强烈。尼赫鲁已改 变了过去的同中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在边界问题上要用武力解决。     尼赫鲁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改变呢？据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所说， 是由于两个直接导火线，一是朗久事件后不久又发生空喀山口事件，使印度军人丢脸； 另一是接到周恩来9月的回信，使他感到惊异与伤心。对中印边境西段阿克赛钦地区态 度的转变。据马克斯韦尔说是由于听信戈帕尔在英国探索回来的报告，说印度对阿克赛 钦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为有力，他在英国档案中找出了19世纪英国人企图侵入新 疆南疆，画出的几条边界线。当时中国新疆南疆发生阿占柏叛乱时，帝俄与英国都插入 1865年印度测绘局官员约翰逊由和回返回拉达克，经过阿克赛钦，他自己划了一个边界 线，把阿克赛钦及一大片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划人克什米尔境内，这是他私自划的边界 线，后来在英印政府里引起争议。     1897年英军参谋部军事情报处长对这段也划出了一个边界线，沿着昆伦山脉，把阿 克赛钦、叶尔羌、喀拉喇什河划人印度境内，称为阿尔达线，这都是英国人员自己私下 划的。1898年印度总督埃尔金采纳马继业划的线，即沿拉宗山脉的边界线，把阿克赛钦 分别划给英中，把拉宗北的阿克赛钦腹地，南面的林济塘洼地分割开来，阿克赛钦划给 中国，他定一条自己划的线曾由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向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置之不理，认 为那里的边界是明确的。这就是所谓马继业——窦纳乐线。     戈帕尔自认为他所了解英国在这段边界的立场比中国的更有力。其实他不知中国在 这一带早已设有赛拉图设置局和李炳烈的勘界活动。马克斯韦尔在书中说戈帕尔的主张 对尼赫鲁是起作用的，就是说尼赫鲁信任了他的话，才改变了对中印边界西段包括阿克 赛钦的态度。     在1960年的中印官员会晤中，戈帕尔作为印方官员出席了会晤，我恰恰是同他处于 各自官员的第二把手地位（中方官员第一位是章文晋，印方是梅达），同他不但有接触 而且可说是对手。我对他的印象是一副学者面孔，他自己承认印方对中印边界西段的主 张，他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若说尼赫鲁改变对华政策是由于戈帕尔的主张，那是言过其实，我看也不是马 克斯韦尔所说的两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对西藏控制“自治”政策的失败，中印边界问 题早就存在，但自西藏分裂分子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西藏人民进行改革后， 尼赫鲁真正感觉他在西藏控制“自治”的野心失败了，所以才改变了对中国友好政策。 
<center>3．尼赫鲁所说“受骗”是怎么回事？</center>     我要谈一下我所知道的尼赫鲁说的受了中国欺骗的事，这关系到我国对“麦克马洪 线”的态度问题。     1914年西姆拉会议，英国人迫使西藏代表私下秘密地划定印藏边界“麦克马洪线” 一事，中国代表和政府都不知道，但英藏公开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中国方面一再声明这 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不承认，并声明英藏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非法的， 中国政府一律不予承认。这个立场从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及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都是一致 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是不承认的。     1955年起，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向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提出要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经 过了几年的谈判、会议、勘界等工作，于1960年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最后解决了中缅 边界问题，这是新中国第一次解决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中缅边界全 长二千多公里，有的段曾经中英订约划过界，有的段中被英兵无理占领（如片马、古浪 等），曾引起中英（缅）的纠纷与冲突，有的属于未定界，情况比中印边界复杂。但经 新中国政府与缅甸独立后的政府友好协商得到解决。原来未定界中有一段，从伊索拉希 山口到底富山口（中、缅、印交界处）这段是属于“麦克马洪线”东边最后一段，1914 年私划“麦线”时，缅甸尚属英国统治，并未分离出去。但这一段“麦线”恰恰是中国 军队实际控制线，而且与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线相一致。缅甸提出这段边界是“麦克马 洪线”的一部分，要中国承认这段线是已划定了的，那就是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 中国反对承认“麦线”，而认为这是传统习惯线，这段传统习惯线实际上是中缅双方军 队的实际控制线，可以按传统习惯线划界。     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对吴努总理说，“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那是英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留下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两国 独立了，又是友好国家，新中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与新的关系，可以从现实情况出 发考虑“麦线”问题，但不能用“麦线”来划界。     在解决中缅边界谈判的过程中，尼赫鲁曾同周恩来谈过中缅边界问题，吴努与尼赫 鲁的关系更为密切，自然把上述周恩来对“麦线”的意见告诉了他。     后来，这一段中缅边界果然是按“麦线”划定的。在中国来说是按传说习惯线划的， 在缅、印度来说是按“麦线”划的。这给尼赫鲁一个印象认为中国最终还是要承认“麦 线”的。     早在1956年，中缅谈判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赫鲁就提出“麦线”问题， 周恩来当时答称，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 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 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加以现实的解决。但周恩来说，他要报告中央 并征得西藏方面同意，这是需要时间的。     在1959年2月中印边界发生纠纷与争论时，尼赫鲁给周恩来信中提及“麦线”时， 说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同意以“麦线”划界，并将当时谈话印方记录的有关“麦 线”一段抄录在信中，指责中国总理违背诺言。     中国外交部在回信中说明会谈的经过，说这条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 承认的。但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 不越过此线，并且表示希望以后找出解决东段（指“麦线”一段）边界的适当办法。中 国照会说，周恩来总理的这段申述，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对于“麦线”的承 认。     1956年的一次谈话，尼赫鲁认为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在1959年西藏叛乱分子 闹事失败后，尼赫鲁丢失了控制西藏的可能，他就在边界问题上压中国，想把他记录的 这篇谈话公开出来，逼中国承认“麦线”。经中国复照一澄清，他就大为恼火，在议会 中声称他受了中国的欺骗。他这种说法在1962年煽动的中印边境武装入侵失败后，更为 印度议会（人民院）所接受，一时掀起反华的浪潮，使中印关系在50年代的友好如兄弟 的关系变为敌对仇视关系，甚至延长了近20年，直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扭转。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0:28

第十一章　中印官员会晤 
<center>1．起因</center>     1960年中印两国举行了官员会晤，讨论了中印边界问题。这次“会晤”是中印就边 界问题最后一次在谈判桌上交锋。我参加了这次会晤。     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逃去印度，尼赫鲁以为干预西藏的时机到来了。 他想重温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美梦，提出在印度召开中、藏、印三方会议来调解西藏纠 纷，这样他的印度又可以处在调解地位来操纵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这个建议自然 遭到中国的反对。接着西藏实行了土地改革，把多年来压在藏族人民头上的农奴制度推 翻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作主人了。这个改革使尼赫鲁震动太大，他恐惧的共产主义 （其实土改不是实行共产主义）已经来到印度边沿。他曾经想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 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用西藏同印度隔离开，以免波及印度的打算破灭了。他不甘心在西藏 的失败，就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较量。先要中国公开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使 中国政府在国内外丧失威信。又用设立哨所的方法逐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印度把它的武 装边防哨所设在中国边防哨所附近，甚至在后面，把中国哨所包围起来。印度在中印边 界西段共设立了43个哨所（侵略据点），印度报纸公开宣扬，这些点已占领了一块2500 平方英里的土地，称为“拿破仑式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无二的胜利”。印度要用武力把 中国边防军从中国领土上赶走，这不只是要夺取中国领土，而且要使中国政府蒙受侮辱， 在国际国内失去威信，达到尼赫鲁继续控制西藏及在亚洲称霸的野心。印度政府以为当 时中国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下的台湾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东南 沿海地区的企图牵制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西南地区防务空虚，因而认为这是它在中 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良好时机。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缓和边界形势、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案拒不接受。     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4月亲自访问印度与尼赫 鲁会谈。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将会谈中出现的共同点、或接近点归结为六点，建议双 方肯定下来，以便两国政府继续会谈。但是尼赫鲁不同意，意味着印度拒绝继续谈判， 甚至拒绝他自已提出过的东西，尼赫鲁的态度是要中国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 这自然是中国不能同意的。在周恩来离开印度前夕，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中提到“两 国总理同意，两国政府官员应该会晤、审查、核对、记述地图和其他资料，并且拟出报 告递交两国政府”。“双方还同意，官员们应该从1960年6月至9月轮流在两国首都会晤。 第一次会议应该在北京举行，官员们将在1960年9月底前向两国政府报告。”在此期间， 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     这是1960年6月至12月中印官员会晤的由来，请注意这里的官员级即司局级，是会 晤而不是会谈，是各述理由而不是讨论边界问题。 
<center>2．经过</center>     印度由印外交部中国司司长梅达和历史司司长戈帕尔为官员代表，我方以外交部第 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和我（西藏外事处处长）为官员代表。中国官员的顾问是钱嘉东、 廖德云，印度方面的顾问是白春晖、穆尔蒂和拉奥。另有专家及工作人员从6月起一共 举行了三次会晤。     这次官员会晤的过程及双方提出的对领土主张和理由，根据及证件，印度政府外交 部发表了一个白皮书，把它主张的和反驳我方的文件全部公布。     我国外交部也于1961年3月发表红皮书，同样将会晤经过和我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 主张、理由、根据、证件及反驳印方的主张等文件公布。     中印双方官员第一次会晤从1961年6月15日到7月25日在北京举行。那时北京尚没有 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还在外交部街旧址，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举行国际会议的地方， 外交部选择在当时新建的北京饭店六楼会议厅进行。在这里进行有许多方便条件，一切 需要的招待都由北京饭店供应。会晤是封闭式的，不许记者参加，在我们进行会晤时， 那层楼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第一次会晤讨论议程，双方争论很长时间，印度方面坚 持认为双方官员的职责只在审查事实材料，不应涉及立场问题。因为中国方面提出根据 历次两国的通讯和会谈表明中印双方存在着某些共同点或接近点，即周总理在德里会谈 时提出的六点。[注●]因此，中国方面认为目前双方存在着三个主要分歧点：即     （1）中印边界是否已经正式划定。     （2）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在哪里。     （3）目前双方实际控制线在哪里。     这三个主要分歧点是需要通过审查事实材料加以弄清的。印度方面不同意，他们说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六点印度政府已全部拒绝接受，官员会晤的职责只在审查事实材料， 只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印边界线在哪里，不应涉及立场问题。双方讨论的结果，确定了官 员会晤的议程大纲，即一、边界的位置和地形。二、条约和协定；传统和习惯。三、行 政管辖。四、其他。     在北京会晤期间，除了商定议程大纲外，实质只讨论了一个议程，即边界的位置和 地形，而这个议程只进行了双方交换地图和各自对自己边界线在哪里的叙述。     印度要求在讨论议程的第二、第三、第四项去德里进行。他们这个要求是有其考虑 的，因为这几项是实质性问题，是讨论双方主张领土及边界线的证据材料问题，在印度 德里举行，他们不只是就近可以用它全外交部的力量而且可以利用印度所有的图书、学 校研究机构及各方面人材，特别是英国时期留下的人物及资料来为他们辩护。反之，中 国官员远离国内，能携带的材料究竟有限，遇到新的问题我们一时不能得到国内的援助。 所以，第二次会晤的地点对我们来说是较为被动的。     会晤的方式也值得一提。会晤讨论时没有主席一说，谁是东道主就由谁的代表先发 言。开始阶段，按照商定的议程由一方发言后，比如说第一项议程为“边界的位置和地 形”，中方首席代表讲述中国对中印边界的位置和地形的主张后，印方代表对中国代表 的阐述提出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方可以当场回答，也可保留下一次会议 回答。回答对方的问题多半是在下次会议，同时提出对对方发言的评论，评论就是对其 主张、理由的反驳。如此一来一往相当费时间，而这些问题都是牵涉到国家主权领土问 题，不能在当场即席发言，假若是没有十分把握和可靠的依据是不行的，必须散会后回 来仔细研究才能发言。这样一来，时间拖得较长。仅就议程及第一项边界的位置和地形 的讨论，就在北京进行了18次正式会议，从6月15日到7月25日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会晤 在德里举行，进行第二项、第三项议程的讨论。开始时双方各自在会上宣读自己的发言 稿，又经过澄清问题与评论，时间就拖得很长。因为两国总理商定官员会晤要在9月底 前完成任务，于是双方官员商定就不在会场上宣读各自的发言稿，改为在会场交换发言 稿，这样省去大量重复稿上发言的时间。到德里会晤的后期就没有会场上的发言与交锋 讨论，只是双方递交发言的文件了。双方官员及其大批顾问专家等把大量时间都花费在 会后对对方送来文件研究、提出反驳意见，准备自己的发言等方面。就这样，到了1960 年9月底才完成了第二、第三项议程，结束了关于审查双方所占有的事实材料的全部工 作，但最后要写出呈交两国政府的报告时间已没有了，双方首席官员写信给两国总理请 求将会晤时间限制延长，以便举行第三次会议，完成写出报告的任务。     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很注意并关心中印边界问题，他想做些调和工作，在中印两国总 理同意将会晤时间延长后，他提出中印官员第三次会晤在缅甸仰光进行，双方官员都作 为缅甸政府的客人，一切生活安排完全由缅甸政府负责，盼望两国官员们能安心好好会 晤。我们同印方都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中印官员会晤第三次会议即最后一次会议于11 月7日在仰光进行。缅甸政府给双方官员非常优待，在当时仰光最高级的饭店，希尔顿 系统的海滨饭店包了两层楼房，中印官员各一层，全部提供饮食车辆。我驻缅甸大使李 一氓及使馆同志也很关心，腾出我国驻仰光商务处大院供我们办公之用。海滨饭店生活 虽好，饭食随便我们需要，但一则老吃西餐不合口味，再者办公写稿讨论来回坐车也不 方便，于是使馆为我们准备最好的厨师及伙食，我们除早餐睡觉外，整天就在商务处办 公。     第三次会议研究报告如何写法。双方争论很大，都想以自己的发言阐述稿为主，兼 采纳对方的意见写成报告，这当然是不行的。后来又探讨这次会晤是否有共同点，可以 将共同点及分歧点写进报告内，这点也不能成立，因为双方找不出共同点，就连双方对 边界有争议这一点印度方面也不同意，他说中印边界没有争议，早有条约，自然地形 （分水岭）历史划定，所谓争议就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这种无理的说法我们自然不 能同意。最后只有同意两国官员将自己对边界的主张、阐述、对对方的主张的评论等发 言汇集，作为审查中印边界占有的事实材料的报告。那就是说各国官员各自向政府报告 自己的。     两个报告如何能合为一个报告，双方同意在前面写一类似序言的一段文字，只谈这 次会晤的过程，从几月至几月，讨论了几项议程，报告的内容包括哪些部份。最后说官 员会晤任务是困难的，对有关问题事实的理解有分歧，但一直是和谐、合作的。双方官 员，中国方面章文晋和我，印度方面梅达和戈帕尔在这近二千字的“序言”上签了字， 就算完成了这次中印官员对边界问题的会晤。     会晤后不久，1961年印度外交部就这次会晤发表了“白皮书”，除将中印两国官员 在会晤中所提出的发言稿，包括双方提出的对边界主张的根据、证件、反驳对方的评论 外，还写了篇前言性质的文章，说明印度主张的如何正确，证据如何的翔实，并比中国 提供的多得多的资料，企图说明印度官员在这次会晤中取得了胜利，证明了印度对边界 的主张是合法的无可争议的。我国外交部对此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反应，于是在1961年 也发表了一个“红皮书”，如实地将中印官员会晤中对各项议程的发言及提供的证据， 按照会晤时原件，将中印双方的内容都公开发表出来，供世人了解会晤真相及对中印方 面各自提出的主张、根据、证件等作出自己的判断。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0:56

第十二章　我所知道的达赖喇嘛 我在西藏工作十年，同达赖、班禅两位活佛有过不少接触。现在我谈谈当时对达赖 的印象。 
<center>1．我是达赖的下属</center>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村一个藏族农民家里，5岁时被选为 达赖十三世的转世灵童。     1950年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达扎摄政遭到反对，布达拉宫下出现了要求达扎下台 的揭帖。10月下旬罗布林卡的官员大会上发生争吵，于是采取降神、占卜决定大事的办 法，结果达扎辞去摄政而下台，由未满18岁的达赖亲政，但实际仍由两司曹鲁康娃和洛 桑扎西主持。     我到拉萨时，达赖已从亚东返回。伪“人民会议”事件后，两司曹辞职，达赖在噶 厦和经师协助下管理事务。     在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前，我们只在礼仪场合同达赖见过面，比如中央代表张经武 或西藏工委正式宴请达赖，达赖宴请中央代表及中央进藏高级干部时，我们向达赖致敬 问候。     中印协定签订后，我虽是中央代表的外事帮办，不是达赖的下属，但张经武代表仍 要我向达赖汇报了签订中印协定的一切情况。同时执行中印协定，有许多地方需要西藏 地方政府配合。他注意地听了我的汇报，对某些方面还提出问题要我进一步解释，最后 他简单地说了几句，拥护中央和印度的谈判，表示命噶厦执行协定。我对他的印象是好 的，他虽年轻，但表现沉着，不大言笑，对我不摆架子，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友好，他 表示要和印度和平友好下去。     后来，有几次比较更深入的接触。     一次是1955年川藏公路初通，外交部和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十几位西方记 者访藏团，其中有当时因报导朝鲜战争出名的英国记者威灵顿，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还 有塔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社和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提出要访问达赖，达赖把我找 去，我详细地汇报了这些记者的情况。我建议可以请记者先提出要访问的问题，然后约 定时间会面。在记者们提出问题后，他又找我，征求我对准备回答的意见。当时那些记 者关心的是西藏地方对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办法的态度和情况，西藏人民生活情况以 及西藏内部的制度、宗教和社会状况等。达赖的回答，显然是经过噶厦、经师们草拟的， 还算得体。会见后，达赖宴请记者时，气氛显得活泼些。我至今还留有宴后合影的照片， 从这张影片上，看不出达赖只是刚刚20岁的青年。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来藏祝贺。 我当时被任命为接待中央代表团办公室主任，在关于达赖会见代表团的仪式问题我同噶 厦和罗布林卡总管等协商很久，最后欢迎仪式还是经达赖亲自定下的。那样一种欢迎仪 式（在后面将有叙述）既照顾西藏的习俗，又表现了对中央的尊重，达赖接受了，他是 识大体的。     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是主任，我们外事帮办处改为西藏外事处，虽然对外工作 仍是中央统一处理，而我们处的编制属于筹委会下的一个单位。达赖同时又是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我是他的下属，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的情 况就多了。他态度很好，没有把我当作下级对待，当然更不同于他对待西藏的下属人员， 对他们还是实行西藏传统的一套。     原来西藏的外交局与我们外事帮办处合并后，原外交局的藏族官员都和我们并在一 起，成为中央机构的人员，这其中就有达赖的姐夫彭错扎西，他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 治学校呆过，汉语说得很好，他同他的妻子，达赖的姐姐泽仁卓玛住在达赖家尧西林卡。 他常邀请我们，西藏外事处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女干部去尧西家玩，我们的女同志同 泽仁卓玛和达赖家其他女属关系搞得很好。 
<center>2．印度苦心拉拢达赖</center>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印度方面突然加紧对西藏的活动，它似乎对西藏不放心， 怕西藏与中央接近，会使它丢失了什么，从它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几次要求来西藏“视 察”可以看出。最后，我们同意潘特作为印度官员来西藏旅游，但不同意来“视察”。 他在1956年夏季来了拉萨，他活动积极，向噶厦、贵族送礼，向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 布施，并要向达赖致敬、送礼。达赖接见他两次，一次拜会，一次达赖宴请，我都参加 了。达赖已不像1955年接见外国记者那样拘谨，而是比较自由开放，较为自如地与潘特 交谈，但他仍在谈后问我他的谈话有什么问题没有，口气只是一种应付，表示他尊重中 央统一对外，但不再像过去那样真心。     潘特这次来藏的活动，其最大目的是要请达赖去印度访问。     尼赫鲁对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 怕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影响扩大危及到他企图控制西藏“自治”的打算，内心深处是想 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但是西藏的发展，如西藏军区成立了，面藏自治区筹委会也 成立了，眼看中央政府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他觉得他的打算要落空，于是积极地做西 藏上层和达赖的工作。潘特走后不久，锡金王子又来了，利用他与西藏贵族的关系大肆 活动。     潘特见达赖时，我在座，他们的交谈自然我知道。但在休息时，达赖与潘特在花园 中散步，他们单独交谈，我不便插进去。潘特随从有一位锡金藏族秘书，他的活动，特 别是他同达赖的哥哥仲译钦波罗桑三旦的来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锡金王子的活动， 多是深入到贵族的家中，三大寺堪布和各扎仓内部，我们更是无法了解。结果是邀请达 赖去印度访问。     潘特在三大寺、大小昭寺等发放布施，广为散发宣传释迦牟尼诞生的传单。当时印 度并不是信佛的国家，但他的活动显示印度是如何崇敬佛教。他走后印度即发来邀请达 赖（自然也有班禅）访问印度的请柬，题目是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 个纪念活动是由印度政府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办的，印度成立了以副总统拉达克里 希南为主任的纪念工作委员会，由他出面邀请达赖、班禅参加。三大寺的堪布们积极主 张达赖应邀去印度，要求通过此次访问扩大西藏宗教的影响，提出了要组成有52位僧俗 官员和40多随从人员的庞大代表团，他们到处奔走活动准备上书请愿，俨然形成一种运 动。由此可见潘特等活动的影响。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来电，提出达赖、班禅是否应 邀去印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央完全信任他们，不作出任何安排。这个电报及时地制 止了三大寺的请愿活动。     最后确定达赖、班禅访印人员不超过50人（实际超过70人），噶厦提出达赖不坐飞 机，乘汽车去亚东，由亚东到锡金不通车的地段则乘马。中央为了表示对达赖、班禅完 全信任，不派任何人陪同，尊重他们，叫其来去自由，在他们出国后的活动，采取放任 方针，一切事务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处理。但要我驻印度大使馆注意接待的礼遇，对达赖、 班禅不应有高低的区别，以免引起赴印的西藏人员内部的不和。事实是印度恰恰用了区 别对待的办法，使班禅一行处于次要地位。     达赖一行于1956年11月20日由拉萨起程，21日与班禅会合，24日过藏锡边界到岗拖。 奇怪的是达赖和噶厦提出要我陪送他们过国界去锡金。在翻过乃堆拉进入锡金第一站休 息时，印度来人包括外国人和记者很多，他们都要求见活佛，达赖一直要我陪伴他应付 这些人。他第一次见到这许多杂乱无章的外国人，一反他在西藏时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有点紧张，这些人都是由印度驻锡金专员允许来的。到了岗拖，他是锡金国王的客人， 住在王宫内，当晚会见、宴请达赖，我都参加，直到次日送他到西里古里飞机场，这时 我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来迎接，我为他们介绍。在西里古里机场内又拥挤混乱一阵，达赖、 班禅的休息室成了众人的焦点，达赖很不习惯这种场面，显得烦躁，我随时向他汇报休 息室外的情况，直到潘自力大使和潘特陪同他上飞机为止。 
<center>3．达赖访印受滞，周总理苦口婆心相劝</center>     1956－1957年初，达赖一行访问印度的情况，我在《中国西藏地方涉外问题》一书 中有详细的记载，就不在这里重复。当时达赖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印度方面的。 印度对达赖、班禅的接待是“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对待”的作法，不论在住房、乘 车、招待方面都故意有所不同，而把班禅处于次要地位，引起班禅及其一行的不满，早 早结束访问，于1957年1月初即由我乘去的飞机把他们接回西藏。班禅的随行人员计晋 美向我倾诉了他们许多的不满。     此外更重要的是印度方面的拉拢。尼赫鲁同达赖进行了两次谈话，突出地提出：     （1）当时国际形势，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的努力都有所削弱，意思是他们印度等 的民主力量是坚强的；     （2）西藏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中国如超出协议的范围，西藏 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他的动机是明显的。印度欢迎达赖时，在机场上单挂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不挂中国 国旗，达赖居住的地方与他的家属分开，招待人员全用女性等等，这些作法和尼赫鲁的 谈话，对那些搞独立阴谋活动的人是一种鼓励和配合。     另方面的压力是来自西藏的一些分裂分子的包围。     当时在印度聚集的西藏分裂分子有几股人，有以阿乐群则为首的西康逃亡叛乱分子， 有由美国来的达赖的哥哥当彩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有以夏格巴等原西藏官员中亲外国、 搞独立的分子，加上美、英和西欧国家“旅游”居住在印度的一些人，包围达赖喇嘛。 有的要他在印度宣布独立，有的要他去美国，有的要阴谋挟持他去加尔各答的美国总领 馆，有的要留他永远住在噶伦堡等等，达赖受到这些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周恩来总理及时地两次去印度，先同尼赫鲁作深入的交谈，最后尼赫鲁保证达赖的 安全及返回西藏。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1月应邀访问印度，于1957年1月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时也 在印度停留。借去印度之便，周总理分别会见了达赖、班禅及他们的主要随行官员，同 他们坦诚交谈，就自治区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等问题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分 析了国内国际形势。     周总理给达赖喇嘛、班禅转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告诉他们中央已决定西藏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以内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刺嘛根据那时的情况 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现在讨论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 会和疑虑。现在应将自治区建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改变西藏的贫 困状况，使大家的生活好起来。     周总理还指出，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 有某些想法。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 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这种行动，我们不能允许其得逞。     周总理在会见达赖刺嘛的主要随行官员时指出，现在有人想把达赖刺嘛留在印度， 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达赖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让达赖 刺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喇嘛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刺嘛留在印度，西藏的 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喇嘛一旦留在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 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 把达赖刺嘛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支持搞西藏独立，美国太远， 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搞不成。达赖同周恩来总理谈话后，坚定了不在印度搞独立的立场， 排除了那些包围他的搞阴谋的人的干扰。     达赖一行于1957年1月27日到噶伦堡，这里是藏族人在印度聚居最多的地方，也是 各种闹独立阴谋活动最猖撅的地方。我又被派去用飞机接他回拉萨。     这次见到他，时隔才不过两个来月，他已显得成熟多了，对我仍还客气，但说话语 气不同，比较明确肯定，他说不久即乘马回藏，不坐飞机了。在一次不丹王后为他举行 的宴会上，我也应邀出席，见到嘉乐顿珠等人，他们对我冷淡，达赖反而较为热情照顾 我并介绍我认识不丹王后。     达赖1956到1957年初的印度之行，是很复杂关键的一次国外之行。他在印度的诱惑 和众多搞独立阴谋者包围之中，还是比较能站稳立场，他接受了一次重要的考验。当时 随他去印度的有他的姐姐泽仁卓玛和噶伦们。这位爱国有识的妇女，随时将达赖的思想 状况告诉我驻印使馆，起了很好的作用。达赖最后于1957年2月返回拉萨。     接着在1957年8月又发生了达赖自行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原来达赖在印度时 曾口头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先他并未请示中央，事后也未报告，我们完全不知道。 巴月的一天，达赖突然通过当时任西藏外事处副处长的柳霞将两封信交外事处办理，这 也是出乎常规的，过去达赖从未将什么外事交我们办。一封给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活特， 信是密封的，我自不应拆看。另一信是给尼赫鲁的，内容除要为加强藏印文化关系，西 藏将在印度菩提迹雅等地扩建西藏寺院外，还邀请尼赫鲁来年访问西藏。柳霞向我说， 这是宗教活动、宗教方面达赖可以自行与外国交往。主张把信送交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 我认为邀请外国现任总理访问不属宗教范围而是两国外交的大事，应该报告中央，由中 印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但此事早已在印度报纸上透露。（印度快报）说，尼赫 鲁访藏“使西藏宗教不受共产主义侵犯”，“西藏生活方式将不会遭到红色官员粗暴破 坏”，等等，为尼赫鲁访藏大造舆论。可见此事是印度方面早有预谋的。     我将达赖邀请尼赫鲁访藏之事报告中央。中央于1958年1月指示，因为当时美、蒋 特务分子所支持的西藏反动分子正在西藏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不宜邀请尼赫鲁对西藏进 行访问。达赖只得同意。1958年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在西藏上层集团中某些人的纵容下， 在西藏各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群众，进行叛乱活动，到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 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等，局势极为不稳。这些情况达赖也知道，如何能邀请外国 总理来访问呢，所以他虽不满意但也无理由反对。     但是尼赫鲁并不死心，他在1958年秋季提出要通过西藏亚东去不丹，向中国假道， 中国政府同意了。于是才有接待尼赫鲁父女假道亚东的安排。这次接待工作完全由中央 政府代表名义进行，尼赫鲁企图通过这次假道与达赖及西藏上层接触的打算未能实现， 因为是由中央代表名义出现，达赖也未提出什么要求。 
<center>4．达赖出逃：一个历史与个人的悲剧</center>     根据我在西藏近十年的了解与认识，我觉得达赖那时还是拥护中央，拥护中国共产 党，热爱西藏和祖国的。但是他在那个古老守旧的宗教经师和落后贵族的影响与包围中， 受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旧制度顽固的约束之下，只能依靠和顺从旧势力，不可能形成自 己的力量。他离开农村，脱离了青海藏族农民的环境，被另一种西藏古老传统的思想所 改造，他的几位亲属又处在外国势力影响下，再加上一部分西藏分裂分子和叛乱康巴分 子的包围，1959年被挟持逃亡印度是他无力避免的。     1959年西藏少数叛乱分子闹事失败，挟持达赖逃亡印度后，班禅即代理达赖为筹委 会的主任，住在拉萨筹委会，特别为他修筑了宫殿式的房屋。我因常向他汇报、请示工 作，接触较多。他的态度很好，拥护和支持中央的对外政策和有关西藏涉外问题的决定。 1959年我国同印度因边界问题纠纷较多，我常向他汇报这方面的情况。     1959年3月西藏叛乱分子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公 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当时我正在拉 萨，亲眼目睹这次西藏叛乱分子发动叛乱和我解放军平定叛乱的经过，并参与在平定叛 乱过程中的有关涉外事宜。     在3月10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中央代表 是张经武当时不在拉萨由谭代理）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 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这三封信及谭冠三的回信都已在当年3月30日 《人民日报》刊登发表，我不必在此重复。拉萨的叛乱是在达赖喇嘛预定前往西藏军区 礼堂看文工团演出的那一天发动的。要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是达赖喇嘛自己 定的。西藏叛国集团经过事前的布置，放出西藏军区要扣留达赖的谣言，并且以此为藉 口，在这一天把达赖喇嘛困在罗布林卡。事件发生后，谭冠三将军即在当天写了一短信 给达赖喇嘛，说明由于反动分子的叛乱，请他暂不要来看演出。达赖喇嘛于11日写信给 谭冠三将军，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 对此我正在设法平息。”     关于达赖被扣留和挟持的情况，平叛后，拉萨许多接近达赖的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 揭露叛乱份子劫持达赖的具体情况，这些已在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 里只引几个例子。据达赖的孜仲居玛说，他曾参加了3月10日叛乱头子们在罗布林卡诵 经堂召开的一次会，在此次会上就决定控制达赖喇嘛，会上决定：1、达赖喇嘛除上下 两殿和大昆寺以外，不能随意行走；2、为达赖喇嘛“安全”计，除古代本外，另增添 政府官员和“人民志愿军”为警卫军，驻罗布林卡并组织指挥部，从此达赖就失去自由 了。     曾经参加叛乱的堪穷土登丹巴说，在藏历2月5日（即3月14日）的一次有许多官员 和三大寺和各部队（指叛军）代表的会上，达赖曾谈了他本人决定去军区看戏的过程。 达赖说：“关于看戏的事是我自己和中央官员谈的，并未经过其他人。你们闹事，杀人 流血，向噶伦桑颇打石头等，各方面都使我伤心。而且1日和2日（指藏历，即公历3月 10日和11日）还在念经佛堂开会，我曾经通过噶伦、仲译清波、孜本说不要开会，如还 要在此开会，便不可以了。西康人的警卫部队（指包围罗布林卡的从西康来的叛徒）等 也不必要。”达赖还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到印度去为好，这种作法只能是为了个人 的安乐，以前我去过印度，前年也去过印度，住在那边是不行的，我只想在自己的土地 上享受因果。”     达赖的佣人吉村公爵说，达赖喇嘛被劫走时，他的母亲脸色都变了，她对吉村说， 现在拉萨要打仗了，打枪我们害怕，达赖行动没有自由了。她说，如果我们不回来，你 就到哲蚌寺去（以上均见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从上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当时本人的心情及被劫持不能自由的处境。达赖被挟持去 印度是不容置疑的。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1:23

第十三章　繁忙的亚洲司    1962年底，我在拉萨已工作了十年，原来进藏时订的三大任务，外交权已收回了， 外国在藏的特权也取消了，建立与邻国正常关系，有了两个协定可以说也做到了。但中 印关系因边界问题发生冲突，在我自卫反击战打退印军进犯后，正值中印协定八年期满， 印度拒绝延长，并封锁西藏，印藏来往断绝。自此，外交部调我回部担任第一亚洲司副 司长。     我于1963年回部工作，不久司长章文晋调出当大使，由副司长张彤任司长。第一亚 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外的亚洲国家，第二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 及印支的柬埔寨、老挝。     当时同我建交国家不多，陈毅元帅上任时，曾说他要突破五十个建交国家，可知那 时同我建交的还不到50个。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与我建交国家最多，又多是邻国， 因此事务很多。     1964年出了两件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 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直走下坡路，他就是撕毁帮助我建原子弹核武器协议的， 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高兴得很，适逢章文晋动身出国，于是 张彤、我同章文晋三人到江西餐厅痛饮一番，以示庆祝。我从来喝酒很克制，这次却几 乎醉倒。     从60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 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四清，创造了“桃园经 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 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 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四清照“桃园经验”工作过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 委员。1963年张彤当了司长后积极地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负责。我们 同他开玩笑说他要当中央委员了。 
<center>1．在印巴战争中</center>     从1963年夏季起我就担负第一亚洲司全司的工作。当时遇着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 先是苏加诺发起搞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 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苏加诺发起号召，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参加国家的邀请， 先由我们的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各国运动员队伍来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由我国出， 运动会由印尼办，但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由我国制作，包办一切。 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负责的黄中副主任商办，忙了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 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我们又向他汇报请示几次。     但是，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印巴战争。     1965年5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 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 利。但印度从侧翼进击，大军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巴军后路，巴军在克什米尔 渍败，乃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战事甚为激烈，巴军处于危险境地。中巴关系自解决中 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较为友好。     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 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 供给也紧张，乃向中国求救。当时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到外交部，三天五天地要直 接找周恩来总理，除汇报战争情况外还要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 种援。     巴大使见周总理时每次我都在场，总理有什么指示都由我回部向部领导汇报并转告 各有关部门办理。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center>巴基斯坦总统请求中国出兵</center>     巴军英勇作战，不计后备力量，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 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 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就在当天下午总理命我乘专机陪同他 们去我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新制坦克后，要求亲自驾驶，事后 他跳出机舱，竖起大指拇说，这种坦克好，他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总理汇报， 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一 部份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一个印度大陆，印度向 东巴进攻，西巴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道由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太久， 巴基斯坦乃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巴飞机每天有不少架次飞行， 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对于支持巴军 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问题。     这位印尼空军司令秘密来华时，周恩来总理命我从机场陪他直接到西花厅，总理亲 自见他，同其讨论巴印战争形势，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否则将不只扩大势态并 于各国不利，而且印尼飞机无理由而且更无法参加，现在只可给以物资等援助。谈后， 周总理又请巴大使罗查和其武官来西花厅同印尼空军司令会见，并同他们共同进餐。此 次会见我一直参加，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慎重态度。     巴印战争处在关键时期，双方主力集中在拉合尔战场，巴军处在危险境地，巴总统 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     这是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认为 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 
<center>毛主席拟定出兵援巴，周总理修改最后通牒</center>     9月初，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北京。在贺龙元帅请毛泽东主 席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毛泽东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时说，要出 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就表明毛泽东主席同意了出兵援巴。因此中国 作出决定要在中印巴三国最接近处采取行动支援巴军的抵抗。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 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生事。中锡已划定边界，印军在 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侵犯到中国一例修筑大批侵略工事，几年间大小工事约有56个， 对中国领土和主权进行肆无忌惮地和破坏。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 处，于是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     9月15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蝶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即命我当晚交给印 度驻华临时代办梅达。我当即回部在16日晨两点把梅达召来，当面递交限印度于三日内 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 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 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梅达看了照会后，当时要向我提出辩解，我马上阻 止他说，时间有限，请不要浪费时间，还是赶快将照会送回新德里。他只有急忙登车而 去。     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 迅速按期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 理和印度边界交涉以来最称心的一次事件。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 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 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 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 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 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 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 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 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且经他亲自修改加进去的。在中国关于中印 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出乎题外，而且这个照会在16日的 《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中国这个最后 通牒式照会的目的也很明确。这是我在外交部办理支持被侵略国家的工作中印象最深刻 的一件事。     1971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 批斗审查后被“解放”（1969年），我当时仍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 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都 有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参加使馆党委，他们动辄干涉 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派别在部内的头头写报告， 使得那时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还要受到国内无端的攻击。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 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 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那时从部到司都有领导小组，有军代表、 造反派头头参加），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又归我负责了。     1971年的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的居民多半（可能全是）印度教徒， 它原来称为孟加拉。190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 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教立国，西巴基斯坦原是回教徒，巴的 中央政府也是回教徒当政，对东巴基斯坦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平等，引 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选举获胜，坚持要东巴基 斯坦自治独立，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的镇压，逮捕了拉赫曼，引起了印度的干涉。印度从 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下，无力保卫东 巴，于是求救于中国。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 都是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我国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西藏军区司令被揪斗，西 藏同内地各省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全国处于打内战的混乱中。当时我们了解东西巴的 矛盾，东巴人对西巴的穆斯林政权不满，东巴的黄麻是国际上的抢手货，但卖黄麻的外 汇全部用于西巴，对东巴投资很少。东巴的军队全是孟加拉人组成，但军官全是西巴人， 这在宗教民族上造成极大的分裂，东巴人不满，要求自主是当然的。     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 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在武器上提供 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进占达卡后，即 扶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承认，算是 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但孟加拉共和国一直对中国友好。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 拉共和国。 
<center>2．在印尼“九·三○”事件中</center>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印尼）关系极为友好与密切。那时苏加诺为 印尼总统，他提倡反帝反殖，反对世界霸权的口号，与中国当时反帝、反殖、反对战争 的政策相吻合，所以中国支持他的外交斗争。中国支持他退出联合国、改组联合国的号 召；中国支持他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国支持他新兴力量国家的设想并费很大力量支 援他组织一次新兴力量运动会，等等。     但苏加诺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并不是强有力的，他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在各派政治力量 之间维持平衡。他需要军队的支持作为他权力的最后凭借；军队需要他，因为他能使军 队的政治作用具有合法性。苏加诺总统怕军队势力强大难控制，又竭力抬高和支持印尼 共产党，使印尼共在支持和响应苏加诺国内斗争的政策下大大发展起来，成为平衡军队 及其他反苏加诺派别的一个平衡力量。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参 加了苏加诺总统所主张的纳沙贡政制，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参加政府成为阁员。而印尼 共产党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密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苏关 系争论上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因此，在中国对印尼苏加诺总统的大力支持下，对印尼共 也给予支援。这些支援除了政治、舆论外，还有物力、财力以及军火等，同时所有这些 支援都是通过两国政府间公开进行的。 
<center>印尼“九·三○”政变，我商务代表处被查</center>     1964年以来，我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处理与印尼的关系。中、印尼交往的事务 都经过我同第一亚洲司有关同志的手，但与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中央联络部 来处理。那时中国与印尼两国来往人员不断，在1965年国庆前，印尼派来了十几个代表 团代表各种性质的团体来参加庆祝我国国庆。我负责接待印尼政府代表团。     在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忽然部内机要人员急急找着我，说印尼发 生了大事，我急忙赶回司里见到使馆来电：印尼总统的警卫部队翁东中将突然发起 “930运动”，逮捕了陆军将领并已处死六人，说他们要谋反、刺杀苏加诺总统，印尼 国内发生了巨大事变。     我当即找到了陈毅元帅（他是外交部长），会同他一起见到周总理。当即决定将这 情况告诉各印尼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些代表团中就有印尼政府的部长约十余人，他们急 急返回雅加达。周恩来、陈毅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印尼形势的发展。     印尼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加诺总统已处于无权地位，陆军开进了雅加达， 控制了首都。社会上及官方舆论上宣称“9·3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而幕后支 持者是中国。于是一个反印尼共、反华的运动在印尼开展起来，到处逮捕印尼共产党人。 中国驻印尼机构受到监视。中国、印尼长期的友好关系一变而为敌对关系。     10月16日印尼军警突然搜查我驻印尼商务代表处，将我商务处人员集中在院内用刺 刀监视，不许行动，然后搜查商务处办公室及宿舍，翻箱倒柜，寻找所谓支持印尼共的 证据。 
<center>总理对我们提出严厉批评</center>     此事发生后，我驻印尼使馆立即电告外交部。     16日是星期六，使馆发出特别加急电报，我在星期天下午才看到电报，觉得此事太 大，印尼方面完全破坏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非法搜查我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 并用刺刀威胁我国外交及公务人员，应该提出严重抗议。马上又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话， 总理指示马上拟好抗议稿于当晚送呈。我会同我司几位有关同志一起先商议，后起草报 告文件，说明事件经过，然后拟出对印尼政府的严重抗议照会稿。     此时已近晚上11点，总理办公室及总理本人亲自来电话，要将稿件于12时前送去。 我们把稿件拟好打印后，依照那时部内规定，上呈重要文件须经每位副部长审阅，而每 位副部长住处都较远，等机要通讯员乘车送去各部长审阅后，已是星期一凌晨，周总理 那里电话不断，要求在当晚12时前送到已不可能。     等文稿送到时，总理批了，但毛主席已就睡，这样重大案件尤其是对原来友好国家 发出最严重抗议，必须要经毛主席批准，但是因我们错过时间，星期天当晚发不出，星 期一下午毛主席批后才发出，使馆最快也得星期二才能将抗议信送交印尼外交部。     星期六发生的事，中国政府迟到三天后才表示抗议态度，周恩来总理说这在外交上 是大失误，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尼军警破坏国际法，破坏两国关系，特别在指责中国干涉 印尼内政事务之后，在反华的高潮中，中国的反映是迟疑的，是不够快速坚决的。     电文发出后，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外交部各副部长各司及我司有关人员开会，严厉 批评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指出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战场的战斗，要争分夺秒，像这类重 大事件，外交部竟不能及时作出反应，是严重的失职。     那时章汉夫是常务副部长，但已因病休息，他还替我说了几句话，说杨公素他们在 司里是一直坚持工作的。周总理说光靠他们司里坚持没有用，主要是你们这些当部长的。     这次批评还不算完，过了几天，周总理又召集了中央各有关外事口、及各部的外事 负责人同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同志约百余人开会，就此案件向到会的人说明情况，重申对 外交部办案的严重批评，更郑重的说明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斗争一样必须争分夺秒。     这是我从事外交工作受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批评。我马上搬到司里办公室住下，日夜 注视着印尼及其他有关国家形势的发展，有事马上找主管副部长，不敢有丝毫延误。当 时我知道这次事件的影响太大了，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在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反华 政策的斗争。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批评外交部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1:48

第十四章　在劫难逃：文革中的中国外交 
<center>1．国内闹“文革”，使馆在劫难逃</center> 
<center>外国友人说：“中国疯了！”</center>     1966年初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接待了国内派来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照例他们要向 使馆汇报并介绍国内情况。团员严文井同志与我早就认识，我们交谈时他说国内今年将 发生大的运动与变化，主要是指向文化界的。     我当时并没有十分注意，但我知道文化界是是非之地，从开国以来批判《清宫秘史》 电影开始，似乎年年有事，而且还涉及到思想、政治问题。谁知在1966年从春季始一个 运动接一个运动，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批《三家村札记》，批吴晗，5月间即发 出“五一六”通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批“二月提纲”，随即由上海《解放日报》、 《文汇报》刊登评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从此一 场政治大运动的腥风血雨迅速遍及全国。5月在北大聂元梓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6月陈 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发 动起来了。在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确定斗 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方法是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接着改组7党的领导，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毛 泽东亲自发动，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弄得我们在国外不知所措，许多外国友人说 中国是疯了，的确中国是疯了。 
<center>驻巴大使章文晋，第一个受冲击的大使</center>     外交部除了根据“十六条”指示在国外使馆不搞“四大”外，别无通知或指示。本 来驻外使馆不搞“文化大革命”，更不搞“四大”，但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 “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 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 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 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作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 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对于前者我尽力说服馆内的自命造反派不能乱 砸乱毁，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传统要珍惜。对于后者的主张坚决反对，不许损害国家的对 外政策。不久外交部来电要调使馆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回国参加“文革”学习运动， 三个月或半年一期轮训，于是我馆先调了约二分之一的人回国。     临行前我根据整党时抢救运动的经验私下告诉伍仪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 事求是，不乱起哄，不乱承认或否认什么，一定要沉住气，顶住任何压力。她很坚强， 后来证明她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好的。我国在尼泊尔援助修公路、砖瓦厂。皮革厂的 技术行政人员约上百名，他们若是要闹起“四大”、“破四旧”等，不但援助工程受损 失，而且会牵涉到尼泊尔方面，因为他们也有工程技术和行政人员，特别是众多的尼泊 尔工人，若把这些人也带动起来，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我会同我馆负责管理援助工程 的经济参赞李步霄及其他负责人竭力说服和防止他们搞“四大”。还好，这些援助人员 素质都很好，顾大局、识大体，不但没有搞什么“文革”，还积极努力把中尼公路提前 修通。继中尼公路之后尼泊尔接着要我们援助其修加德满都到博克拉的公路，这是一条 越过不少横断山脉，跨越大河，许多外国都不愿问津的工程，但这条路对沟通尼泊尔首 都与西部山区极为重要，对于维护尼国的统一，开发尼国西部山区的资源都是必需的， 中国政府同意了，我在离开尼泊尔前主持了这条路的开工典礼。 
<center>中尼友好也受到冲击</center>     中尼两国关系是友好的，但也出了些问题。那是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 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 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 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国内下令驻印大使馆人员撤退回国，但印度与中国 无直接通航，只能由印度飞加德满都再转孟加拉回国。就是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 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 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就是说要把国内“文化大革命” 的那一套搬到尼泊尔来搞。那当然是不行的。尼泊尔是一个主权国家，我国一贯尊重其 独立、主权，尼同印度又是友好国家，我们怎么能在尼泊尔国士上特别是影响国际观瞻 的飞机场搞国内那一套。我赶紧去了机场同他们那帮激进分子商谈阻止其行动。最后在 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 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 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 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 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我当 时知道这件事侵犯了尼泊尔主权，但不能代表国家道歉，同时也未接到国内指示。在外 交上向外国道歉是不准许的，于是我只简单答复我将报告国内。虽然尼泊尔并未因此事 大作文章，比斯塔向我表示遗憾，态度还是友好的，但我心中却极为难受，认为做了件 错事，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一个污点。 
<center>2．毛泽东批示：外交要“来一个革命化”</center> 
<center>“陈、姬、乔”被打倒</center>     此后不久，我就病了。原来是感冒、发烧、肝疼，我援尼专家组有医生为我治疗， 但他误用盘尼西林，打针以后突然浑身人抖，腹疼难忍，从床上摔下来，病情极严重， 误用此药我反应极大，脸部及眼睛已现黄色，几乎丧命。去尼医院，尼方待遇很好，专 门开一小楼做为我的病房，但其医疗技术太差，竟诊不出我是何病。使馆报告外交部， 即来电叫我回国治疗。我于1967年6月间回国。深夜到北京，一到机场即被我馆“文革” 战斗队用车送到老外交部东楼该队部对我训话，约法三章　，不许乱走动，不许串连，一 切听战斗队命令等。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见我爱人和家中人来接，后来知道是战斗队不许。 直到半夜我才回到家中。伍仪瑜早就回来参加“文革”学习，对我详说“文革”及现在 北京形势以及战斗队的情况。第二天我就住进北京医院。医院诊断为胆结石，必须动手 术治疗。那时北京医院同其他单位一样也在搞“文革”，该院不只一个战斗队起来批院 内学术权威和院领导，高级的医生一面接收批判斗争，一面还要看病，大字报到处都是， 幸好对我们这些驻外大使还能认真医治。     在住院时，伍仪瑜常来看我并告诉我外面“文革”进行的情况。外交部及各馆战斗 队彼此争斗组合互抢“左派”旗帜，我驻尼使馆有一主要战斗队参加“九九兵团”， （毛泽东1966年9月9日对驻外使馆的群众反映批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批 语。极左份子以此指示为名组织“九九兵团”）要打倒驻外使馆的一切走资派，主要矛 头针对各大使，其中被揪斗最凶的有驻蒙大使张灿明，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驻坦桑 尼亚大使何英，驻法大使黄镇等，他们除在馆内斗争外，还联合各自主张相同，斗争目 标相同的队组成大的战斗队，要揪斗外交部“最大走资派”陈毅部长。周恩来根据毛泽 东的指示对陈要一批二保，就是要保陈毅过关，但“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把 陈毅打下去，要定他是走资派。这个斗争一时在外交部及社会上闹得乌烟瘴气，打倒陈 （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在首都各大街上。     接着又发表王（力）八七讲话，说毛主席讲外交没有神秘，二十几岁的青年都可当 部长，于是由外交部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带头砸烂外交部政治部。 
<center>姚登山昙花一现</center>     姚登山原在印度尼西亚当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在我驻印尼使馆闹“文革”，波 及印尼华侨社会，受到印尼的攻击，他维护国旗挨了印尼不法之徒的打骂，他奉命撤退 回国，一时中国印尼关系恶化，他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 见。在照相时他居然站在中间，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林彪。这张像一登报引起很 大反响，我们都认为他太不自量了，可是大多数造反派、极左分子就把他捧上了天，认 为他受到毛。林两位统帅的重视，是他们造反派的当然领袖。他带头到各部去砸政治部， 闹得天昏地暗。这些都是我在医院时伍仪瑜告诉我的。同院住有我的老朋友辛志超，他 是政协副秘朽长，人胆小，对于“文革”不敢置一词，只对我说“打倒牛鬼蛇神”这个 口号提得好。章汉夫也因病住院了，对他的大字报不多，因他早已不是常务副部长了。 不久乔冠华被打伤住院，他对我说，毛上席最近对王的八七讲话有批评，大势可能好转。 他是外交部被斗的对象之一，造反派罚他在王府井卖小报，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 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他住院时龚澎和其女儿常来看望。     我在1967年9月间开刀动手术，切去胆结石，那时“文革”一闹，医院常出事故， 这次我动手术受到医院重视，请来协和著名专家会诊并在场保护。11月出院，休息一周 后即去参加“文革”学习。那时旧外交部东楼几十个房间都被各驻外使馆的造反派、战 斗队占领。由各使馆的造反派主持，我们这些大使、参赞是挨斗挨批对象，开会时听训 话，不许随便发言，所谓学习就是挨批。那时新花样太多，一时不管是传来伟人领油讲 话，还是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登的文章都要学习，其中 凡有黑体大字的就表示是毛主席的话或批改的，更要好好学习深刻领会，认为重要的还 要游行示威、结队上街高呼口号表示拥护。那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一时反苏修的在全 中国浪潮刮起，我们随着战斗队组织的游行队伍，上街大呼打倒苏修口号，绕苏联驻中 国大使馆门前而过。     各单位派来军代表，要各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运动。转眼过了1967年， 到了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审查领导干部的历史，我馆的战斗队就把我扣留 在老外交部后面的红楼老房子里，同李钊关在一起。他是驻尼使馆二秘，不知什么原因 把他扣起来，我们不许交谈。     同时在这楼上被扣留的还有姚登山、姚仲明。姚登山原是红色外交战士，为什么也 被拘留审查，这个红极一时的人物也作了阶下囚，我不大理解，但这种事在“文革”中 太多了，一批一批的人物，你方演罢我登场，像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眼花缭乱。但有 一点，似乎人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手里。 
<center>3．我也被造反派扣押</center>     当时抓叛徒的风气很盛，到处出现了叛徒，内奸，我被扣是因为怀疑我是叛徒，或 者内奸。战斗队造反派在夜间开了我几次会，查问我的历史，当叛徒经过，我矢口否认 我是叛徒，我被国民党扣押时我还不是党员，怎么能成叛徒。整整在红楼里关了我半年， 后来军代表奉命合并各战斗队，把我释放回家，听候审查。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 再教育，外交部和各使馆的“学习”队都要派人下乡，我们学习班走了几个，伍仪瑜被 调去下乡，她很有决心下乡去干一辈子，等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也要下乡去。但是我在 1969年春被“解放”，就是说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工作了。我在“学习”班还呆了一 个时期，帮助解决几个老干部、大使的问题。先解决了张世杰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大使、 老干部却来个假坦白，弄得问题复杂起来，说他在新四军被国民党扣押时叛变了，才被 国民党放出来。这个惊人的坦白，使得战斗队既吃惊，又欢喜，以为这是一个大突破。 后来就组成三人小组，由我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结果他说是假坦白，以求早点获得解放。 等我们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我拖到9月才去外交部报到。当时已开始恢复我国驻外大 使馆工作，逐渐派大使出国上任。“文革”中我国与外国建交的约四十余国，除了埃及 外，所有驻各国大使都回国了，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现象，各国也摸不透中国究竟想干什 么。到1969年国内开始向各建交国派出大使，我表示不愿再出国，因为“文革”还未完， 我驻各国大使馆里留下的人极左的占多数，国内战斗队还向国外使馆派人去当党委委员， 外交活动仍要受他们的指使。我坚决不干，于是留在亚洲司当领导小组成员，搞了几年， 1971年就派去旅游局了。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2:13

第十五章　“旅游外交”  旅游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挣取外汇的重要来源。现在我国也是如此。但“文革”中， 旅游成了外交的一部分，搞起政治来。     195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下设了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和中国国际旅行 总社，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们通常称为旅游局）。开展旅游事业的目的是“扩大政治 影响，宣传建设成就”，在经济上还可以收一笔可观的“自由外汇”。旅游工作开始是 学习苏联，接待的旅行者也多半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才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到1965年文革前十年，旅游局共接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约1．9万多人（有组 织的旅行团），收入美元745，837元，贸易卢布2，219，589元。 
<center>1．“极左”冲击下的“国旅”</center>     文化大革命一来，旅游局的运动同其他部门一样，先是破“四旧”，成立各种造反 团体，揪斗本单位又联合揪斗中央各部的“走资派”，后又在本单位内各派之间打内战， 联合本市相同派别同异己的派别争夺领导权，一时闹得天下大乱。1970年以后，“文革” 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号召派出军代表，在各单位组织“三结合”的领导班 子，主持各单位的工作。     旅游局亦不例外。旅游局在1969年来了军代表，要逐渐开展旅游工作。那时，中央 和各省市的各部门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但各单位的外事机构取消，原来的 对外联系中断。全国进行对外工作的除了外交部外，只剩下对外友好协会和旅游局。外 交部是接待建交国家的官方人士，对外友协接待各国的友好团体，此外一切来华外国客 人都由旅游局接待。     “文化大革命”轰动全世界，也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左”派。青年革命组织，特别 是在1972年中美恢复来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要求来中国的人更多了。 旅游局亟需恢复工作，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旅游局接待外国人干什么？这是当时恢复旅游工作的一个有争论的大问题，也是对 过去及那时的旅游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极左”思潮批判旅游 局是搞“外汇挂帅”，只要经济不要政治，走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待外 国人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这是“风景出口”，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完全是资产 阶级的旅游，要统统砸掉。旅游局应接待外国的左派，要邀请外国的中下层及友好人士。 所谓邀请，就是要请这些人来，一切费用由旅游局支付，有的甚至连来华旅费也由中国 出。自然要求来华的人就很多，有的是来学习的，学习中国革命，了解“文化大革命” 的“成就”；有的是来了解情况，“文化大革命”究竟搞了些什么；有的是来摸中国的 底，中国究竟成了个什么样？总之，来华的目的各不相同。旅游局接待的方针是宣传毛 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要“世界一片红”。     1971年7月外交部人事司的负责同志找我，要我去旅游局负责业务工作。旅游局原 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在“文革”期间同其他许多对外机构一样都划归外交部领导，因为 外交部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我表示坚决不去。理由很简单，第一我不懂旅游， 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二，旅游局内部派别斗争很尖锐，我管不了也不愿管这些事；第三， 旅游局有军代表负责就行，何必要我去。这样回绝，拖了几个礼拜。     后来一位部的领导同志对我讲，你还是去吧，这是在周总理那里定下的。他说总理 开会要外交部派一位业务干部去旅游局抓业务，军代表只管政治运动，当场就决定要杨 公素去。你一定要去，不要周总理再下令，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怀着十分不情愿的心情，于1971年秋去旅游局，当了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抓对 外业务。组长是军代表，他后来在1972年调走了，我就当上了领导小组组长。我经常接 待外国客人。他们对于中国那时的领导小组弄不清。因为在全国上下，上自各部（除外 交部外）下至一个公社，都叫领导小组，分不清上下级。1974年伊朗、巴基斯坦邀请中 国旅游局长去访问，他们一再问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什么职务，他们便于接待。于是经过 外交部正式通知这个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正司级的旅游局局长，这样我的名位在旅游局才 定下来。     旅游局在“文革”中有不少的造反派，后来联络成两大对立的两派。自“三结合” 以来，军代表为首的领导小组吸收了两派头头参加，原来的副局长已被解放的有两位， 加上中级干部代表，组成了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小组。我去后又调来了两位原 国务院外办的和调查部的司局级干部参加了领导小组。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在对外接待 工作上有争论，但不很大，因为关于旅游工作的大小问题，我们都写报告经周恩来总理 批示，大家都赞成。旅游局在“文革”以来批判打倒了一些领导干部开除了一些干部， 有的带上各种帽子，有的还在下放，有的已被“控制使用”，对这些人的问题一开会就 争论不休。好在有军代表管，我可以“不置一词”。1972年以后又从外交部调来一批业 务干部，他们多半是在“运动”中受过这样那样冲击的人。我对他们说，旅游局的“运 动”很复杂，你们不要参加。同时对外文委撤销，也调来一批人，他们中有翻译，也有 “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小头头。这些人不大听招呼，来了旅游局就一门心思搞“运动”， 自成一派。1972年以后，军代表调走了，我当了领导小组长，不得不领导“运动”。那 时年年有“运动”，包括“批林批孔”、“批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是中央文革 小组发起，运用“四大”，闹得人心不安，人人自危。“运动”一来，首先是矛头向上， 整领导，这是“大方向”。但是又要“领导带头”，领导要自己批自己，又要领导运动， 开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弄得我头脑昏胀，不知如何应付。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凡是开 批判会，我就把那时“两报一刊”的文章综合起来写成批判稿。但那时的“运动”都是 有目的整人的，我只泛泛的写一些表面文章，满足不了“文革小组”的要求，局内的各 派都说我是中立、滑头、观潮派。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的日子才好过了。 
<center>2．旅游局长：不搞旅游搞外交</center>     关于对外工作，情况比较好些。旅游局是于什么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 事，但在那时却争吵不休。我去了以后，在外交部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汇报了工作情况， 当时部领导决定“旅游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后来把周总理历次对 旅游工作的指示写成报告，确定任务。周总理批示，旅游局的任务是“宣传自己，了解 别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促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国际 统一战线”。这个任务不但大而且很重要。宣传自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 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宣传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等等。     1971年毛主席在旅游局的接待人数报告上指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些”。 这样，打破了“文革”中“极左”思潮宣扬的只许接待外国左派的束缚。这里牵涉到旅 游局接待外国人的对象问题。自“文革”以来，旅游局要支援世界革命，只接待外国的 左派，中下层工农分子或对中国友好人士。现在毛主席批示右派也可来一些，周总理解 释说，主席指示是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外事工作要重新开始。要旅游局 搞个接待计划。     接待对象问题，虽然毛主席已定了，右派可以来，但实行起来还是有阻挠。以1975 年为例，全年接待有组织的旅行团5300余人，其中左派为417人占8％，中派4788人占 90％，右派114人，占2％。这里说的左派是指当时支持中共“反修”政策的外国共产党 组织的旅游团。各国青年中的激进分子这时已来的少了。     据我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国的极左派来华的人很多，其中尤以日本的“赤 军派”为最多。他们来华，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 革命万岁”，要参观革命圣地延安和韶山、井冈山；要请当时中的造反派头头为他们讲 “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的情况等，其中有的拒绝参观长城、故宫，说他们不是 来游山玩水的。这些人最受欢迎，他们来华一切费用都是减免的。旅游局内的“极左” 分子认为接待他们就是支援世界革命。     1972年以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回到了联合国，建交国家多了，“文革”进入斗 批改阶段，毛主席又亲自出来做工作，首先在“五一”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同各国驻华使 节握手谈话，连当时的苏联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代表，毛主席也同他们握手，祝愿边界谈 判成功。对印度代办也说两国要友好起来。这就是周总理说的外事活动要重新开始。只 有把旅游局内的“极左”思潮压下去，才能接受接待右派的思想。那时所谓的右派无非 是各国资本家、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及其新闻记者、商人，或者对中国不友好， 说过对“文革”不满意的话的那些人。     那时对于各国记者来华，外交部控制得很严，而许多国家的记者都要来华看看中国 “文革”以来的情况，他们不能以记者身份来，于是他们有的作为旅行者，有的作为其 驻华使馆职员的亲属，有的在参加广交会后以商人身份到内地旅游。我们只要发觉都十 分注意他们的行动。     还有一件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事，就是旅行者未经许可不许照相，特别在发生了意 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访华后回去写了一篇对新中国的报导，里面谈到我国许多落后方面。 当时“文革小组”极为不满，掀起了对其文章大兴问罪式的批判。这样，不许外国人看 落后的，不许外国人照相，旅游者说中国落后面就认为他们不友好，对他们的接待也就 不友好了。为了这些事，没收相机，把相机内已照胶卷曝光的纠纷层出不穷。我们只好 写报告请示周总理指示，现定允许外国人参观的地方就应允许其照相。经过总理批示后， 我们就有了上方宝剑，对各地参观点及“极左”分子有所约束，接待中减少了不少麻烦。 
<center>3．“风景出口”与“外汇挂帅”</center>     旅游团来游览我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是不是“风景出口”？这样的问题现在 看来是一个笑话。那时游览长城、西湖、桂林山水，都认为是供资产阶级吃喝玩乐。外 国旅游团来了，人半只安排他们参观大寨、大庆、砂石峪（“穷棒子”办社的典型）、 林县红旗渠、七里营公社、南京某小学的儿童歌舞团、看样板戏等等。因此全国开放城 市只有30多个。     外国人参观长城、故宫、明十三陵、大雁塔等，怎么能称为“风景出口”？我在领 导小组上提出要改变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主张大大开放中国的名胜古迹，让世界人士认 识中华文化及秀丽山河。领导小组同意后，写报告经周总理批准，全国开放了130余处 参观地点。其实，这种批“风景出口”的“极左”思潮，早已不得人心。报告批准后， 全国各地都要求开放，我们一时反而招架不住。因为作为对外开放城市供外宾参观，那 时要由旅游局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开放地点，有许多好处。那时供外宾食、宿用 的物资并不多，开放的地方可以批准“特殊供应”，可以改造宾馆（但多半是由旧高级 招待所改装的），交通方面可以增购汽车，火车可留给软卧等，这些好处都是当时各地 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那几年去各地方考查，确定是否开放和开放哪些点，大受他 们的欢迎。     再就是要解决对所谓“外汇挂帅”的批判。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批“修正 主义”时，旅游局内造反派虽然在斗争“走资派”的具体对象上有分歧，但认为旅游挣 外汇是错误的这点是一致的。     初期，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旅游局造反派时也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机构是 挣外汇，我们的方针完全不同，绝不是为了赚几个钱，‘文化大革命’前挣取外汇的观 点是错误的”，又说“我们不是挣取外汇，而且争取同情”。到了1971年，“文化大革 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周总理说，“我们的旅游事业不是为赚外汇的，就是招待 外国朋友来中国访问参观。但也允许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自费来看看，完全拒绝不行。” 这样才开始接待自费旅游团体。     关于对旅游收费问题我受到两方面的夹击。外交部的领导要求旅游局不仅不能再赔 钱，而且要挣外汇，而局内同志却反对对所有旅游团收费。周总理在一次谈判接待旅游 外宾问题时说，旅游局光赔钱不行，对应该收费的还是要收费。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个指 示写了一个关于收费问题的报告，经周总理指示，收费原则是“开支加手续费”。开支 指旅游者在华的食、宿、交通费等，那时参观各个风景名胜点是不收费的，有的地方如 明十三陵地下宫殿、故宫、各个博物馆也只收少量的费，比如颐和园只收两角，而北海 只收五分钱。手续费初定为8％。     那时一切来华旅游者都通过旅游局联系经同意后，通知我驻外使馆发签证，来华后 由国际旅行社接待。旅游局（国旅社）既没有旅馆、饭店，也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所 有旅游者的食、宿、交通工具等费用都由各有关饭店、火车、航空公司及汽车公司拿去， 旅游局得到的只是一点手续费。而这点手续费是由旅游局给每个团派去的陪同、翻译人 员的服务得来的。所有旅游者花的外汇都统统上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每年给旅游局一笔 款子用来支付旅游者在各地的食宿、交通等费用。那时除新修建一个北京饭店新楼外， 北京还有新侨、前门、民族等饭店，能接待旅游外宾的床位只有2500个，但多数设备陈 旧，服务质量不高。关于收费，新北京饭店一般房间原来规定每天50元、30、20元不等， 后来又改为90元、60元、40元三等，全国以上海锦江饭店、新北京饭店为最高。对旅游 团收费，经过几年的讨论，逐步有了共识，财政部在1975年后还规定了我们收入外汇的 数字。从我的记录本的记载，旅游局在“文革”期间的收入情况如下：     （1）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4年实行新收费标准，共计约八年，共接待人数13， 514人，收入66、67、68、69四年，正是批判“外汇挂帅”时期，收入多少无账可查。 ②1971、1972、1973年，开始收取外汇，三年共收入美元2,673,649元。     （2）1974年实行新的收费标准，到1977年共四年，共接待人数80，345人，收美金 30，321，830元。这四年具体接待外国旅游人数及收入外汇如下：     1974年接待10，118人，收入美金373万元。     1975年接待17，102人，收入美金641万元。1976年接待21,125人，收入美金817万 元。1977年接待32,000人，收入美金1,400万元。     四年累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9％。     （3）1978年财政部给旅游局的任务是收外汇五千万元。我在这年8月调离国家旅游 局，在我的笔记本里记载该年1至6月共接待外国旅游者49,955人，收取外汇2020万美元， 时间过半，但任务未过半。 
<center>4．周总理亲自处理旅游事件</center>     自1972年我负责旅游工作以来，除了对内搞运动外，对外接待工作也出了不少事。 周总理指示要对送上门来的外国人做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的“新成就”和 对外政策。而许多外国人假借旅游团之名是来中国了解情况，观察虚实，了解中国内外 政策的，凡是旅游团提出要求要会见中国领导人、与学者专家举行座谈时，我们多数是 安排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方面的负责人、领导者、学者专家都受到批判，带了 “帽子”，后来有的平反了，有的被“解放”了。只要《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他的名字， 就使全国人知道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站出来了。因此许多人愿意接见外国旅游团， 因而可以在报上登载他会见外宾的消息。我们约请很多中国名人同外国各种旅游团会见。 除周总理外，有徐向前元帅、郭沫若、胡绳等。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同外国各种旅游 团座谈的次数更多。他们不仅要知道中国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文革”的情况，而 且还要知道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是我们宣传毛主席三个世界 划分的理论和反对两霸政策的好机会。当然我也遇见过一些较难回答的问题，如问为什 么你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许多国家那时只反对美国而不反对苏联，对于我们反对两霸 侧重反对苏联很不理解，有时在座谈会上发生争论。     同外国旅游团会见最多、工作最细的还是周总理，凡是外国来的大一点（指人数） 的旅游团，他只要能挤出时间一定要接见谈话。下面只举一两个例子。     一个日本海员旅游团已经结束在中国的旅游日程，买好机票当晚即将上飞机了，周 总理在我们的“情况反映”上看见了，马上叫我们请该团不要走，他要接见。我们当即 从飞机场把该团接回来，退了机票，等候接见。周总理忙到深夜，直到次印临晨二时才 接见该团，同他们详细交谈，仔细地询问日本海员的情况。他向日本海员们介绍，中国 海员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现在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陈郁就是海员出身，要他们去广东 （当时日本来往中国都只能经由香港、广州）时会见这位中国老海员，并要我们通知广 东省陈郁同志，要他接待这批日本客人，还要他亲自下厨为日本客人做他拿手的鱼招待 他们。我们当然打了电话，陈郁同志还真的接待并做了鱼招待他们。周总理常说送上门 的客人要好好地做工作，他真是身体力行，堪称风范。     1973年日本一个青年旅游团在西安参观，其中一位女青年突然晚上从西安人民大厦 屋顶掉下来摔死了。这件事引起了莫大的麻烦。事发后，周总理指示由公安部一位副部 长、我局一位副局长，速同法医等马上去西安检查。经过向日本团的人员了解知道，这 位女青年同团里的一位男青年很好，但在旅途中不断发生争吵，那晚是她自己摸上屋顶 跳下自杀的。公安部将调查结果写成裁判书，经过周总理亲自修改，并分别用了检查院、 法院的署名与公证，并要我们去电请她的亲属来华检查。她的父亲来到中国后，周总理 亲自接见并深表歉意。还派专人接待她的父亲去西安料理女儿的后事，他们对周恩来的 安排表示感谢。周总理还邀请他们全家每年来中国，作为他的客人旅游。1974年他全家 来了，周总理亲自接见。此后他每年都来，由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成了中国的朋友，加入 了日中友好组织。周总理逝世时，他去中国驻日使馆哀悼。周总理在旅游外事中，事无 巨细，做人民友好的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初，廖承志同志“解放”出来了，他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 当了华侨、旅游、友协等部门的领导，耿飓在政治局成为主要人物，主管军事和外交。 我们在他们领导下开了几次会，确定旅游局今后的大计方针，提出了旅游以赚外汇为目 的，并直属国务院成为副部级单位。     这一年在四川开会结束后，四川外办非常热情，招待我们各省市旅游局和外办负责 人去游览峨眉山及乐山大佛。我是第一次游久仰胜名的峨眉，但给我印象太坏。     “文化大革命”以来，风景秀丽的佛教胜地受到严重的破坏，有名的寺庙，文物佛 像遭到损坏，峨眉半山以下树木几乎全砍光改种玉米，远古以来的森林没有了，导致水 土流失，上山已几乎无路，而且沿途尽是大小便，有些地段几乎令人难以下脚。走到一 线天后，情况才好转，自此以上受破坏较少，但金顶大庙已烧毁，沿途的猴子群减少而 且凶猛异常。因常遭游人打击，它们也施加报复，成伙的抢劫游人食物，甚至有被咬破 动脉受伤致死的。我们去游玩时，游客不多，有少数善男信女，间有小脚老太太背着佛 像，手持香火登山拜佛的，他们在山上路旁寺庙住宿，非常虔诚。我们参观了几个寺庙、 风景区，最引人兴趣的是双龙穿珠，里面二泉汹涌从左右奔流而下，汇集成一泉飞瀑， 颇为壮观。我们没有走完全山，只走了半路就下山了。我被安排在曾经是蒋介石别墅的 一个高级招待所住下，当天同四川外办和旅游局负责人座谈，提出要开放峨眉山，先要 治理环境，必须把半山以下的森林恢复，修理好名胜古寺，美化旅游景点，管理和修理 住宿饮食场所，更重要的是恢复金顶的古寺庙等。     第二天去参观乐山大佛，住在大佛寺。乘船在江中看大佛已很好了，有人从山顶而 下去大佛身上参观更是有趣。我因下雨设有下去。乐山大佛巧夺天工真是一胜景，它在 两江交汇处，岷江与金沙江汇合，水流缓慢，我们去时虽有小雨，但雨点如直线，垂滴 江面，白点如珠，煞是美观。我们还由寺庙主持引导看现代郭沫若、古代苏东坡的居留 处，蒙他特别盛情将珍藏的苏东坡亲笔书字、诗词给我们欣赏。乐山自古以来为西蜀风 华文人荟萃之地，我们于途中参观了三苏祠，到处有古代三苏风流才华的传说，又有今 天大诗人、大学问家郭沫若的题词，至此才领会到西蜀的人杰地灵。     回北京后，中央已任命卢绪章为旅游局长，调我回外交部，从此离开了旅游局。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2:51

第十六章　三任大使，三种经历 
<center>1．出使尼泊尔：睦邻友好的使者</center>     1965年我奉命被派往尼泊尔当大使，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任大使，却不是第一次去尼 泊尔。1956年我曾任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去尼泊尔谈判并签订了中尼协定。我在西藏负 责外事工作同尼泊尔打交道最多，后来在外交部内又负责处理有关对尼事务，所以，对 尼泊尔及中尼关系并不生疏，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尼泊尔问题的专家了。中央和外交部可 能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派我去尼当大使。 
<center>精明的马亨德拉国王</center>     正如我在前面谈过的，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国家，是拉纳家族统治的君主国。历史上 曾受英国的侵略和控制，英国在尼享受有许多特权。印度独立后，它要继承英国在尼的 一切权利，并且进一步扩张其在尼特权，使得在政治、经济、贸易、交通、金融等等方 面都保持有特殊权利。拿外援来讲，尼泊尔当时要请求其他国家援助都要先得到印度的 同意，否则，它在交通运输上卡住，外国的援助物资就进不了尼国境内。这当然引起了 尼泊尔爱国人士的反对。     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较为英明，它对印度采取团结与斗争的策略，设法争取到美国 及一些西方国家的援助，但其重点放在中国方面。他看到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后， 中国对印度不再迁就，于是他在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同时，大力争取中国，想在中印两大 国之间保持平衡，以维护其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尼泊尔国王的政策是有效的，他在同印 度斗争受到威胁时，中国就支持他，我国陈毅外交部长曾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支持尼泊 尔反抗外来压力的立场，曾起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尼国上下的好感。最使尼泊尔关心的 是中尼边界问题。尼泊尔受到外界关于中国要扩张领土的谣言的影响，担心中国在将来 藏尼边界冲突上抢占土地，边界正式划定并签署了边界条约，树立边界界桩，尼泊尔就 大大安心了。我在解决中尼边界问题上主持了双方勘察队划定边界走向并树立界桩的事 务。我作为中方勘界负责人，对尼泊尔上界人员多方照顾，不仅在技术上（树界桩所需 一切材料、技术都由我方提供）而且在生活上提供食宿帮助，在中尼边界沿喜马拉雅山 脉工作是一种困难并危险的工作，凡是困难、危险的地方都是我国勘界人员前去完成。 我们秉承两国签订的条约办事，并没有丝毫占尼方便宜的地方。所以，边界问题的解决 使尼泊尔认识到中国支持弱小国家政策的真诚。为了帮助尼泊尔的建设，抵制印度、西 方国家援助的苛刻条件，中国根据当时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向尼泊尔提供无息、 低息、及赠送的贷款与项目，派出专家帮助尼泊尔修建小型工厂，如制革、砖瓦等能立 即见效工厂，同时还为尼方修建外国不愿承建的公路。所有这些对尼工作，我在西藏和 外交部工作时都曾参与商谈并执行。     当1965年我被任命去尼泊尔当大使时，自认为不仅是来自友好邻邦而且与尼泊尔有 着不一般关系的国家的大使，应该受到比较热情友好特殊的待遇。可是却不然。尼泊尔 国王要保持他的国家独立的形像，不偏袒任何大国，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保持中立 的政策，他只能在形式礼遇上按照国际外交惯例、常规程序进行，对所有外国大使都是 公开，平等的待遇。     前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是一位精明能干、深受人民拥护的国王。他要争取中国和其 他国家的支持，以对抗印度的控制，但他的国家那时还不得不依靠印度，比如出海口、 交通运输、经济支援等。他对印度当时运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是较有成效的，比如说 他设法争取了美、苏、英、法、中等国的援助，在尼泊尔进行了各种形式。各个方面的 建设，大的如修公路，小如一个小的诊疗所，都有外国参加。他要打破印度一家包揽、 封闭尼国的政策。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去当大使。     尼泊尔是信仰印度教的君主制的国家，宗教和王室的节日活动很多，每逢重大节日， 国王及王后都到场。外交活动如某国元首总理访问，他们也出席。凡是有国王及王后出 席的盛会，都要安排接见各国大使，这种接见是礼节性的，是按照国际优先权惯例进行 的。所谓优先权就是不论国家大小，不论与驻在国的关系如何，都一律按呈递国书日期 先后排列顺序接见。印度大使当时是到尼泊尔最早的大使，国王礼节性接见时按优先权 他是第一位，我刚到任按顺序排在最后，但在其他国家的临时代办或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之前。国王、王后接见时，每位大使大约有十来分钟。这种外交惯例，我不能违背，所 以我在这种场合，虽然想同国王多谈一点也不容易，因为到时国王的侍从和礼宾司长都 提醒我该告辞了。虽然我心中有所不快，然而这是外交惯例，我也不能违反。     尼泊尔是君主制国家，虽然两国有事交涉当然通过政府外交部长、总理，但重大事 件的决定权掌握在国王手里，因此，能同国王直接接触并交谈，不只是增进了解，增强 友谊，而且在解决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是极重要的。在公开正式外交场合，很难与国王 详谈，只有另找别的办法。 
<center>宫廷外交传友谊</center>     王宫内设有秘书处一类的机构，由国王直接领导，他们经管国王对外、对内活动， 有事要见国王须先要经过他们安排，但他们是公事公办，同他们亲近交朋友是较为不易 的。这些秘书他们消息灵通，特别对国王的想法与意见更是一清二楚。     拉纳家族统治尼泊尔多年，国家规定凡是王族近亲拉纳族的家庭，生的长子都是将 军，因此在加德满都有不少不带兵、不服军役却穿着军服的将军。这些将军住在很大的 宫殿式的庭苑里，享受着奢华的生活，但有的受到国王的宠爱，有的被冷落。     国王利用这些将军同各国大使交往，作为他争取这些国家的一种手法。其中有一位 将军同我使馆的武官来往，常来我使馆作客，我也因之同他结交了朋友。他常在他别墅 里设家庭小宴会，请一些王室显贵、王宫秘书等。我在他家中结识了王宫的主要秘书， 这些人有时透露一点国王的想法和意图，暗示我们可以对尼作些什么工作。而且结识了 国王的二弟与三弟，人们称为二王与三王，二王还负责一些王事，三王则管国家体育， 娶一位美国妻子。     国王同王后有时也参加这种聚会，因为是私人聚会，就不大讲究他们那套王室礼节， 完全以私人身份同我们交往。气氛轻松活跃，谈话内容自由广泛。国王很关心我国内部 情况，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际活动的情况非常关心，并对中国对当时国际一些重大 问题的态度更有兴趣，这是我解释我国对外和平友好、支持弱小民族和国家政策的最好 机会。我们的谈话不是国王同大使间的谈话，而是朋友间的闲谈，很自然地交流了观点， 增进了了解，也促进了友谊。     在这种场合，我还认识了在英国读书的王储（太子）、现在的国王比兰德拉。我见 他对中国有兴趣，即向国内建议邀请他来中国访问。他从中国访问回尼后，特别设宴招 待我使馆的外交官，大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所以，比兰德拉早在登基当国王以前就同中 国有来往了。     我也专门请国王、王后及王室重要人员来使馆作客，品尝中国风味的饮食，他们对 于吃中国菜很有兴趣。在这种场合不便于谈正事，但国王有时也问一些中国对国际大事 的态度，特别是关于西藏的情况。自然我也常宴请尼首相及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 比斯塔告诉我，有重要事可以不经过外交部直接找他，这是一种极为友好的表示，事实 上有几件较大的事我是直接找他解决的。 
<center>中尼友谊公路的修建</center>     尼泊尔是山国，因大山之隔，国内交通十分不便。首都加德满都为丘陵地带，它在 印度平原上有一大片领土为泰菜区，地处热带，气候炎热，但属尼人口稠密地区，尼泊 尔一些小工厂如火柴厂、黄麻加工厂皆在这个区域，实际是在印度资本控制之下。由泰 莱区到首都，印度人修了一条公路，通行汽车，公路只有二百来公里，弯道却有一百多 处，路窄弯多，又不平坦，常常出车祸。我曾乘自己的汽车走过两次，公路之险，弯道 之多，使我在车上头昏呕吐，比坐小飞机遇着大气流还难受。而这条路当时就是尼泊尔 唯一通往外国的交通要道。因此，尼泊尔国王急于想打开另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     此事两国政府一谈即成，由中国出资出人才（专家），修建中尼公路。这条公路也 只有二百余公里长，但它是向喜玛拉雅山南麓开辟山道，而喜玛拉雅山本身据说尚在成 长，南麓山陡泥石很多，常常塌方，被人们视为修路的禁区。中国承修这条公路，遭到 许多人反对，特别是印度，再就是美国，认为这是一条中国向南亚扩张的战略公路。一 旦有事，中国军队可由西藏经此公路直插印度半岛，威胁印度洋。反对之声虽高，并不 能压下尼国王的决心。所谓中尼公路是由加德满都修到中尼交界的樟木桥，桥以北为中 国西藏所属地区，由桥至拉萨要翻越喜玛拉雅山高逾千丈的聂拉木；到拉萨尚有七、八 百公里。而那时的拉萨和西藏全境刚完成土地改革，生产仍然低下，中国内地正遭受三 年灾害之苦，接着又在闹“文化大革命”，所谓中国要扩张到印度平原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条公路在我去当大使前已开始动工，中国专家约有200余人，设有中国专家办公 室。按照我国规定，我援外专家享受同当地专家同样待遇，不干涉受援国内政治，不附 任何条件。我国修路专家认真能做到了这点。公路分若干段修筑，我专家即分配到各段， 同尼方人员，同吃同住，共同劳动。特别是招来的尼泊尔民工，受到中国专家平等待遇， 不但不打不骂，还教他们技术，因此关系处得非常好。按规定，每个尼泊尔民工工作一 天付给若干工资（尼泊尔卢比），开始这些工资交由尼官员发放，但他们贪污不发或者 少发，民工要负担自己的伙食（尼民工大都吃玉米，用火烧一下即就凉水吞食），大大 影响了尼民工的情绪。专家组知道这种情况后，就向使馆提出应予解决，是否可由专家 组各段负责向民工付工资。此问题经过与尼多次商讨，后来协议，每修筑若干公里给尼 方监工官员若干监工费，民工的工资由中国专家按其修路进度发给。这才使尼民工得到 应得的收入，而尼官员也赞成，因为他们扣发贪污受到尼民工的反对，现在既可得实惠， 又做了好人，何乐而不为。这样一来，中尼公路修筑进度较快，预定在1967年春天即可 完工。按双方协议是修筑一条碎石面公路，后来尼方提出要求改为柏油路面，自然增加 了经费又延长了峻工日期。这条公路按照国际标准路宽与坡度及直线的要求，在尚未修 毕前已轰动尼首都各界，外国使团及记者、旅游者都去参观。尼负责公路的交通大臣已 由我陪同去视察了几次。人们都向使馆打听何时通车，如果要举行典礼一定要邀请他们 参加。     通车典礼订在1967年6月，我报告国内说明这次通车典礼的重要性，要求西藏自治 区及外交部派负责人参加，要求在樟木桥修建一座大厅，定名为友谊桥。由我方负责举 行一次招待会接待参加典礼的客人。尼方也极为重视，国王派二王（他的二弟）代表他 参加，于是尼政府各大臣夫妇，各国驻尼大使及使馆人员，外国记者，尼知名人士，更 少不了拉纳家族的体面人物约二百余人，浩浩荡荡由加德满都向友谊桥进发。友谊桥大 厅内已由西藏自治区派来的副主任、西藏外办、外交部有关人员布置就绪，举行剪彩仪 式后即进行招待会，由中国方面准备的中国菜冷餐招待。     我在这次典礼上是最忙的一个，先期来到友谊桥检查他们布置的情况。那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支援尼泊尔，国内的红卫兵、造反派都很积极，但对于接待 尼国王二弟及各大臣，他们则认为对方是专制压迫者，不设专座，还要招待一批尼民工 到会，与尼国王代表、大臣及各使节站在一起就餐。我见到后赶快纠正，说此事由我负 责，不能采取国内“文革”中那种作法，总算说服了这些“革命派”，把一场典礼应付 下来。这个通车典礼在尼国内及外交上引起很大反响，尼方认为这是中尼友好的表现， 有的外国人则认为这是中国取得在尼特殊优势的表现。尼泊尔青年学生和一些民众都很 高兴，特别是尼泊尔穷苦民工因参加修公路得到工资改善了生活，对于中国和中国专家 都非常友好。     但由于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有令我这个友好大使感到为难的事。     中尼公路通车后，西藏自治区派三个歌舞团来尼表示祝贺和感谢。这个歌舞团由汉 藏族青年组成，带来国内“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歌舞内容。我先在使馆内举行 一次试演，并请尼外交、文化各有关负责人来观看，实际是要他们审查一下节目。他们 在看后一面表示高兴，说节目很好，可以在尼公演，但又说有些节目如反对美国帝国主 义、反对印度反动派等，不适宜在尼演出。我认为他们很对，于是同歌舞团负责人商谈 去掉这些内容。他们同意了。但是在演出时，他们却用藏话喊出这些口号，尼方官员及 群众听不懂，参观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和平队人员也听不懂，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交涉， 但歌舞团这种作法使我非常不满。他们在广场上公开演出时，尼泊尔人及外国旅游者拥 挤不堪，看台压垮，几乎出了人命。于是我借机提出缩短演出时间，早日回藏。     这时，我深深感觉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太大，使我对国内来的“文革”风 完全无能为力。1967年7月我回国治病，病愈后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69年我 才正式辞去尼泊尔大使职务。 
<center>2．出使越南：两国交恶，慢待来使</center> 
<center>中越关系为何由友好转变为敌对</center>     1978年我被派往越南去当大使，而那时两国之间的火药味极浓。     原来中越关系极为友好，从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击法国的胜利是在中国的支持下 取得的，后来又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和国际上的承认。1961年美国插手越南，越 南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这几十年间，中越关系是“同志 加兄弟”。     期间中国派驻越南的大使是受欢迎的。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的鲜血洒在越南 的土地上，所以称中越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中国大使在越南不只受到热情款待而 且在越南人民中受到了尊敬和爱戴。     轮到我去当大使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1975年打败美军统一南北越之后，越南军队的枪口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 准了中国，声称中国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敌国。它在两国边境上不断制造事端，挑起冲突， 抢占中国领土，毁烧房屋，使中国居民不但不能正常生产、生活，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 在中国政府一再建议下，1977年中越两国召开了边界谈判，在会议桌上越方提出中国不 能接受的无理主张。越南一面谈判，一面却以突然袭击方式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 岛屿。在中断了中越边界谈判后，越南打着恢复历史边界原状的口号，欺骗越南人民， 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大量制造事端，不断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采取 了克制态度，主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对入侵的越南人员进行说理劝阻，不对打，不 对骂，不开枪，甚至在越方打死中国人员时，中国也没有还击。但是这种忍让和解的态 度，被越南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在边境上大干起来，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驱逐华侨， 在边界上制造流血事件，仅1978年上半年内竟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军民300余人，真是欺 人太甚！     此外，越南还加紧迫害华侨。中国在越南约有百来万华侨，在西贡就有60万，有钱 的人居多，其中约一万多为大商人，但他们都积极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当时越南党的 总书记黎笋。在南方工作时曾受到华侨的保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其反对美帝及 吴廷艳的斗争中得到了华侨的支持，所以越南的华侨历来同越南政府的关系很好，越南 也很重视华侨问题。1974年越南方面强制要把南方华侨定为越南籍人，对要保留中国籍 的华侨进行迫害。他们从1977年开始就大举镇压华侨，剥夺他们就业升学的机会，无故 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公安人员随时间人华侨住宅，强迫填写“自愿回国书”，乘机 搜查、敲诈、没收财产，华侨受尽殴打折磨，到1978年8月就有16万华侨被驱逐回中国。 1978年中国提出两国政府谈判华侨问题，谈判无结果，中国侨委会决定派船去越南接回 华侨。消息一传出，许多华侨纷纷向越南政府申请回国，引起越南政府不满，一面拒绝 中国派船，一面镇压要求回国的华侨。8月初，越南公安人员对集结在河内的华侨进行 突然袭击，逮捕百余人投入监牢。中旬又在友谊关外向要求回国的大批华侨进行屠杀， 造成百多人的伤亡事件。越南迫害华侨问题闹得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我去越南时，越 南已驱逐华侨达25万人。     1978年12月，越南举行庆祝人民军建军34周年集会，会上越南国防部长作报告说越 南随时准备打一场大的战争，要建立一支“无敌的军队”，“决心打败一切敌人”。越 南把中国当作“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在靠近中国边境制造“净 化区”，把与中国有来往的居民统统赶走，派出公安、特务人员，调集20余万人的精锐 部队，明确要对中国进行“进攻战略”，修筑大量工事和军事设施，在“净化区”内住 上“冲锋队”、“敢死营”，不断侵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边民生产生活，绑架中国人 员，制造许多流血事件，到1979年初侵犯中国边境地段达162起，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 中国军民。     中国政府对越南这种越界挑衅、枪杀中国人员的侵略行径，一再提出抗议和警告， 越方置之不理，乃使中国政府提出要加以“惩罚”的警告，中越关系日益紧张。我就是 在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极浓的情势下去越南当大使的。 
<center>临行河内前感觉到火药味</center>     当我接受去越南当大使任命时，我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很可能不会长久。作为 大使应该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我知道以当时两国关系及双方决策人的言论 来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很难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要作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准 备。对一个当大使的人来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形势。     所以我在去河内前先去广西，由广西自治区派人陪同我去沿广西与越南接界处，从 睦南关直到北海与越南海上接近地察看了一下。昔日双方来往的睦南关口现在已无人走 动，通越南的火车停了，站台上冷冷清清。关上两边山峰丛林中双方都埋伏有不可估量 的火力。东兴与越南老街只一水之隔、一桥之通，当年从桥上或涉水（白伦河平时水不 深，涉水可过）而来上千的越南边民在东兴镇上做生意，互通有无的繁荣景象，现在没 有了，桥从中间断了，河上无人无船了。东兴县的同志告诉我，在越南与美国、南越军 队作战时，东兴不只是他们的后方，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被敌军追击时他们就跑过来 了。我在沿边境看到的，在许多地方中越边界只隔着一条小沟，不用说跳，只用跨一大 步就过来了，他们那边没有居民，只有武装人员活动，而我们这边民宅遍布，甚至有小 型工厂。地方同志说，打起仗来，我们虽然地势不利，但有准备。沿途所见，双方虎视 耽耽，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