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4:17

<center>中国大使处处受冷遇</center>     大使馆是国家派出机构，它应当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的情况，特别是两国 关系及与本国有关的动向，及时报告本国政府。这点是当一个大使应该做到的。但是当 我到河内后，却被一层冰凉的围墙包围起来。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应到驻在国外交部，送交国书及颂词的副本，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递国书时间及程序，这些都是国际惯例。那时越南国家主席是孙 得胜，礼宾司的官员告诉我他因年迈不能接受我的国书，改为副主席阮友寿接受。当我 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向阮友寿副主席呈送国书、行完仪式后，他同我的谈话是冷淡、谨 慎和短暂的，面部毫无表情。其实阮友寿在南方抗美时，受到中国极大的支持，他原来 对中国是极为友好的，现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原来友好国家的大使，不显 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这就是政治。     后来安排我同范文同总理会见，他不但是中国的老朋友，还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奠基 者之一，他同我的谈话只是应付，对当时两国间许多重大纠纷闭口不谈。只向我说了两 点有份量的话，一是声明外间传说他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出卖了印支各国共产党的事，完 全是谣言（这件事我国内曾揭露并给予批判），不能轻信。另一句话就是说两国间一切 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说这话的语气是生硬的。我过去在外交部工作时，不管越 南的事，没有同范文同会过面，但他经常来中国，他同我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我都见 过，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老革命家，是长者，是胡志明的战友和越南国家和党的重 要领导人，对中国友好。在日内瓦会议和抗美救国战争中，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 总理不但配合得好而且友情也深。自越南北南统一，黎笋一伙上台后，他对越南国家的 决策权就逐渐减少了。     中国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新任大使要拜会越南国会、政府各部门和军方各单位 的名单，这个名单不是这次新提出的，而是根据过去历任新大使拜会的惯例提出的。但 是越南外交部却不顾过去的惯例，除安排我拜会国会委员长外其余一律不安排会见。     当时越南国会委员长是长征，也是中国的一位老朋友，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都 是很好的。但他这次同我会见时态度也是冷漠的，只说了一些应付的客气话，连对当时 还健在的中国几位老同志也是他熟悉的朋友的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     新大使到任照例要举行一次招待会，同驻在国政府各部门和各国大使及夫人和外交 界人士见面。在我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上，越南政府只来了外交部的礼宾司长及主管中 国事务的司长，一位政府部长也没有来，与过去政府总理或副总理及好几位部长来参加 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的热烈程度显然不同。     作为大使必须要同驻在国外交部打交道，但我同越南外交部来往却很少。越南外交 部按其惯例，由外交部部长出面宴请外国新上任的大使，出席主持宴请我的却不是他们 的部长，而是排位较低的副部长，这就有点出了格，加之他谈话较少，显得宴会是一个 形式。我当时心中很不满意，但也不得不说一些我来谋求友好与和平的话，我不能表现 自己没有适当的修养，但也不能低声下气乞求善意。     我必须去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 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 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 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 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但也出现过一两次双方协商解决的事件。一次是我国军用飞机在试飞中迷航误人越 境坠失，越南开始大为紧张，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或者越境侦察。我接到国内指示立 即向越方说明飞机是因迷航误入，希望谅解。并建议双方派人前往出事地调查。越方正 有事于南方，准备进攻柬埔寨，不愿扩大此事件，即同意派出人员会同我馆武官处一同 前去调查，结果证实是迷航误人，两名遇难的我国空军人员尸体，经验检后将遗体送交 我国派人领回。还有一次是无故扣留我渔民案件，当时在两国海上交界的渔船常常发生 纠纷甚至殴斗。这次却是我渔船误人越领海，经交涉后放还。可见在某些问题上，只要 双方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摆事实还是能和平解决的。但也只是这两件，其他方面两国交 涉是愈谈愈恶化。比如两国铁路接轨处，历来是由中国铁路局在该处管理员负责修理， 现在突然越方说那里是它的领土，中国领土在该处约二十米外，竟然拒绝中国铁路局人 员前去管理或修理，甚至出动武装人员殴打中国铁路员工。从而使该段铁路不通。对此 案件我们就交涉不通，酿成双方铁路人员在那里争执与斗殴不停。我们也知道越南这样 做有它反对中国，准备与中国闹翻的企图，不是我们大使馆与它的外交部所能解决的。 
<center>李先念指示要应付“非常局势”</center>     我去河内前，曾受到当时主管外事的副总理李先念的指示，要使馆短小精干、做好 党和国家的耳目。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主管越南工作，要我作应付非常局势的准备。     我已感觉到中越间有发生大事的可能，我不是去开展关系而是去应付事变。我去河 内后，即同使馆内各部门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当时经历了一年多的维护华侨与撤侨斗 争、撤退专家、撤销总领事馆与领事馆、边界斗争的交涉等重大事件，使馆人员都感到 愤慨与悲观，不知中越关系将走到何处，使馆的任务将是什么。我了解了情况，向全体 馆员（虽然撤退人员，使馆尚有88人）讲述国际形势、中越关系及我们的对策，说明今 年将是中越关系大转变的一年，也是使馆工作大转变的一年，中央要求我们短小精干， 应付非常形势，团结一致，当好耳目。     使馆的任务就是要在转变形势下存在下去，执行中央的方针，先从精简着手。馆内 各部门人员减少，撤销一些部门（如领事部民航处），决定女同志全部回国，休假的及 应休的先走，使馆只留下34人，但内部警卫仍要加强。然后烧毁一些可毁的文件，清查 武器及仓库，专家走后他们的大批货物、用品及汽车留下的，进行清理后，不用的尽快 送回国。对留下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越南只有5000万人口，战争几十年，现仍有正规军150万，并继续征兵。它南侵柬、 北反华，在中越边境由原来的2个师现在增加到9个师，对柬准备13个师。同苏联缔结友 好军事同盟条约后，除了经济援助外，主要是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地对地 新式导弹，米格23飞机（当时苏联最新式战斗轰炸机），苏军事专家超过六千人。他们 认识到中国是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反对越南吞并印度支那的，所以除对中国实行包围 外，更准备以武力攻击。越南的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了亚洲和东南亚各国极度不安。     我们为了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为了维护亚洲及东南亚以及祖国的和平与 安全，必须坚持反对大小霸的斗争，结成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因此要坚持在越南的大 使馆的前哨阵地。要全馆人员认清形势、明确职责、团结一心、执行中央指示，不怕越 方孤立我们、包围我们、造谣中伤我们，坚守阵地，反对一切紊乱思想和畏难情绪，我 们还要设法展开外交活动，打破孤立。 
<center>中国大使馆被监视起来</center>     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门前有一个小公园，这个街心公园虽不大，在河内城内还是少有 的，所以过去游人较多。现在几乎没有游玩的人，只有越南的便衣及警察，禁止大人小 孩人内，成了他们监视使馆的暗哨，不许越南人、华侨进入使馆。大使馆后门原来有一 条大街是越南高级官员的住宅区，现在那条街也禁止“闲人”及车辆通行。使馆周围的 房子的住户都换了人，我们已察觉那些房子里常有人持着望远镜向我们使馆里窥视，中 国大使馆完全被包围和被监视了。     越南外交部曾通知各国大使馆，使馆车辆只允许在河内城郊10公里内活动，若去外 地需要取得外交部同意。我国大使馆曾因处理我驻海防机构事务（即撤销机构搬运东西 回使馆）允许去过海防，其他各地都不批准中国大使馆的人前去。我曾想去西贡（现在 改为胡志明市）看看，那里原来有我国众多华侨，曾设立过总领事馆，但越方不批准。 越南曾组织各国使馆人员去西贡参观，竟不邀请中国大使馆。我的车子一出大使馆，后 面就有车子盯梢。     河内的中国大使馆，房子虽然旧点，但院子很大，房屋很多，院内有球场、游泳池、 电影厅等，我们每天下午吃饭后在院内活动，为了保密起见，院内不许谈论公事，更不 准谈论有关国家和外交上的事情。越南方面并不能完全封锁我们，我们的采购员每天要 去市场购买新鲜蔬菜及食用品，那时这些好一点的菜。肉、鱼都较少，但我们采购员是 老河内通，他有一些老朋友，他不但能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食品，还听到不少消息。越 南政府反对中国，年轻一代越南人受政府的宣传反对我们，但多数老百姓不反对中国， 反而对其政府反对中国不满。原因很简单，过去同中国友好时，虽然在战争年代，越南 市场上不缺少日用品、生活必需品甚至粮食衣物，这些都是由中国运来，连小学生的作 业本、纸张也是中国来的。现在抗美战争胜利了，但同中国闹翻了，结果连是越南市民 生活极度困难，所以老一点的越南人都向往中国。     越南那时同几十个国家建交，在河内驻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其中分为苏联东 欧国家的，西方国家如法、英、北欧几个国家，再就是亚洲国家日本、朝鲜、东南亚国 家和非洲少数国家如埃及等。     外交活动越南方面不能封锁。上述几类国家在外交活动中自然形成几个小集团。无 论在越南方面举行的，或者各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会，这些国家的大使就各自聚 在一起聊天。在这种场合，我首先是有礼貌地同建交国家的大使或参赞打招呼握手，我 的活动大半是在法、英、北欧国家大使、特别是亚洲建交国家大使中进行。这些大使、 参赞们对中国友好，我们交谈也较有兴趣，相反越南政府参加的官员显得较为冷落。     苏联东欧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员总是聚在一起，同其他国家大使、外交官交谈很少。 那时苏联正因占领阿富汗受到全世界反对，虽然越南吃得开，但在外交圈子里是孤立的。 西方及亚洲国家大使们愿意同我友好交谈，越南进攻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他们 都要想从我这里知道事件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政策。     我同他们接近后，知道他们及他们的政府对越南当时的政策与作法不满，对印度支 那及东南亚形势的担忧，自然就有了共同语言，这也是我宣传我国政策的极好机会。我 利用使馆的优越条件，经常举行各种集会、茶会、看电影、打球、游泳、会餐等活动。 一些国家的大使也常请我去吃饭、喝茶或看电影，这些外交活动越南政府不能禁止也不 敢禁止。这样我在河内就不是孤立的，越南政府也封锁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思想还是受了“左”的影响，对柬埔寨形势了解得太少， 虽然我是从国内外交部得到关于柬的情况，认为民主柬埔寨力量较强，受到柬人民拥护， 去年又打败了一次越南的入侵，所以我对各国大使把柬抗越的形势说得太乐观了。对于 波尔布特，柬共在柬国内的统治地位也说得太强了，因此比较有信心地向这些大使们讲， 柬能顶住越南进攻。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错误的。 
<center>我被召回国后战争爆发</center>     1979年初，我接到外交部来电要我回国述职，我就知道中越之间将有一场武装冲突， 将使馆应变工作布置完毕后，我即乘中越通航最后一次班机回国，到北京不久之后，自 卫反击战就开始了。     关于那次中越边境战争，当时越南方面宣传得很多，说他们如何打败中国军队，打 死打伤若干人，如何把中国军队赶出国境，但是不同意外国记者去边境战场查看的要求。 中国则对战争情况及双方伤亡损失不作任何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自1979年2 月17日起到3月16日止，分云南、广西两方面出击，进行了28天，攻克了越南的谅山、 高平、老街三个省和17个县、市（镇），给这些地区的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 性的打击，并摧毁了越南在北部地区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附带说一句，这些 工事都是用中国援助作为抗击美国军队用的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胜利地 完成了严惩越南侵略者的任务后，于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接着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发表声明，叙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在中越关系恶化到以武力 冲突的地步，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越两国之间的争端。中国 建议在中越双方同意的地点迅速举行适当级别代表的谈判。经过中国方面的一再努力， 双方同意以副外长级的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国方面派出以副外长韩念龙为团长，我 以大使任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往河内，于4月18日举行第一轮中越谈判。 
<center>不欢而散的中越关系谈判</center>     在代表团赴越南之前，我们代表团成员包括亚洲司副司长梁枫，条法司副司长及越 南处处长和专家顾问等集中在钓鱼台6号楼进行讨论研究和起草文件。当时我们认为这 次谈判由于越方的态度不会取得结果。越南早已控制老挝，现在又侵略柬埔寨，已实现 了它吞并印度支那三国组成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的，要它撤出柬埔寨，归还柬 的独立主权是不可能的。但它独霸印支，威胁到泰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引起了亚洲 各国的恐惧。泰国正严阵以待准备坚决抵抗侵犯泰国的越南侵略军，东南”亚各国在越 南的威胁面前进一步加强了团结。菲律宾总统谴责越南在泰柬边境集结军队，严重威胁 泰国的中立。东盟国家外长会议一致要求越南立即从柬泰边境和柬埔寨领土撤出全部军 队，停止输出难民，呼吁全世界制裁越南当局输出难民的罪恶行径。加之苏联作为其盟 国，在越南占有军事基地，金兰湾已为苏联空海军使用，苏联实现了南下政策。这不仅 是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太平洋、印度洋及世界的和平。所以中越这次谈判不解决这些 问题就得不到和平与稳定。     越南试图不改变其总的反华政策，只求解决具体的边界、华侨、侵略边境领土等问 题。因此，代表团感到谈判任务艰巨，必须从世界和东南亚的形势入手，方能根本消除 霸权主义的危害，恢复中越两国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本着这种考虑，代表团拟 定了此次谈判的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发言的稿件，报经中央批准。     中越谈判经双方商定第一轮在河内，于4月18日到5月18日举行。在第一轮会谈前双 方副团长开预备会，确定一些事务性的安排，会议采取不公开方式，不要记者参加，会 议记录各方自己进行，双方并不核对会谈内容，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向外透露等。接着中 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全体会议，中国方面提出处理中越两国关系八项原则建议，其主 要内容为：     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通过和平谈 判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二、双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 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 任何一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三、双方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两国边界线，并以中法界约为依据，谈判解决中 越边界领土争议问题。     四、双方互相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根据当前国际海洋法有关规定，公平合 理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权和大陆架。     五、西沙、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越南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并 从其所占南沙群岛的岛屿撤走其一切人员。     六、所在国政府对对方国家的侨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驱逐出境。     七、越南政府强行驱赶到中国境内的越南公民，越南应尽早把他们接回越南，并给 以妥善安置，中国政府愿提供一切方便（那几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国外，造成东南 亚国家、香港的越南难民灾害，逃往中国的也有数万人）。     八、关于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关系，将通过两国有关部门协 商解决。     中国代表团的八项原则建议是合情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反映了中国要求改善中越关 系的真诚愿望。但是越南方面却提出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扩大争论的主张，竟公然指责中 国挑起边界战争。反对越南，坚决反对中国所提的八项建议，提出要中国改变“反对越 南”政策，这次谈判不应谈及第三国和与两国关系无关的问题，以此作为两国谈判的基 础。     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指出，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完全是越 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任意践踏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越南当局把 中国视为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重大障碍，竭力进行反华所造成的；要恢复两国的正常 关系，维护印支及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就没有共同基础，难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第二轮谈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争论的问题仍然是在谈判的共 同基础问题上。     越方开始反对谈霸权主义，后来提到的霸权主义是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并举出许 多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例子。连日内瓦会议中国总理与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决军事分 界线的事，也说成是中国强加于越南，是属于霸权主义的行为。他们还反对谈论越南侵 略柬埔寨问题，认为谈这个问题就是干涉第三国事务，中国支援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也 是中国企图谋求霸权的行为。这样，费时近半年多的中越谈判除了双方争吵一阵外，毫 无结果。     在北京这一轮的会谈，拖的时间较长，原因是越南代表团团长请假曾回河内一次， 回来后在谈判桌上提出一个在中越边境地区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草案”，把中越谈判 的内容限制在中越边境纠纷这一点上，这是中国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两国会谈要谋求根本解决问题，双方应当讨论共同保证、遵守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前述八项原则 建议的基础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新的建议，即中国政府愿意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与 越南方面共同宣布遵守五点，即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二、不在印支、东南亚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     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国家，不发动侵略战争，不实行军事占领，已派驻 外国的军队立即撤回；     四、反对为任何国家集团的霸权政策效劳，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五、不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     总之，中国代表团一直坚定明确地主张，如果越南方面确实愿意恢复两国正常关系， 恢复印支、东南亚和平，就应该与中国一道讨论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双方谈判的距离 太远，谈判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根据当时两国关系与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我不再去河内，即：我国河内大使馆不派 大使只由临时代办负责，虽然越南驻中国大使仍然驻在北京，这表示在外交关系上中国 对越南的一种冷淡。降格态度。我于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腊当大使，从此就同越南没有 来往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国在武装冲突后进行谈判，引 起了各国的关心与注视，更引起各国新闻记者的重视，虽然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不多，而 要求采访中越在河内谈判情况的记者却不少。在每次会谈后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中 国代表团就成了各国记者提问的中心。由于双方商定不公开对外泄露谈判的内容，所以 对于记者的询问，韩念龙团长只能谈一些我国一般原则性意见，满足不了记者的要求。     当时各国新闻界关心的是中越关系如何发展，中越会不会继续作战，双方争论的焦 点是什么，是否有妥协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协等等。各国驻河内的大使也常找我了解情 况，我与他们约定，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后再约时间同他们一一会谈。     所以在中国代表团结束第一轮会谈返回北京时，我尚留在河内一个时期，除与越方 商量第二轮会谈的事宜外，主要时间是与各国大使会见，告诉他们我能告诉的会谈的情 况，并说明中国政府的方针，会谈将继续，战争将不再会发生。     在北京谈判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较多，每次记者招待会提问的人不少。我曾主持 一两次招待会，并经过允许透露了我国对越南援助约200亿美元的主要内容，包括军火 援助项目，这些从未公布的数字引起了记者们莫大的兴趣。 
<center>3．出使希腊：“文化大使”，传递友谊</center>     1980年我被派去希腊当大使，这在我外交生涯中增添了另一种经历。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4:30

<center>希腊：西方文明的发源地</center>     希腊是我久仰的文明古国，被称为西方文化的摇篮。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它光辉的功 绩，处处都有名胜古迹，神话般的遗址。爱琴海环绕希腊半岛，风光秀丽，景色迷人， 成为世界旅游的圣地。我接受任务后，即在出国前尽量学习了解希腊的情况与历史，可 惜那时尚找不着一本介绍希腊的中国书籍。有一本翻译的（希腊简史），是第二次大战 时美国为在希腊登陆的美军之用印刷的，内容十分简单，而且多半为了美国士兵知道希 腊风俗人情以及如何对待希腊人而写的。我感到我们的知识文化界原来被称作“言必称 希腊”的，竟对希腊了解得如此之少。     在两国关系来说，中国与希腊在1972年6月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互派大使，1979 年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访问中国，中国外长也访问过希腊。两国签有民航、海运、文化 等协定，因希腊那时是海运大国，拥有世界航运中最大的吨位，但中国那时对外贸易额 小，航运不发达，又兼两国商品结构不对路，在通商、贸易方面数额很小。但两国间没 有任何纠纷，也没有什么需要合作或解决的问题，彼此互相尊重，是属于一般的友好国 家。     我去雅典担任大使时，正是希腊加入欧共体后国内经济调整时期。在对外关系上， 希腊与土耳其历来是敌对国家，又因为塞埔路斯问题双方唇枪舌战，爱琴海天空布满火 药味，关系紧张。这些情况我们只能作为一个中立旁观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对局 势的发展却要十分注意。     我这次去希腊，只有外交部嘱咐要保持友好，注意地中海及巴尔干情况发展外，远 不像去河内时那样受重视。     但是我自己要问去希腊当大使要作些什么？当然是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进行调查研 究，找出发展关系的可能与共同点。我除了呈递国书、拜会希腊政府军政各部及议会负 责人、纵谈中国情况和两国友好外，还常约会希外交部秘书长，阐述我国对外政策和对 国际事务的态度，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关于国际间的重大事件，希腊政府也 愿意知道中国的态度。自然我也要了解希腊政府的立场。在这些方面我们增加了相互了 解。希腊方面无论是外交部或其他部门都不大知道新中国的情况，但却对中国有兴趣， 这给我阐述我国情况的好机会。希腊是民主开放国家，各国大使的活动不受限制，我除 了与执政的新民主党发生交往关系，对于其他政党、议会反对党，无论左派、右派都可 接触。希腊议会议长是希中友协的名誉会长，这样我们利用希中友协同议长结成友谊。 原来希中友协是由一些希腊共产党中亲中国的一派主持的，他们吸收会员比较严格，他 们认为左派才能参加，也由于希腊在二战后，希共领导与美英支持的希右派发生了大规 模的战争并遭受了镇压，所以，在希共影响下的希中友协采取关门主义，业务不能发展。 我去了后，一再说服友协负责人要大大开放大门，广泛吸收与中国友好的人士，不管他 是那一派，只要愿意了解中国，表示要同中国友好的各阶层人士都可参加。我们使馆帮 助友协组织了几次公开活动，比如说请中国大使作报告，开有关中国情况的图片展览， 放映中国电影等，加之国会议长也积极参加各种集会，使得希腊各界人士较多的了解中 国情况，希中友协也扩大了。     在同希腊各界人士接触中，我特别注意结交希腊科学文化界，先与希腊科学院正副 院长进行拜会交谈，结识希腊科学院某些著名院士学者，比如希腊前总统拉梭斯，他是 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曾在政治上有过影响的院士。我曾数次访问他，并请他夫妇 来使馆宴会，建立了友谊。他除了向我讲述希腊古代文明及其对西方的文化的影响，更 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向我询问了有关中国文化演变的问题。像这类学者我结识了不少。 我们在交谈中逐渐有了共同语言，认为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发源 地，我们应该从交流希腊与中国文化入手，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一些贡献。我向国内有 关部门提出应在希腊多作些文化交流工作。过去国内有关部门对于希腊不大重视，凡有 出国展览也不去希腊，在我用使馆名义要求下，在希腊开了几次展览，如中国绘画、中 国瓷器、中国出土文物以及中国戏剧表演等，这些活动在希腊引起很大反响，使他们看 到与他们传统文化绝然不同的另一种东方文明。     我一直对历史很有兴趣，曾经在工作之余看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60年代国内兴起 了学历史热，公家还发给了我们每人一部《资治通鉴》，我都找时间通读了一遍。到了 希腊这个文明古国，为了同希腊各界人士特别是文化科学教育界能有共同语言，我也抽 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希腊古代与现代的历史书籍。我自己能看的只是英文，而英文有关希 腊历史的书大半是西方人写的，不能完全反映历史。我们使馆有学希腊文的，有希腊文 翻译，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读了一些希腊人写的历史和有关希腊文化的著作。     为了进一步了解希腊近况，我曾去希腊各地旅行，广泛结识希腊各地的知名人士， 了解希腊地方的实际情况。希腊只有13万多平方公里的版图，而岛屿面积占2万多，每 个大岛都有它自己的传统习俗与历史传说。克利特岛是希腊最大的岛，它的历史与文化 发展却远早于雅典和希腊半岛其他城邦。这个岛在公元前2800—1450年前就建立了米诺 斯文化，米诺斯王国曾建有克诺索斯王宫，现在供考古者，历史学家和大批旅游者参观 这个王宫的遗址，称为迷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公元前1600—1400年间建立有迈锡尼 王朝和有名的迈锡尼文化。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生有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由迈锡尼王朝 纠合全希腊人发起的。希腊文化光辉时代的希腊城邦奴隶制度，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 创立的，大约是在中国春秋时代。     真是无独有偶，希腊城邦时代与中国春秋都正是两个文明古国文化发展高峰时代。 中国那时是百家争鸣，出了著名的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 文化。而希腊却出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等影响西方文化深远的伟大学者。 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作者），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历史作 家希罗多德，以及著名演说家狄摩西尼和科学家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德。从他们的著作中 我们看到了今天西方文化的渊源。     在我初步学习了希腊古代文明以及在亡于土耳其的侵占及其破坏的经过后，我想了 解现代希腊的复兴。我同许多希腊学者交谈，他们一面痛恨土耳其几百年统治对希腊文 化的摧残，但又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复兴希腊与土耳其作斗争的历史。他们告诉我欧 洲国家如何在中世纪发现希腊古代文明因而产生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今天西方文明的 基础。     我进一步认识到希腊这个欧洲国家确同中国有共同之处：     第一，都是文明古国，在公元前几百年他们都有过百家争鸣的光辉的时代，而那个 时代的影响不限于他们本国，真正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发源地。     第二，他们都有受外来侵略欺辱及亡国的历史，他们为了复兴国家民族，为争取独 立自主曾付出了几代人的牺牲代价，希腊的真正复兴独立还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事。     第三，我们两国现在经济建设都比较落后，中国是个大国，但也只在领土、人口、 资源方面比希腊大，经济上那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封闭锁国的局面， 希腊却是一个开放国家，它的工业微不足道，而航运旅游却不只高出中国，在世界上也 占重要地位。     我找到中希两国相同与不同之处，就便于进行争取友好工作。我除了参观希腊著名 的古迹名胜外，广交希腊的有名学者专家，建立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使者的形象，同时还 结交希腊著名的航运家，船业大王，参观他们的造船厂，了解到有一些中国人当了他们 航船的海员。在参观旅游的过程中，了解到希腊旅游事业发达的途径。我在“文革”期 间也在国内搞过旅游工作，了解了希腊的旅游业，才知道我们那时的作法根本不是“旅 游”，离现代的旅游事业太远了。航运、旅游、侨汇是希腊外汇收入的三大支柱，这同 中国经济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希腊自加入欧共体后，她的经济、政治、外交是属于欧洲共同体范围，他虽处在地 中海东部，是爱琴海的大国，但仍在美国地中海政策之下，海岛上驻有美国军事基地， 在地中海风云中她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他同土耳其关系紧张，希土双方扩军备战，战争 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他们又都是北大西洋公约同盟国家，双方剑拔弩张，目的在争取更 多的军事援助，建立比对方强盛的军事优势。至于巴尔干形势，土耳其已失去在巴尔干 半岛的势力，苏联也不能完全影响巴尔干，希腊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关系较好，他们 共同对付那时的阿尔巴尼亚。均势是存在的，平衡还未能打破，希腊在这方面起了一定 的作用。希腊半岛上空虽然阴云密布，但尚未有暴风雨来临的预报。 
<center>“外交能手”帕潘德里欧</center>     希腊的党派较多，所有的政党都是公开合法的。我去时是新民主党执政，最大的反 对党有泛希社运咱称是社会主义党，参加了欧洲社会民主党联合和共产党国外派。我除 了同执政党的领导人士交往外，还同其他在野党派来往。1980年新民主党已执政三届， 1981年将举行大选，我去时已面临大选前的活动时期。     泛希社运党在帕潘德里欧领导下最为活跃，他以社会主义、反对美国军事基地、退 出北约等为号召，净取激进的工人、青年学生等群众的支持。在我拜访各方面人物和了 解后，根据我们大使馆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分析大选形势，认为泛希社运（泛希腊社 会主义运动）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较大，至少也将是议会中第一大反对党。我曾 拜访并宴请其领导人帕潘德里欧及其夫人，同他进行过几次交谈，使他了解中国对外政 策的立场及国内形势的发展，并从他那里知道他的党活动的情况和对大选获胜的信心。 我的夫人宴请他的夫人（美国人）及其女秘书，品尝中国菜肴（那时中国菜肴成为外国 人追求的一种时髦），在这种家庭式的聚会中，谈话更为随便，双方的友谊就更进了一 步。     在这里附带提一点，就是我的夫人宴请帕潘德里欧夫人时，请了帕的女秘书，她是 位中年的希腊妇女、会说几种语言，极有才干，是处理帕潘德里欧一切活动的安排及管 理家务的负责人，她能来中国大使馆作客非常高兴，她与我馆办公室管礼宾的女同志说， 大使有事找帕潘德里欧直接打电话找她就可以。     1981年希腊大选结果，泛希社运获得大胜，帕潘德里欧组阁成为总理，照例各建交 国家首脑都要发贺电，表示祝贺与承认。我国外交部在接到使馆电报时即发来我国家领 导人的贺电，我们按例将贺电送希腊外交部。而当时希腊外交部内官员仍是原来新民主 党的人主持工作，没有把中国的贺电及时上报及发表。帕潘德里欧有点焦急，因为他以 标榜社会主义反对美国的口号上台，而得到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祝贺是他这个新任 总理在外交上所必需的。他那位女秘书打电话与我馆联系询问，我们说中国政府的贺电 早已送交外交部，她要求即刻送一副本给她—总理办公室，我们照她要求做了，第二天 希腊所有报纸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帕氏当总理的贺电。     帕氏组成内阁就职后二、三天，就通知我，总理要接见，这是他上台后接见的外国 第一个大使。自然这次接见是礼节性的，我代表我国政府领导人向他表示祝贺和表示中 希两国友好的愿望。他的谈话友好而简短，双方交谈不涉及任何问题，但接见形式隆重， 大批记者和希腊电视台记者都在场摄影。当天晚间新闻广播，电视台广播，成为一重要 新闻。     次日，他就接见了美国大使，一样的广播和上电视。我也知道他首先接见我的考虑。 他虽然标榜社会主义、反对美国、反对美国军事基地，但这些只是争取选举胜利的手段， 他并不真正反对美国，相反还想从美国方面获得好处。若他一上台就同美国接近，这对 他形象很不利，也会马上丧失威信与民心，所以他先接见中国大使然后再接见美国大使， 显得较为自然些。我被他抬高了在外交界的地位，实际是他平衡对外关系的一种手段。 我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因为从希腊国内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来说，中国实实在在是 不能与美国和欧洲各国甚至同阿拉伯国家相比的。但是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不但可以 同新的希腊政府各个部门开展活动，而且在雅典的外交界也可以受到一定的重视。这就 是所谓的外交。 
<center>旅游大国巧挣大使的钱</center>     我原来以为中希两国相距遥远，历来没有什么交往，希腊人民不一定会知道和了解 中国，但事实并不如此。有一次我们去克利特岛旅行，车子走到乡下一个路边酒店休息， 我和我的夫人、一位调研室主任和一位翻译一行四人，坐在凉棚桌下休息。突然有两个 邻座的中年汉子对我们说，你们不买我们希腊的产品，却大量在我们这里卖你们的汽车、 电器，这太不公道了吧！我们一听知道他们认错了人，就说我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 谁知他们听后马上翘起大姆指说，中国人，毛泽东，对我们特别友好，一定要请我们去 他们附近家办葡萄酒厂喝酒。希腊的左派人士特别是在二战后希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 争在一般希腊人民心中记忆很深，他们特别钦佩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打垮美国支 持的国民党政府。所以新中国、毛泽东在有些希腊人中并不陌生。     希腊是开放旅游国家，外国大使去各地旅游可以不通知外交部，我也常以私人身份 自行去外地、各岛上旅行。在泛希社运党上台执政后，有一次我同我夫人、秘书、翻译 去希腊北方重镇，也是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旅游。萨洛尼卡连接土耳其和巴尔干各 国，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马其顿接壤，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十分重要，有许多历 史名胜，就是现在还保持着中世纪东正教十几个大寺庙，仍把中世纪僧侣生活习俗当宗 教仪式的阿索斯岛也在萨洛尼卡区内。     因为是私人旅游，我们只住在一个饭店的普通房间。那时希腊北方邦的邦长是泛希 社运党重要人物之一，在他们未上台前，这位邦长同我认识，算是我结交的一个朋友， 他的邦政府就设在萨洛尼卡，我去拜会了他，他很友好，并专门设宴在旧王宫请我们吃 饭。我们回到饭店后突然受到饭店经理的特别招待，并一再道歉表示不知是大使光临， 接待不周，给我换了一套特别客房，摆着水果点心及鲜花。我的翻译问他如何知道是中 国大使，他说中午从电视上看到大使同邦长会见才知道的。我们本来因是私人旅行想省 点钱住普通房间，他这一换房，礼遇是提高了，但我们多花了不少钱。从此也可看出希 腊人作旅游工作的精妙处。     我在希腊两年，在希腊学界中把我当作文化大使。曾在中国当过大使的“菊花” （他的希腊名字译成中文为菊花）先生回国后当了大学教授，他写了一部《中国哲学 史》，用希腊文介绍中国的哲学，重点写孔子时代的百家争鸣，以此书来比较希腊古代 的学术思想。他是一番好意，要把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哲学介绍给西方。     一些希腊朋友也希望我能把希腊文化一西方文化的代表介绍给中国。我正好因为要 了解希腊，在学习研究希腊历史，重点是研究近代史，我在工作之余搜集希腊近代、现 代的历史及其发展经过，在这方面得到许多希腊朋友的帮助。为了深入了解希腊在二战 后，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几乎已控制全希腊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如何被美国支持下的希腊右 派势力打败的，我不仅与当时与美国联合的希腊右派现已退休的头头谈过，还同当时希 共党员以及担任过希共军队的师长谈过。这样我就拥有较详实的资料，我在接受“菊花” 先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礼品时，曾表示我要写一部《希腊近代史》作为回礼， 也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小纪念。     我于1982年回国后即将《希腊近代史》书稿整理好，商务印书馆答应于1987年出版。 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1995年）还未印出。在我国出版这样一本书是如此的困难， 使我无法向那些希腊朋友交待，我这个“文化”大使也只是说说而已。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5:14

<center>第十七章　重返燕园总结外交工作</center> 
<center>1．离而不休，在北大教授外交史</center>     读书做学问，是我青年时代的梦想。然而，抗战的烽火迫使我们许多老一辈的知识 分子弃笔投身抗日活动。这一停差不多停了50年。     1982年，我已过古稀之年，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候。这一年，我们同一代的许多大 使离休了。有的大使因年事已高，多有疾患，便颐养天年。有的大使身体尚好，希望老 有所为，发挥余热，应聘到有关大学去担任兼职教授。     我重返燕园，来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同时还担任外交学院的兼职教授。     北大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城内的沙滩红楼迁到燕京大学旧址。重返燕园，感慨 很多。五十多年前，日寇入侵华北的时刻，若大的北京，已容不下一张书桌。连燕京大 学这样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也自身难保。我读书报国的青春梦想幻灭了。是共产党领 导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救亡图存。     重返燕园后，我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圆我青春的梦想，当回编外教授，读读书，做 做学问，也好好总结一下跟着党、毛主席周总理办外交的几十年工作。无论其得失好坏， 总算对后来人有个交待。     从1982年起，我先后给北大国政系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新中 国外交史、外交学的理论与实践、西藏问题等课程。在编印教材讲义的基础上，也出版 了相关的几本书。在此，我尤其要感谢国政系的前后几任的系主任张汉清教授和梁守德 教授。他们为我讲课大开绿灯，为教材的出版穿针引线，使我有更多时间读书做学问。     在给同学们上课的同时，我也花了部分时间写写豆腐块的小文章，谈谈当大使的活 动，外交的花絮轶事，这倒成了普通读者追踪的对象，许多报刊转载，这却出乎我的初 衷。 
<center>2．特命全权大使，事实上授权有限</center>     一国派驻外国的大使，是本国国家元首、政府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国家。 所以大使授权是有限的。国家在外国的形象，同驻在国的关系，都可以从它的大使的活 动中表现出来。     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是友好的，中国大使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我在这里谈一下我 去尼泊尔南部的例子。     尼泊尔南部是平原，属于泰莱地区，是和印度接壤的热带区。那里有尼泊尔微小的 工业，如火柴厂、小型亚麻厂，锡铜手工艺厂等，都是工艺落后，资本小，经营陈旧， 多半甚至全部由手工操作。印度在尼境内大一点的城市如比尔甘吉也开设有工厂，以亚 麻厂较大较多，因为泰莱区出产亚麻，而亚麻又是国际上需要的货物。印度开设的厂自 然比尼泊尔人开设的大，但也不是先进的，主要是因为尼人力便宜、吸收尼原料方便和 可以漏税、偷税等特权。由于这个区域天气炎热、卫生条件太差，居民贫困，物质缺乏， 几乎没有什么外交官和外国客人去过，更不用说外国大使了。     我这次去，自己带着汽车、秘书，派头不小，自然引起轰动。尼泊尔泰莱区专员早 已接到他们外交部通知，对我热情款待，但那里没有饭店，也没有政府招待所，临时找 了一家当地高级住房收拾好后供我居住，还找了一位厨师，一个招待员侍候我们。这位 厨师自然是他们认为最好的，而顿顿咖哩饭，实在难以下咽，我们司机自告奋勇下厨做 中国菜饭，不但我们，连尼方招待员、厨师吃来也非常满意。我们出去参观，坐着豪华 的奔驰车，沿街围观的人很多，车一停下即被包围，我们都成了被参观者了。     从比尔甘吉一条大街南行不远就是印度。两国交界处用一根木竿拦着算是国界，每 天早晚开放，任尼、印人来往，不需要什么证件，也没有检查，栏竿两边有各自的警察 把守。我去参观时，印度方面停有军车和边防军巡查，据尼方官员说这是少有的，大概 是因为我去了的原因。印、尼双方在这里和平相处，尼方儿童、妇女及男人过印境去做 工的多，每天不下几百人；印方过往的大半是商人，也有小贩小商的过来做生意，都是 早晚来往，中午也开放一两小时。我在比尔甘吉城市看到的是贫富悬殊现象，尼泊尔贫 民多，生活困苦，而大腹便便、衣着整齐的大半是印度人。尼方的泰菜区实际成了印度 资本家控制的地区，至少在经济、商业、工业和金融方面。尼方泰莱区是块狭长地带， 长约百公里以上，宽约几十公里，除少数市镇外，大半是原始森林地区。尼方大区行政 长官派人陪同我坐汽车围着森林地带参观了三天，那里有尼国王猎虎的地带。森林中有 野生动物，以老虎为多，尼国王养有象队，猎虎是用象队四周将虎包围起来，包围圈逐 渐缩小，把虎围在圈内，国王及其来宾坐在象背上用枪射击。这样猎虎运动（他们称为 运动，又是一种仪式）每隔两三年要举行一次。这是尼王国的一个盛大节日，每次国王 都邀请外国贵宾（如元首、首相等）和大使们参加。国王、王后带着卫队、帐篷。一切 行政人员、物资，连同拉纳家族的达官贵人、贵妇浩浩荡荡，搭置行宫，用费不少。但 据说这是拉纳家族始祖巴哈都尔统治尼泊尔时的传统节日，必须举行的。国王曾邀请我 参加，我没有去，许多被邀请的大使都没有去，只派了武官去了。据说现在这种猎虎运 动已大非昔比，去的人很少，胜况早已过去，不过是陪着国王玩玩而已。这次我来泰莱 区沿着原始森林外围走了一遭，虽有简易公路，实在颠簸难行，道路不好，沿途荒芜， 草深林密，人烟稀少，真有点探险的味道。     我在返加德满都前夕，曾举行一次冷餐招待会，我同秘书、司机等忙了两天，用的 全是中国菜，中国酒，招待行政区的长官、尼方富商、退休的尼方军政官员约四、五十 人，大家聚集一堂，随意取食，谈话，非常自由。尼方人士特别对中国春卷、炒面感兴 趣，喝着我带去的茅台酒，称赞不已，说这是他们那里空前的一次外交盛会。     我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尼方南部情况，结识尼方朋友，扩大我国影响，加深中尼友好 关系。出我意料的是了解到了泰莱区的经济情况和印度对尼泰莱区的控制。印度有一条 铁路线由加尔各答通到尼境比尔甘吉。尼泊尔是内陆国，这条铁路线是尼唯一的对外通 道。但印方常以断绝铁路运输要挟尼泊尔，要尼方服从它的条件。     尼泊尔是喜玛拉雅山南麓小国，北面雪岭连绵，与中国西藏的交通为高山所阻，只 有几处羊肠小道可通。中部为丘陵地带，土地肥沃、为主要农业区，但也只有加德满都 河谷开发，此外中部东西全是横断山脉所阻，交通非常不便。南部泰莱区属于热带，地 方狭仄，几乎全是原始森林，开发的地方又全由印度人经营，几乎是印度的殖民地。尼 泊尔想开发该区，先沿该区山脚东西向修一条公路，想请中国援助，印度坚决反对，后 来由印度和苏联分段包干援建。到我去泰莱区时，只见苏联专家先修筑他们住房，洋楼 别墅，内装空调，院内有游泳池，未修路先修专家楼，与在中尼公路上的中国专家简直 不能相比。据说印、苏援助，修公路的款项在印、苏专家身上就花去不少。尼方官员对 我说，他们援助的首先是他们的专家。     我的泰莱之行，还曾引起一段小小的外交交涉。原来我国帮助尼泊尔修建加德满都 至中尼边境的公路，我们称为中尼公路时，曾引起印度和美国的反对，认为那是条中国 南下的战略公路，被尼政府顶住了。现在我又去泰莱，印度误认为中国对泰莱有兴趣， 要干预印尼关系，或者准备要南下泰莱。不只印度，连美国那时也怀疑。他们都向尼泊 尔外交部询问。那时尼外交部长是由比斯塔副首相兼任，他向我谈及此事，表示愤慨， 对印、美大使的询问认为是干涉内政。我也只好一笑置之。在当时，中、印、尼、美四 国关系微妙，我的泰莱之行就不单是个人的行动了。     作为一国大使，要同驻在国政府交往，首先要通过外交部。两国关系如何往往通过 大使同外交部的接触可以看出。     新中国的外交，自开国以来就集中统一在北京，一切都由周恩来总理负责处理，当 时先是由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后来陈毅任外交部长时仍是事无大小都要经过周总理。 驻外大使名为特命全权大使，其实授权太有限了，事无大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的规 定很严。驻外大使一切言行都按国内外交部指示进行，一切对外交涉事件，连同如何表 态的具体说词都由外交部经过周总理批示发来电报，大使只能按来电指示执行。大使和 大使馆可以将了解的情况、对事件的分析及建议报回，听候国内指示行动，不能自己认 为是对的不经请示就行动起来。连普通招待会同外国人谈话，除寒喧问候外，牵涉一点 实质性问题都不能随意表态。我这次泰莱之行，当然事先经过请示，事后将经过情形汇 报。外交部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也就是批准我的报告了。     只按照规定，或者上级对某事的指示办事，固然不会出错，但也不是出色的大使。 大使作为党和国家的耳目，不开展活动难以了解情况，所以大使必须要进行活动。 
<center>3．大使馆的招待会</center>     外交大使的招待会比起正式宴会来，气氛轻松而热烈，友好而不拘形迹，但在觥筹 交错中，在握手言欢时，一个微笑，一次点头或几句话，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姿态， 或者是机敏的对付，因为这毕竟是外交的聚会，反映了国与国之间或明或暗、或稳定或 变化的关系，或许是历史演变的一次浪花……     当大使的可以用各种理由举行招待会，而最重要的每年必须举行的是他所代表的国 家的国庆节招待会。     两国间的关系和这个国家在国际间的地位可从参加国庆节招待会的客人表现出来。 一个国家的大使在驻在国举行国庆节招待会，驻在国一般只派一位或两三位内阁部长出 席，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不参加的。但是也有例外。记得在50年代初，印度是新兴的 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它在当时东西方冷战时自称是中立和平国家，它同东西方两大集 团的国家都有关系，所以驻新德里的外国大使馆较多。那时印度外交部曾向各国使馆发 出通知：尼赫鲁总理因公务繁忙，不能参加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但当印度驻中国大使馆 第一次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印度大使获得了特殊的荣誉。所以在 新德里的中国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时，印度的总统和尼赫鲁总理都参加了。这自然是外 交上的对等待遇，也是当时中印两国相互需要友好的一种外交姿态。 
<center>尼泊尔国王对中国大使招待会热情友好</center>     驻在国出席外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的规格，由各国自己决定。1966年我在尼泊尔 当大使时，加德满都有20多家大使馆，各国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尼国王、王后差不 多都出席了，一般只坐十来分钟就走。我在举行国庆招待会时，事先不是同尼外交部， 而是同王宫秘书处联系好，知道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什么时间来参加。在招待会开始时 我同我的夫人就站在招待会大厅门前接待来宾。像这种招待会一般在请柬上写好时间从 几点到几点，多半是两个小时，客人是在这两小时内来来往往。因为许多人知道国王要 来，所以招待会一开始大批来宾都如期先到了，特别是尼政府各部官员、拉纳家族的贵 族、将军们、军队里的现役高级将领都早早来了。国王、王后来后，我即同夫人陪同到 大厅特设的座位上就坐，其他的客人照例是不坐的。在我们同国王、王后寒喧问好，国 王照例向我祝贺国庆时，就有尼王族、大臣。将军等来到尼国王、王后的面前表示敬意。     马亨德拉国王非常精明，一般出席这种招待会只坐十来分钟就走了，但在中国大使 的招待会呆的时间要长些，约有三刻钟。他还下座位来到大厅中同来宾中要人如各国大 使，拉纳族的老一辈的贵族交谈几句，表示他王家的风度，也自然抬高了中国大使招待 会在外交社会的地位，因为有许多人平时是难以见到国王和王后，不用说同他们谈话了。 只有在国王走后，其他的来宾才能离开。我和我的夫人送走国王、王后后，就站在大厅 门前一一送走客人。     在这种招待会上，当主人的大使夫妇除了至少要站立两小时外，还要随时注意来客 的身份与地位，招呼使馆人员给予恰当的或者特殊的照顾，对各国的大使夫妇要找机会 前去碰碰杯、交谈几句，以表尊重和友好。举行这样的招待会，大使夫妇同全馆所有人 员一样，在体力和精神上是劳累的，但也是愉快的。

宁河汉字 · 发表于 2009-10-11 17:25:28

<center>参加苏联大使馆一次敏感的招待会</center>     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凡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大使都必须应邀参加。但是也有例 外。中苏关系从70年代起虽未断交却已恶化，双方驻在第三国的大使馆之间很少来往， 在对方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大使都不去参加，最多派一位参赞去。     80年代初，我在希腊当大使时，中苏已开始举行代部长级磋商，但相互对立的情绪 仍很大。当苏联大使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我在得到外交部同意后去参加了。这个外交 行动出乎雅典外交界的意料，尤其引起新闻记者的重视，纷纷向我打听中苏关系情况， 引起许多猜测。当第二年我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苏联大使穿着全副大使礼服盛装来中 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     在这里还要谈一下相反的一件事。70年代末，中国以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反 对以色列。而且中东阿拉伯国家也历来以中国的支持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有力背景之一。 我的前任驻希腊大使，因为公务繁忙，一天乘车回馆，在馆门前即被使馆管礼宾的同志 截住说，某国大使举行招待会的时间到了，要大使及司机赶快驱车前往。     于是大使的插着五星红旗的专车赶快掉头开走了。这位司机没有问清楚就顺着有许 多大使车前往的地方开去，谁知却开到以色列大使馆去了。我的前任下车即同站在招待 厅门口接待的大使握手，但发觉似乎不对头，厅内许多来宾都对中国大使的到来感到吃 惊，他一看原来是到了以色列大使馆，马上就离开回馆了。他这次行为完全是下面同志 与司机安排的错误，但这一下却引起外交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大使们的轰动与吃惊，以 为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改变了。此事经过解释自然得到谅解与平息。那时正在“文革” 末期，他的这次行动也引起外交部的不满与指责，甚至在“极左”思潮下要给予严重处 分，还是当时毛泽东主席见了报告批示召回国就行了。从此可以认识到出席与不出席一 个国家大使的招待会的意义与敏感性了。     当大使的出席另一国大使的招待会，时间要掌握恰当，除非特殊情况，不能去得太 早，但也不能太晚。太早显得双方关系过于亲热，等于替主人帮助接待。太晚了，驻在 国的主要客人已来了，接待的大使夫妇已不在门口迎接，你去了先得找主人表示祝贺， 这时主人多半是在陪同驻在国的主宾，还要向先到的各国大使和其他客人（至少你认识 的）一一前去握手问候，显得被动与尴尬。我因为有前任大使的经验，在准备参加招待 会前，总是让司机先去探路，落实该大使馆的地点，行车时间需要多少，路上车辆拥挤 情况，要在恰当时间赶到。所谓恰当时间就是随同大批车辆一同到达，这就显得很自然 了。     我在越南当大使时，河内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由于与北朝鲜建交国家不 多，它同西方及东南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显得有些孤立，出席他的招待会的各国使节 不多。中朝是友好国家，我国的大使馆同朝鲜大使馆关系很好，所以在朝鲜大使举行招 待会时，我去的比规定时间早，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显示两国关系的特殊。有时朝鲜使 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我国使馆人员几乎是全馆出动，使显得冷落的朝鲜使馆热闹一阵子。 这些行动都含有外交和政治意义。     除了国庆节招待会外，大使馆可以用各种机会举行招待会，如本国政府派来的各种 代表团，或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应邀来进行访问等。特别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 问时，是大使馆最忙的时刻。在这时举行的招待会，或者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自己出 面邀请，作为对驻在国政府招待的答谢，或者由大使出面举行，而这是一个大使馆另一 种重要的招待会，驻在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要来参加，招待会上双方要发表讲话，这种 讲话往往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谈到两国关系，访问的结果，而且会涉及到国际问题，因 而这类讲话人们非常注意，各国政府也极为关注。这种讲话多半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亲自或由其顾问草拟，大使只是一个参与的人。但大量的技术性工作，招待会的一切事 务性工作都是由大使馆完全负责完成的，其繁忙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可是在政治上、外 交上与两国关系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当大使的及使馆全体人员虽然再辛苦也是愿 意干的。 
<center>设法接触与注意回避</center>     一个大使出席各国大使馆或驻在国举行的招待会，还要注意所有参加的客人，哪些 是需要特别接触的，哪些是需要避免接触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一国大使的言行是代表 国家的。一些驻在国有影响的人物，平时没有机会见面，往往在这种场合经人介绍与他 们认识，从而交结了新朋友。作为大使为了广交朋友不能错过机会。广交朋友的结果不 只是结识几个人，对一些在驻在国有影响人物的结识并进一步与他们成为朋友，对于大 使的工作是较为重要的。但是也要注意避免与某些与本国关系不好甚至敌对国家的大使 或外交官接触，以免引起外交界的误会。     当中国执行反帝、反霸，支持被压迫国家独立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时， 我国与以色列、南非、南朝鲜等国在外交上没有关系，而且还经常支持阿拉伯国家、北 朝鲜，及南部非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非法行为进行谴责。但他们同许多国家有外交关系 并派驻大使，这样在各种招待会上就可能要和这些国家的大使或外交官碰面。     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经常同以色列的代办出席同一个招待会，以色列那时已表示 承认新中国，遭到我国拒绝，但它的外交官总设法与我接触。最有趣的一次，是我进洗 手间时，这位以色列代办也突然进来了，室内只有我们两人，他就伸出手来要同我握手， 在当时我国外交气氛下怎么能同以色列外交官握手，虽然在当只有两人。我当时较为紧 张，扭头不顾而去。后来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南非、以色列、南朝鲜在希腊都派驻有大 使，这些国家在当时我国对外政策中也是“不可接触”的，特别是以色列和南朝鲜（韩 国），前者为了照顾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后者是为了支持北朝鲜的立场。所以当我出 席各种外交招待会时，我要注意这几位大使的动向，比如当以色列或南非大使同一些欧 洲或美洲国家大使在一起时，我就不去同他们见面打招呼，因为如我过去和一些建交国 家大使握手，他们如向我伸手，不握手有失外交礼节，在外交上使别人难堪也令自己难 堪，但如握手则在外交上犯错误，很可能引起阿拉伯国家大使的不满，甚至怀疑中国的 对外政策是否将要改变。那时南朝鲜大使很想同中国接触，在外交场合他常常找机会与 我接触，我总是注意他的行动不给他机会。这些看来都是些小事，而当大使的不管他举 动的大小，都是具有外交和政治意义的。当然在今天，叨年代的中国，我们的外交政策 有了重大改变，上述的情况自然也有了改变。     出席各种招待会的各国大使，因种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的分成几个小集团，如欧 共体各国的大使，前苏联和东欧的，南美洲各国的，阿拉伯各国的大使们，他们到了招 待会，都是先到各个地方走走，同认识的客人接触，多半找各自的“集团”在一起谈话。 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常找与我熟悉的大使，如日本大使，他同我曾在越南认识并在事务上 互相帮助，关系很好。现在我们又在雅典相遇更为亲热。又如当时南斯拉夫大使，我去 希腊后同他交往较多，在观点认识上谈得来，我们两馆的关系也很好。在阿拉伯各国大 使中，科威特大使是与我同时到雅典的，在出席希腊政府各种正式礼节会上，因我们是 同时呈交国书，所以常排在一起，因而我们谈话较多也很融洽。那时我国尚未同沙特阿 拉伯建交，而沙特又是一向以反共出名的，如沙特大使同阿拉伯国家大使在一起，我就 不便过去打招呼，但科威特大使特别热心，他主动把我介绍给沙特大使，并把我赞扬了 几句，说可以作为私人朋友。这样，在招待会上引人注目的阿拉伯国家大使“集团”， 我也可以过去与他们周旋一番了。还有埃及驻雅典大使。因为萨达特与以色列签订和约， 受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它的大使很少同各国大使活动，在招待会上也往往是孤立的， 我同他却谈得来，在各种外交场合也常在一起。当大使的代表国家，在各种外交场合上， 他的言行既不要显得孤立不同人接触，更不能显得太活跃，像有的大使那样满场飞，到 处逢迎，有失国家风度。 
<center>一次最热烈的招待会</center>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出以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为团长，我为副 团长的代表团，先去河内进行第一轮谈判。这次谈判不仅轰动亚洲，也是全世界注目的 大事，各国记者云集河内采访谈判情况。     在第一轮谈判结束时，我以大使的名义为接待我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一次招待会，除 了邀请越方代表团外，还请了驻河内各国大使、外交官及一些新闻记者。这次招待会使 馆准备很充分，特别派人去曼谷（中越已不通航，河内对外航空线只有去泰国一路）采 购，光鸡腿就买了200对，这次招待会轰动了河内外交界和新闻记者，要求参加的很多， 我们尽量满足，把使馆几个大厅及餐厅都通通打开，来参加的近两三百人，挤满了几个 大厅，而韩念龙团长和我成了被包围起来访问的对象。谈判内容是什么，达成了什么协 议，越南对柬的态度，中越是否还打下去或谈下去，中越各提了些什么条件，中越关系 的前途如何等等问题，象闪雷一样的纷纷提出，追问不休。谈话声、碰杯声、照相机的 卡喳声夹着闪光灯混合在一起，几个大厅喧嚷一片，真是一次热烈、紧张的招待会。     几位平时来往较多、比较友好的大使即找我约好时间进行单独谈话。在我送走韩团 长后，我又进行了几次小型宴会分别请和我友好的大使私下谈谈，诚恳地回答了他们各 自需要了解的问题，这是阐述我国外交政策的极好时机。 
<center>交际中捕捉信息</center>     驻外大使馆举行各种招待会，大使夫妇及其他外交界参加各种招待会或专业性的集 会，如武官、商务参赞、文化教育参赞、新闻处等都有他们自己同行外交官的聚会，所 以，大使馆的外交活动是很多的。还可以举行电影招待会、各种展览的招待会，文艺团 体访问的招待会，各项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或来访问也可以举行招待会等等。这 些招待会规模不会太大，参加的客人也有一定的范围，但却不能低估它的作用与影响， 可以从各个方面增加同驻在国的关系，增进互相了解，联络同驻在国各方面的感情，它 的影响是深远的，大使馆对这类活动是不能忽视的。     招待会还有很重要的特殊作用，是其他集会难以相比的，就是可以在客人间互通消 息与情况，从中可以获得一些难以得到的消息或情报。因为在一种大型招待会上，各种 人物如政界、外交界、新闻界的人很多，可以自由交谈，往往在这种自由交谈中可以获 得重要情报。     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国际间出了几件大事：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埃及萨达特总统被 刺，伊朗、伊拉克发生战争，土希在塞埔路斯的争端等等，一时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热 点，在招待会上你可以了解从报纸上了解不到的情况和各国对这些事件的态度。比如两 伊战争一开始，约旦大使即对我讲，他们站在伊拉克一边，而且还说今后中东形势要改 变，不是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问题，而是波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问题成为重点。他 这个看法使我惊奇。两伊战争的确给以色列以机会，但并未改变中东以阿矛盾为主的形 势。约旦大使的说法不是他的判断有错误，而是表明他的国家对两伊战争的设想与计划。     又如在1981年希腊举行大选，是希腊两个主要政党即现执政的新民主党和在野的泛 希社运党之间的较量，而后者标榜激进的社会主义，反对美军事基地的存在，所以，人 们对大选结果都很重视，特别是雅典的外交界。因为如果泛希社运得胜上台组阁，希腊 可能会有政策上大的改变。在大选前夕，此问题已成为外交界聚会时议论的焦点。我们 使馆的外交官也积极活动、调研讨论此次大选的结果，外交界各种说法、猜测都有，由 于两党势均力敌，对选举的预测众说纷坛。我在几次招待会上同希腊几位有影响、活动 力强的新闻记者交谈过，由于我同他们平时有交往，他们愿意谈一些真实情况和最近两 党活动的动态。我又同执政的新民主党的议员交换意见，自然也同泛希社运，共产党国 内派和国外派以及其他小党接触，倾听他们对大选的的看法。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泛希社运党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些交谈在各种 外交招待会上是很容易进行的，所得的信息多而杂，重要的要靠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招待会也是各国情报间谍人员活动的场合，但他们是隐蔽的，以各种公开职业如外 交官的身份出现的，而在招待会上接头、递送或搜集情报是最好的掩护地方。我国驻外 大使和外交官不准搞隐蔽的非法的情报活动，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时间 久了，也可以观察到谁在进行这种活动。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最猖狂的， 他们几乎毫无掩饰地活动，只要多留心观察就可看出来，对这些人当大使的特别是那时 的中国大使是要避而远之的。招待会上各国外交官间的互相交谈也是一种获得情报的来 源，但这是公开的合法的外交活动，是国际法与国际惯例允许的，越过这个范围就属于 非法的了。     各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特别是像国庆节那样重要的招待会，其外交、政治意义很强， 各国大使馆都是很重视的。但在招待会上供应的东西如酒、食品方面各使馆就不同了。 有些国家的使馆，其经费采取包干制，大使和各级外交官的费用，包括住房、车辆、伙 食、外交活动（包括各种招待会、宴会）实行包干，花多少由其自定，所以他们的工资 费用都高。但是一般地说他们举行招待会供应的酒、食品并不十分丰富，经常是通过服 务员捧着食品盘、酒水盘在来宾中转游，客人就用盘中的牙签自己取用，因而又号称牙 签招待会。中国大使馆那时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政府报销的，所以在招待会上供给的酒 （主要是茅台，也有其他西方的酒）和食品都极丰富，而且有中国特色，除由服务员捧 盘流动提供外，还专设几处大的酒类食品台，源源不断地提供，尤其是芳香四溢的茅台 酒，更为一般客人特别是瘾君子喜爱，许多人认为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是一种既光 荣又享受的机会。     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不但丰富而且近乎奢华。他们多 半租用五星级大饭店的几个大厅，用好几处长食桌摆满了各种名贵的食品，除了阿拉伯 名贵的烤全羊等名肴外，还有昂贵的龙虾、抢抱鱼、加州小牛肉、北海的美鱼及大量的 鲟鱼鱼子酱，四处摆满由外国（如新西兰）运来的鲜花。这种摆阔的气派自然显示他们 国家的富有，这是招待会中别开生面的一种。 
<center>4．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动</center>     驻外大使的夫人，享有同大使一样的外交特权，在外交界以至驻在国的政府机构、 各种社团都享有令人尊敬地位，她的外交活动也很重要。我在希腊当大使时，我的夫人 伍仪瑜她原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是负责联合国所属各种组织的处长，去联合国出席各 种委员会，她本人既是外交官。同我去希腊时她负责文化处工作，同希腊文化界交往， 举办过我国各种文化、艺术品展览。但她又是大使夫人，我们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招待会， 因她自己能说英语因而结交不少大使夫人及驻在国妇女界知名人士。各国的大使夫人们 常常进行一些活动，除了出席驻在国的妇女儿童集会及节日外，还参加驻在国总统夫人 的招待会。驻在国有些妇女名流，妇女活动家、艺术家、各业专家也经常举行集会邀请 各国大使夫人们参加，因而可以结交许多朋友。大使夫人也经常邀请几位自己熟悉的朋 友来使馆宴会，看电影，欣赏中国艺术品甚至进行中国烹调技术的学习等。不要小看大 使夫人们的活动和招待会，西方虽然没有妇女半边天的说法，但妇女界知名人士的活动 往往在社会上、政治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而它在外交界的影响是无形的。我在希腊时， 埃及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埃及大使馆在雅典外交界主 要是阿拉伯国家间比较孤立，埃及大使馆门卫森严，严防恐怖分子捣乱，埃及大使夫妇 也很少活动，但同我们使馆交往较多。埃及大使夫人就同我的夫人的关系很好，她们常 常互相宴请，我的夫人在请她时也请了几位互相了解的大使夫人及希腊妇女界知名人士， 这样打破了埃及大使夫人的孤立感。土耳其同希腊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它的大使馆也是 在雅典警方保护之下，戒备很严。土耳其在雅典的领事馆前也常发生爆炸事件。因此， 它的大使及夫人也很少出外活动，但它的大使夫人却同我的夫人关系很好，也是经常来 往互相邀请，后来土耳其大使离职被任命来中国当大使时，我们两馆的关系更为亲近， 他的夫人要了解中国及北京外交界的情况等等，同我的夫人着实地亲热来往了一阵。在 开国初期及80年代以前，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多半是做内部工作，老资格的大使夫人都是 负责馆内政治思想工作，也陪同大使出外活动，但正式当对外的外交官公开出外活动的 不多，凡是能单独对外活动进行夫人外交的总是会有很好的效果的。 
<center>5．中国驻外使馆的一些内务</center>     最后我想谈一下中国派驻国外大使馆的一些内部情况。我记下的只是80年代以前的， 是我亲自经历的。虽然各处的使馆情况不同，但总的情况是一致的。 
<center>大使馆的组成</center>     大使馆是一个国家派在驻在国的代表机构，同所有国家派出的大使的一样，大使馆 由各国各有关部门派出人员组成。中国大使馆派出的馆长大使，开国以来都是由国务院 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的，形式是重要的，因为他是代表国家。大使馆 除外交部派出政务参赞、办公室主任及其工作人员，机要秘书、调查研究室的人员外， 还有由外贸部派出的商务参赞组成商务参赞处，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文委会是单独属 国务院的一个部级机构，文革后改属文化部）派出参赞或专员组成文化处，总参谋部派 出武官组成武官处，新华社派出记者组成新华分社，领事部门虽由外交部派出，但在有 华侨的国家，侨委会也派出人员。这些部门都是各使馆常有的。有的国家我国还派出科 技干部等。这些部门都各自有其业务范围，都各自受其国内上级领导，同时又受大使领 导，即所谓双重领导。它们的业务和人事全由其国内上级部门管理，但其对外业务都需 要大使同意或批准。     大使馆实行党委领导下馆长负责制，重大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讨论决定，报国内批准。 平常事务大使有决定权，党委的决定也由大使负责实施。除业务外，其他生活，对外活 动，如用车、宴请等都是由办公室负责。使馆所有人员的薪金、住房、对外活动用费等 也都由办公室管理，办公室每年作出预算（根据各单位提出的），经党委讨论通过后报 外交部。这里就出现了矛盾，业务归各单位自理，而一切用费、使用工具、对外服务人 员都由外交部负责并由其派出办公室具体执行。办公室成了大使馆各处要求服务的中心， 常常因这些行政事务发生矛盾与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办公室主任与政务参赞的作风与 处理事务的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center>大使夫人是使馆团结的关键</center>     大使馆内人员分外交官和事务人员两类。大使、参赞、一、二、三等秘书，随员及 其夫人都是外交官，在各国政府外交部编发的外交官名录簿上印出，他（她）们享有外 交特权。西方国家驻外使馆的事务人员一般雇佣当地人。中国大使馆的事务人员，尤其 是工勤人员包括司机、厨师、花工、服务员等都不雇用当地人，而由国内外交部统一派 出，他们构成庞大队伍，因为那时中国大使馆一切活动需要的经费、工具、汽车、饮食 对外招待的用具与食品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用中国东西，由香港采购运来，由政府统一 包了，不要国内各单位更不要外交官自己花一分钱，所以各单位要多搞些对外活动，都 向办公室要，有时引起矛盾。我在使馆时一再嘱咐办公室人员要公平、合理，不要歧视 别的单位，有时我发现了，比如办公室安排哪个单位宴会多了，或少了，引起不满，我 即亲自纠正。这些事看起来是小事，但处理不好往往发生内部团结问题，特别是外交官 夫人方面争吵事多，好在我的夫人伍仪瑜识大体，顾全局，照顾团结，她的对外活动尽 可能地要有关夫人参加。一个像中国这样生活在一起的大使馆，夫人们的团结，特别是 大使夫人的作风是影响全馆团结的关键。说起来外人也许不相信，但这是具体的事实。     大使在内部有不同级别，但对外不发生任何影响，都是以特命全权大使的同样身份 出现的，在大使的待遇和生活补贴上也是一样的。外交部在“文革”以前由周恩来亲自 领导，虽说他不管部内生活事务，但在他影响下，仍然保持解放区时勤劳工作，生活简 朴，作风正派，团结和谐的作风。     “文革”以来，外交部受“极左”思潮影响，尤其是在姚登山带头夺政治部的权， 造反派挤进了外交部领导层，外交部工作大乱，演出了“一烧三砸”（火烧英国代办处， 围攻印尼、印度。苏联使馆）和要求出兵香港的丑事。当外交部副部长接见外国大使时， 造反派也要陪见，并有擅自发言训斥外国大使的事。“文革”中期，军代表进驻政治部， 而接近毛泽东的那些人则把持了外交部的一切内外事务，有的则常常以毛主席的代言人 身份出现，在部领导小组（当时取消党委）上大放厥词，人们对他们讲的是不是毛主席 说的都不敢问，也无从查对。在他们的淫威下，外交部竟私自成立专门调查周恩来材料 的小组，开设类似的秘密训练班，不但整周总理，而且否定“文革”以前17年中国的外 交方针、政策。他们还互相拉帮结派，闹得外交部乌烟瘴气，已远远不是过去的外交部 了。我当时在旅游局，虽属外交部领导但自成系统，决定不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 也一再禁止旅游局的干部参加。     外交部直到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又走上了正轨。1972年我国恢复联合 国席位后，建交国家增多了，外交部又提拔了一批新大使。 
<center>中西大使馆的不同之处</center>     中国那时派出的外交官，其待遇是与西方许多国家不同的。西方国家派出的外交官 多半是包干制，除了大使馆办公地点、大使官邸及公用场所外，其他住房、汽车、生活 都自理，所以他们的工资高，保证对外活动外还有不少盈余。大使及高级外交官如参赞 等国家给以特别补贴。许多国家的外交官都是自己租房，自己买车，自己驾驶，个人对 外活动都是自己花钱。     中国的外交官一切用费都是公家提供的，实行的是供给制。大使馆办公楼，大使官 邸、其他外交官的食宿都是由政府供给。除大使有专车、专用司机外，其他所有对外用 车都由办公室管理、分配，对外请客、宴会、招待会、送礼也都是公家提供。比如招待 会、宴会，因为是公家供给，就比那些由自己花钱办的丰富得多。因此浪费也很大。我 去越南时，中国专家援越人员已撤走，他们留下的招待品放在使馆仓库里。一次我去检 查，发现光茅台酒竟尚有几百瓶，其中有不少已只剩下半瓶。我还发现，使馆内有许多 人把馆内公家用的东西私自往国内自己家里运，这个作风很不好，后来也逐渐在纠正。 
<center>6．我对外交工作的总体感受</center> 
<center>睦邻外交不可低估</center>     我在上面所叙述的我的外交生涯与经历，仅仅是我个人所接触与处理的对外事务的 回忆，但这些对于新中国的外交斗争来说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它所牵涉的到问题 的确是属于新中国睦邻外交，争取周围国家友好相处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家建设的重要 部分。但是与当时新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比如对美、对苏关系问题比起来只能处于次 要地位。我们也绝不能小看这些争取邻国及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作用，因为它不仅是新 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的一个方面，也是表现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风格的重要一面。也 就是说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显示它不同于旧中国而且不同于当代世界各国外交的 一面鲜明旗帜，而这面旗帜确实是为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所称赞及需要。我做 了中国外交工作中一部分具体工作，我不低估它。 
<center>周恩来：中国外交的典范</center>     我们的外交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创造了新中国外交的几件突出的成就， 堪称中国外交的“第一”。     他不愧为我国外交官的楷模。     首先，在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中印关系谈判时， 他说：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应该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行。这五项原则立即得到印度的赞同，并且写在中印协定 中为两国政府批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原则，而它的产生是 在中印谈判时由中国提出的。     第二，在废除各国在华特权、取消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新中国用和平谈判取消旧约 另订新约的方式，同印度（取消英印政府在西藏的特权）和尼泊尔（废除19世纪的藏尼 不平等条约）谈判成功，签订了新的平等的中印中尼协定。这也是新中国外交第一个成 就。因为那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多不承认新中国，后来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们在中国 的特权及旧中国同他们签订的条约自然就废除了。只有同邻国印度、尼泊尔才是用和平 谈判的外交方式解决的。     第三，关于同邻国边界问题的解决，这是新中国外交方面一件大事。由于过去帝国 主义的侵略，在中国边疆上夺取了不少领土，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边界纠纷。同邻国边界 问题不解决会引起不少问题，影响到国家的安宁与建设。然而解决边界问题牵涉到国家 领土与民族感情问题，处理不好往往引起两国间敌对甚至战争。周恩来总理经过了周密 的调查研究，考虑到国际形势与新中国对周边新兴国家的关系，提出和平协商，公平合 理、互谅互让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和平友好的解决了除当时苏联、印度外所有一切 邻国的边界问题。在这些原则中，互谅互让是新中国第一次提出的，也是第一次按此原 则解决边界问题的。这不只在新中国外交上是又一个第一，在世界外交历史上也是少有 的。     第四，新中国外交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在讨论关系到国家 外交上的重大问题时，他总是要召集不只与该问题有关的外交部负责人员，而且也召集 与该问题不直接有关但属于外交部司局级干部参加。外交部处理外国事务，不同地区由 不同的司管理，而在重大问题特别关系到国家外交重大关系问题上，他都是要让各个司 负责人有所了解和理解国家的政策。那时，外交部每周有一个吹风会，会上谈的都是一 周来国际大事及我国对策。所以，虽然我们只处理有关亚洲各国关系，对于国家各个时 期的重大外交问题也是知道的。